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 ——以德庆县"三信融合"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以理念、管理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德庆县"三信融合"为案例,分析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举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德庆县以信仰建设为根本、以信用建设为关键、以信息建设为支撑,设计出一种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能的路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筑牢利益生产和分配机制,让参与者具有切实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巩固维持和拓展深化。     

国家安全议题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实践优势与价值旨归

依据党的二十大精神，依托社会治理共同体抵御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应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题。国家安全议题的提出，印证了全社会已透过外在现象认清风险本质、基于广泛共识规范大众讨论，以及党和国家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日趋提升。社会治理共同体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体现为以合力承担取代孤立思维、以明确责任克服混乱无序和以创新开放超越狭隘封闭。基于此，需坚持群众路线的价值航向，包括推动朝向基层的重心下移、以人民至上作为根本导向以及丰富群众工作的实践途径，真正确立一个以人民为基石的、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而立足于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现代化。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既肯定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又承认国家对社会的反作用,并认为维系国家与社会发展及二者关系的基础在于人民群众。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可以为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与方法指导,启示我们在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时必须坚持社会力量参与、县乡政府负责和以农民群众为本。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考北大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了新部署,并针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新论断。这一论断实现了从“社会建设”到“国家安全”的发展和跨越,深刻蕴含着从“一体”到“总体”、从“微观”到“宏观”、从“制度”到“价值”、从“静态”到“动态”的多维跃迁。然而,当前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依旧存在着结构性、机制性、制度性、本土性的难题,成为改革创新的瓶颈。因此,有必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从党组织建设、主人翁角色、政府职能、智慧治理等方面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方案,从而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治理体系,有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内在逻辑，分别是秩序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多元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权责适应的责任共同体、社会进步与人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用制度、协商、情感等多维治理工具来实现其现代化建设，需要重视解决重构基层新型人际关系、扩大群众参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等难点问题。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新时代党群关系建设的重大机遇与挑战

社会治理共同体旨在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强调人的主体性,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党和人民群众都是治理主体,党是领导核心,人民群众是参与的重要力量,双方的互动势必对新时代党群关系建设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是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是使之面临严峻挑战。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是新时代党群关系建设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注重加强基层党建,提升党群素质和改善党群沟通。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治理社会”与“社会治理”——兼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社会存在决定治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治理。中国社会治理的目的不在于对社会管理技术名词上的革新,即"统治""管理"向"治理"的飞跃,而在于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稳健发展,维护人民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和全球化情境下,谋求做到国家、政府"治理社会"向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相互治理转变,将社会治理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题研究

2020年初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抗击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使社会治理的很多短板和不足暴露出来。而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众志成城、同舟共济,这与社会治理共同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内涵基本一致。通过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含义和建设路径的研究分析,可以从意识强化、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及科技支撑等方面探索出精准有效的疫情防控对策,最终把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社会治理中的情感治理:理念、能力与路径——基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惯式,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问题有待厘清。在探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时,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策略的情感治理,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层面激活社会治理的情感治理能力,而核心则在于社区的情感治理能力建设。在治理路径上,发挥基层党建和技术治理作用的同时加强情感动员,共建情感共同体,对于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迈向治理共同体：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社区建设塑造了城市社区体制,其理想目标是完成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共同体建设。但实践中长期存在“强服务弱治理”问题,造成其理想目标均未充分实现：基层政权建设基本实现社会覆盖,但尚未实现社会嵌入,呈现“半悬浮化”特征;社会共同体建设浮于建制社区层面,自然社区则陷入“社会失灵”。新时代的社区建设,应以构建治理共同体为抓手和目标,将重心转移到社区治理上来,发挥社区基层组织的催化作用,实现自然社区社会合作和自治的实质性突破,提升居民社区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最终形成现代社会共同体。     

激活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分析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社区治理中存在行政化色彩浓厚、兜底责任缺位、科技赋能滞后等问题。为此,可纵深推进"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打造"管理圈""服务圈""生活圈"高度统一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破解治理困境。     

社会治理的概念辨析及界定: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比较分析

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需要在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来理解,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中来解释。学界现有的融合论、包含论、交差论、独立论等观点为更为准确界定社会治理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社会治理包含"自治"和"他治"两个维度,社会治理要通过有效的"他治"来培育"自治",核心社会治理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着力点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目标，牢牢把握明晰内涵特征、找准功能定位、创新实现路径三个着力点，在大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上下功夫，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上求实效。     

现代组织理论视域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现代组织理论是透视和剖析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最佳视角。在组织理论视角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就是众多社会主体的组织化联合体，其产生解决了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治理资源和力量分散、社会治理主体协同度低下等问题，为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愿景搭建了组织平台和制度保障。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度特征，它体现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合作共同体、开放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统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和不断完善，必将促进社会治理朝着社会化、民主化、系统化、协同化、专业化和高效化方向健康发展。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与城市基层共同体的重构——社会学视野下社区建设的“中国经验”(1986-201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解体,我国城市社会实践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巨变,这使得旧有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制逐渐被新型社区体制所取代。相对于西方自下而上的社区发育实践来说,我国社区建设走的是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理论界必须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认真对待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特色的社区理论。本文从历史背景、历史使命、实践历程、实践模式等方面入手,梳理了我国社区建设的内在逻辑,并初步概括出社区建设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