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视域下政府治理创新的取向与逻辑

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和挑战,探讨数字经济形态下的政府角色与边界,提出政府治理创新的取向、逻辑和路径。从特点来看,数字经济具有数字化的经济形态、平台化的市场模式、要素化的海量数据、泛在化的技术载体和多元化的协作协同等特征,在安全治理、平台治理、数据治理、技术治理和协同治理等方面带来挑战。因此,政府需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找准政府定位,转变政府角色,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在数字经济视域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可分为“治理1.0”“治理2.0”和“治理3.0”三个阶段,价值取向需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维度,具体可从数字政府建设、数据要素治理、平台经济治理、多元协同治理等路径,实现政府治理创新,并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数据赋能:数字政府治理的运作机理与创新路径

智能化时代的来临,需要发挥数据赋能效用,构建数字政府治理体系。当前,在政府与时俱进的改革意识与创新理念、强大高效的资源整合与实施能力、相辅相成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实践,以及全面普及的网络文化与民主氛围影响下,数字政府呈现出基础设施云化、全触点数字化、业务在线化、数据运营化的治理特点,其转型逻辑反映了扁平沟通的互动理念、政务数据的协同共享、精准服务的优化供给以及科学决策的有效输出。数字政府治理尽管具有强大的治理效能,但是当前依然面临着部门需求响应慢、数据孤岛现象多、服务协同性差、业务一致性弱的问题。全方位深化政府数字化转型,未来需要实现从信息化普及到智能化应用的理念创新、从数据孤岛到数据流通共享的数据创新、从职能驱动到社会需求驱动的服务创新,以及从单向决策到共商共建共享的决策创新,最终提升数字政府的治理绩效。     

国内数字治理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数字治理是数字化技术与治理理论的融合,其具有提供智能化公共服务、推动公民互动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创新的作用。通过对国内近十四年数字治理期刊论文的文本分析发现,我国数字治理理论研究在指导实践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治理研究方法和对象单一、研究内容趋同。推动数字治理的实证理论研究、公民的互动参与、基层数字治理的研究将成为未来数字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数字治理目标达成的过程中"数字"与"治理"如何平衡、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治理中政府角色如何定位等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思考。     

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的创新转向

大数据是推动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战略引擎,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资源,也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创新工具。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创新不但节约社会治理的时间、资源和人力成本,而且建构社会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实现从封闭式管理走向开放式治理、从静态化管理走向流动性治理、从精细化管理走向精准化治理、从网格化管理走向网络化治理、从单向度管理走向协同化治理的路径转向。     

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助推传统科层式政府向数字化政府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与跨界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二者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论模型,从结构、过程、领导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借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发掘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局与突破路径。网络时代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创新,需要重塑组织架构,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职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形成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运行机制,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流程评价监督;锻造跨界领导,营造协作共享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创新工具应用,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革命

政府治理模式经过三个重要的演进阶段,即农业社会的统治、工业社会的管理和信息社会的公共治理。政府治理模式的每一次演进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进步和技术发展所推动的结果。在向后工业转变过程中,大数据将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不但成为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资源和能力,并为新一轮的政府治理变革带来革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社会治理环境,即大数据拓展了政府治理的环境空间,使之更具有公平、民主、包容和共享等价值;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组织与个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二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现代公共生活,即大数据拓展了传统公共生活空间范围,使公共生活的主体普遍化,创造了公共生活的新型权力等。这也促使政府治理的新变革:一是结构重构,即大数据使得封闭的官僚结构进一步走向扁平化和开放化;二是流程再造,即在公共服务流程方面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创造公共价值;三是决策优化,即促使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更加科学及时,以及场景化决策成为可能。     

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困境与创新路径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破解"垃圾围城"的重要措施。本研究在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理论基础上,对全国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相关材料的整理过程中发现,全国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即引导型模式、强制型模式、自发型模式和混合型模式等四类模式。政府主导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主要症结是:政府超负荷承担垃圾分类工作,忽视对社会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培育,缺乏对市场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支持。研究表明只有将政府、市场和社会纳入垃圾分类工作的宏观体系中才能实现垃圾分类工作有序推进,即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相关制度、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各个环节协调发展等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多元共治。     

数字经济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机制、困境与出路分析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跃迁机制、组织重构机制和价值重塑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变革,但顶层设计不完善、传统治理理念惯性和数据信息安全风险会导致政府治理陷入整体性变革困境、治理融合困境和治理伦理困境。为走出这些困境,首先,需要以整体性精准治理为导向进行顶层设计,将数字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其次,要以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标准进行价值重塑,并创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协作方式;最后,以保障数据安全为底线进行制度建设,有效应对数字技术条件下出现的治理伦理问题。     

新时代数据警务的实践研究——以上海智慧公安建设为例

公安机关信息化的发展逐渐成熟,数据共享与深化运用的需求日益增长,公安机关现有的数据管理和分析框架已逐渐不能适应当下实战的需求,数据技术为新时期基层警务治理工作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对公安工作有重要意义。在智慧警务建设下,上海警察从传统向现代转化形成了上海智慧公安建设特色发展之路,上海智慧公安建设包含两种架构：以六大发展理念、“三统三分”基本原则、“六个以”指导思想构成的战略架构,以智慧公安体系与“数据警察”培养为主的逻辑架构,以上海智慧、公安建设为代表的新时代数据警务建设,未来应继续完善建设所需的多项配套政策,及时出台建设所需的标准规范和评价体系,尽早明确建设部门间的职责分工,促进基层警务治理协同共治。     

数字技术支撑社会治理的逻辑机理、潜在风险及纾解路径

科技支撑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AI)、扩展现实(XR)等关键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提供了技术引擎和场景优势,掀起了一场数字化革命。数字技术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实践进展和互动关系,隐含着“技术鸿沟”“信息茧房”“信息孤岛”的治理风险,给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新的挑战。进入数字时代,持续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创新,需要在主体层面营造数字治理共同体;在价值层面共创社会公共价值;在制度层面统筹顶层设计改革;在机制层面赋能数字治理创新。     

大数据时代“数字政府”的系统建构——基于IGR法则的讨论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基于数据的治理”与“针对数据的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使命,“数字政府”的系统建构有利于推进数据资源的整合利用,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鉴于信息流动遵循与电流在电力系统网路中高度相似的科学规律,国家治理信息网络与全国电力系统网络都是高度混沌的网络结构,本研究借鉴电力系统在“稳控”领域采用的基本法则——“欧姆定律”,推导出关于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稳控的IGR法则,以便进行数字政府的统筹设计与风险防控。研究认为,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的建构应着重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行政治理制度”“治理大数据规制”等四个着力点入手;通过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的科学搭建与稳定运行,促进我国各级政府转型升级为“数字政府”,形成可持续发展、可无限更新的治理能力,以政府的数字化促进治理的智慧化,提升“国家治理商数”。     

习近平数字经济发展思想的历史逻辑、核心要义及其时代价值

数字经济是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变革调整的必然趋势,习近平通过长期实践和深度思考形成了其数字经济发展思想。习近平数字经济发展思想,萌芽于"数字福建"的战略构想,孕育于"数字浙江"的决策部署,形成于新常态下的巨大变革,发展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出发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落脚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五大发展理念贯穿始终,是历史与逻辑的相互统一。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关键议题、基本路径三个维度对习近平数字经济发展思想,核心要义予以深刻阐析,在有序高效恢复经济活力、全面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稳步推进世界数字化治理等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领域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协同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协同治理是在对碎片化治理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全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政府内部机构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合作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有效性,其中,协调、整合与信任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随着农村环境治理日趋复杂多变,传统环境治理碎片化呈现出价值理念碎片化、组织结构碎片化与方法体系碎片化等诸多不良状况。协同治理强调资源利用最优化与公益最大化,不仅是化解农村环境治理碎片化的有效工具,也是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创新的理性选择。农村环境协同治理格局的实现需要塑造协同治理文化理念,构筑农村环境治理信任机制;构建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塑造农村环境治理整合机制;搭建协同治理信息共享平台,构筑农村环境治理协调机制。     

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的政府改革述评

新技术革命是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础和推动力。本文探讨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这一主题,在描述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来临的基础上,回顾了政府治理变革技术基础的历史,进而评述大数据与新智能技术驱动的新一轮政府治理变革。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包括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在推动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高度重视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的研究。     

整体智治: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运行机制 ——基于杭州市S镇的考察

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结构性和功能性双重困境,整体性治理、多元协同治理、政策网络等解决思路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困境,但同时还存在诸多不足。大数据时代,将数字治理技术与整体性理念相结合进行基层治理创新,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新型路径。杭州市S镇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促进结构重组,充分融合基层现有一切可及的资源,并通过平台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对原有治理功能进行重塑,形成既具有整体性又兼具智慧性的整体智治治理模式,解决了基层治理困境,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整体智治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功能替代机制、资源融合机制以及多元互动机制等。基层数字化治理改革中,需要通过建设统一平台,促进数据互通;整合基层力量,理顺协同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增强基层协商;完善治理网络,吸纳多元参与,以整体智治机制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善治视阈下的责任政府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进路

为了避免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双重困境,需要建立一个有效、有为、有力、有责的现代责任政府,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善治为责任政府建设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分析框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的现实逻辑则为责任政府建设提供了新的内涵和实践动力。当前,应在善治基础上建设理性、生态、有为、法治、民主、协作的责任政府,建立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互动、政府行政职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多元治理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公正、市场提高效率的治理模式,从而使政府治理体现善治要求的权力分享的内在本质属性和市场经济治理要求的公平、自由、效率、法治、生态,最终实现经济治理以及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