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数字经济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机制、困境与出路分析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跃迁机制、组织重构机制和价值重塑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变革，但顶层设计不完善、传统治理理念惯性和数据信息安全风险会导致政府治理陷入整体性变革困境、治理融合困境和治理伦理困境。为走出这些困境，首先，需要以整体性精准治理为导向进行顶层设计，将数字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其次，要以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标准进行价值重塑，并创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协作方式；最后，以保障数据安全为底线进行制度建设，有效应对数字技术条件下出现的治理伦理问题。     

政府治理数字化的时代课题探讨

数字化时代开启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变革。数字化力求政府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面革新,力求以智能计算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仍存在新的数字技术与政府架构体系的适配风险、数字化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效能差异、数字鸿沟的非正义性与数据精度失真引发决策风险等现实问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要正视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以数字化作为目标和路径。为此,政府治理数字化要积极化解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架构之间的适配风险,推动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治理与良性互动,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技术与治理领域的有效沟通。     

国内数字治理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数字治理是数字化技术与治理理论的融合,其具有提供智能化公共服务、推动公民互动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创新的作用。通过对国内近十四年数字治理期刊论文的文本分析发现,我国数字治理理论研究在指导实践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治理研究方法和对象单一、研究内容趋同。推动数字治理的实证理论研究、公民的互动参与、基层数字治理的研究将成为未来数字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数字治理目标达成的过程中"数字"与"治理"如何平衡、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治理中政府角色如何定位等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思考。     

大数据时代的地方政府数据应用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和传感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逐渐步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为我国实现政府治理的战略性、科学化和个性化带来无限机遇。由于数据观念与意识不足、制度规范缺失和专业人才匮乏等原因,我国地方政府的大数据应用存在速度缓慢、地域不均衡和不够深入的问题。对此,政府应强化大数据意识,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部署,通过数据开放、技术运用、制度完善和人才培养等方式提升大数据应用的效果和效率。     

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助推传统科层式政府向数字化政府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与跨界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二者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论模型,从结构、过程、领导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借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发掘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局与突破路径。网络时代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创新,需要重塑组织架构,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职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形成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运行机制,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流程评价监督;锻造跨界领导,营造协作共享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创新工具应用,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大数据时代“数字政府”的系统建构——基于IGR法则的讨论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基于数据的治理”与“针对数据的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使命,“数字政府”的系统建构有利于推进数据资源的整合利用,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鉴于信息流动遵循与电流在电力系统网路中高度相似的科学规律,国家治理信息网络与全国电力系统网络都是高度混沌的网络结构,本研究借鉴电力系统在“稳控”领域采用的基本法则——“欧姆定律”,推导出关于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稳控的IGR法则,以便进行数字政府的统筹设计与风险防控。研究认为,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的建构应着重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行政治理制度”“治理大数据规制”等四个着力点入手;通过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的科学搭建与稳定运行,促进我国各级政府转型升级为“数字政府”,形成可持续发展、可无限更新的治理能力,以政府的数字化促进治理的智慧化,提升“国家治理商数”。     

数字技术支撑社会治理的逻辑机理、潜在风险及纾解路径

科技支撑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AI)、扩展现实(XR)等关键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提供了技术引擎和场景优势,掀起了一场数字化革命。数字技术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实践进展和互动关系,隐含着“技术鸿沟”“信息茧房”“信息孤岛”的治理风险,给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新的挑战。进入数字时代,持续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创新,需要在主体层面营造数字治理共同体;在价值层面共创社会公共价值;在制度层面统筹顶层设计改革;在机制层面赋能数字治理创新。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新加坡政府经验及其启示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1年发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转型的发展方向。相较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的新加坡政府,我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业务部门之间协同效率低、数字政府治理体系缺失等问题。通过对新加坡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挖掘,总结出其法治政府数字化建设注重行政改革、贯彻“以数据为核心、用心服务”理念以及强调研究机构、企业和政府三者合作等特点,并从知识经济发展、信息化浪潮驱使、逻辑理念转变以及公共价值理论指引四方面分析其内在发展动力。     

数字政府标准化建设的路径探究

数字政府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近年来取得了明显的建设成效,标准化能够助力数字政府系统化完善,是数字政府建设中的软性基础设施。本文通过梳理数字政府标准化建设的理论内涵并探究其现实意义,发现标准化所倡导的“统一”“简化”“协调”和“最优化”特征能够促进数字政府一体化管理、集约化建设、多要素协同和高质量发展的实现。与此同时,数字政府标准化建设还存在标准体系有待优化、标准实施有待加强和支撑保障有待提高等问题。基于此,本文认为应从理念革新、机制重塑和模式升级方面入手,不断提高标准化对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的支撑效果。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革命

政府治理模式经过三个重要的演进阶段,即农业社会的统治、工业社会的管理和信息社会的公共治理。政府治理模式的每一次演进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进步和技术发展所推动的结果。在向后工业转变过程中,大数据将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不但成为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资源和能力,并为新一轮的政府治理变革带来革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社会治理环境,即大数据拓展了政府治理的环境空间,使之更具有公平、民主、包容和共享等价值;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组织与个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二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现代公共生活,即大数据拓展了传统公共生活空间范围,使公共生活的主体普遍化,创造了公共生活的新型权力等。这也促使政府治理的新变革:一是结构重构,即大数据使得封闭的官僚结构进一步走向扁平化和开放化;二是流程再造,即在公共服务流程方面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创造公共价值;三是决策优化,即促使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更加科学及时,以及场景化决策成为可能。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整体性治理理论应用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然进入信息化、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也遇到许多新科技背景下的挑战,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为应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各种问题而提出的整体性治理理论也悄然地进入中国。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技术手段、我国现状及自身特性等四个维度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我国应用的可行性,并从数据分析、信息服务、数据共享等三个方面将大数据技术与整体性治理理论结合起来探索治理路径,以期更恰当地应用整体性治理理论解决政府治理问题,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政府治理水平现代化。     

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及其提升

对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要从目标、运行机制、行为和结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这几个维度从不同层面表达了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的绩效。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一个中心,四个基本点"构成,其提升过程中具有以下难点和挑战:导引不足,缺乏系统的政策支持;贡献不彰,存在潜在的安全问题;技术系统缺乏协同,存在系统融合问题;公众参与不足,效果不佳;缺乏系统监管,影响治理效能。因此,应加强政府数据治理的战略和政策支持,优化行政生态环境;强化数据信息链的绩效贡献,重视数据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技术平台的系统融合,挖掘技术协同的绩效动能;注重公众的参与和体验,实现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构建政府数据治理的全方位管控体系,提升数据治理的绩效。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途径研究

大数据时代,数据是最重要的公共资源与生产要素,政府将依法采集获取的数据向社会公众进行开放势必会激发巨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红利,而政府数据开放的平台建设关系到这一工作的成效大小。加强政府数据开放的平台建设,要以组织管理为抓手,优化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发展模式和定位;以完善平台功能为基础,创新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服务形式;以加强数据治理为手段,夯实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的数据基础;以平台数据安全为保障,有效防范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安全风险。     

数字治理“浪潮”中调适政府边界助推治理现代化进程：根源、相关性与途径

在数字治理“浪潮”中调适政府边界有着深刻的内涵,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的特征。调适政府边界对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影响,这种影响源于：数字治理不同阶段对政府边界及治理能力、水平的需求不同;调适政府边界有助于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数字治理“浪潮”中针对现实需求准确地调适政府边界从而显著推进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可能性。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治理主体准确确定政府边界的范围;分项完成不同阶段的治理任务;革新治理理念并强化多元主体参与数字治理的能力。     

大数据优化政府决策的机理、风险及规避

大数据对政府决策的优化有明显的过程导向,即在经验干预下,通过对数据的收集、整理、挖掘与利用形成数字化平台,利用数字化平台的丰富信息优化和纠偏决策方案,同时对决策过程进行监督,进而推动决策问题构建的民主化、决策方案制订的科学化、决策方案执行的有效性与决策效果评估的规范化。但是,受数据结构异质性、数据价值稀疏性、数据内容隐私性和数据管理人为性的影响,大数据在给政府决策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一定安全、道德和技术风险。为规避这些风险,明确数据使用规则、设立数据使用标准、强化数据使用监管、打破数据使用垄断和追究数据滥用责任等就显得尤为必要。     

后疫情时代政府治理中的个人数据使用与保护问题探析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各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中进行的疑似病例核酸检测,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和活动轨迹的调查,以及城市解封后促进复工复产人员的流动过程中,通过数字化工具与手段采集了公众的各类信息。对于这些个人敏感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各国情况不一,也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我国在复工复产中“健康码”的使用促进了健康人群的有序流动,但必须看到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数据不能共享而重复手动采集进一步带来数据泄露的风险。本文首先调研了不同国家在抗疫过程中对公众的信息采集情况,分析我国复工复产中信息采集与使用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疫情防控中政府数据治理的路径与对策。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动因、内涵与路径

数字时代呼唤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治理新形态。技术变革的驱动力、治理生态的不确定性、治理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治理需求的多样性共同驱动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要及时回应数字时代需求,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重视制度变革的基石作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实现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准化、智慧化与高效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需构建全功能集成、全网络融合、全周期管理、全要素连接的数智治理体系,促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数字治理对城市政府善治的影响研究

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善治”成为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进化的方向。同时,在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推动下,数字治理应运而生,成为信息社会实现城市政府善治的新思路。在对城市政府善治和数字治理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构造数字治理环境下城市治理主体互动模式模型、城市网络治理结构模型;结合善治和城市政府善治的基本要素,对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政府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的透明性与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政府善治机制,成为数字时代城市政府善治的理想选择。     

中国“数字政府”的政策演变——兼论“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务”的关系

在政策概念上,"数字政府""电子政务"二者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目标、任务和手段的概括与总结,反映了不同的政策内容。近四十年来,中央层面相关政策演变可以分为三条主线,即对系统、规划与管理的顶层设计,由分散向统一转变的工程规划和城市试点,以及由互联网技术转向互联网思维的信息服务与监管。地方政府治理的数字化也在不断推动模式创新与体制转型。总体而言,政策演变的特征可以总结为核心目标、顶层设计、政策议题、业务架构以及技术基础等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