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家庭”流淌着“孝道与亲情”的血脉

新型直系家庭、网络式家庭与留守家庭。已成为家庭变迁中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尽管受到种种现实的碰撞和挤压。但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亲情与孝道的血统，始终流淌在“中国式”家庭的血脉中。     

"人心的世界":导向与建构——荣辱观教育的方法论维度

荣辱价值认知本质上是社会生活实践中主体的情感认知与体验,是“人心的世界”。荣辱观确立是社会认知导向与主体价值建构的有机统一。国家对个体的荣辱价值灌输与导引,是主体荣辱观确立的前提。荣辱观的主体性、情感性特质,又决定了主体价值建构的重要性;主体价值建构的使命就在于实现荣辱价值的“国家伦理”形态与“个体道德”形态的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与农村家庭形态变迁

社会变迁、人口政策、风俗习惯和法律制度共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家庭形态和家庭结构。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家庭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以新生代农民工婚姻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家庭关系、家庭利益和夫妻关系的三维理论框架,梳理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关系。中国农村的家庭关系受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使得农村家庭不可能完全演化成西方核心家庭模式。在中国,即使儿女和父母分开居住,或多子家庭分家,但经济上和感情上与父母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是各自独立甚至是互为一体。这和西方的核心家庭有本质区别。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虽然农村独子家庭增多,但是受传统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共同作用,农村家庭的形态仍会以直系家庭为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国政治文化是一种“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即政治文化本身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和伦理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文化弥散在更宏大的社会文化之中。社会通过一定的文化机制和一定的文化形态下形成的主体文化沉淀作用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伦理生活的展开便是政治生活的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重构中国以人为本的家庭伦理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由传统家庭到现代家庭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由“以家为本”转变为“以人为本”。在现代家庭中 ,人们可以更多地享受平等、自主权利和个性自由 ,更多享受爱情、亲情的滋润。这标志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 ,也应防止过分强调个人需求与自由 ,放弃家庭责任的趋向。因此 ,在现代家庭伦理建设中 ,只有用“以人为本”的新伦理代替“以家为本”的旧伦理 ,与时俱进 ,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目标相适应的家庭伦理才能构建起来。     

传统家庭伦理中的生态价值观探析

我国传统家庭几千年的发展积淀着深厚的伦理文化,它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传统家庭已随着传统社会的瓦解而在更替着自己的形态,但是,传统家庭伦理中折射的生态价值观却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展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传统伦理及其价值实现的本体论诠释

主体性构成了伦理与价值共同的本体论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体现或表现为一种“差序格局”,由此决定了中国传统伦理特定的道德化价值实现和制度化价值实现的路径抉择:人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化转向就是一个中国传统伦理的“价值实现”过程,而不是一个割断传统的过程。     

论中国文化价值取向转换及其根由

文化价值取向是文化形态变迁的标志和前提,前文明时期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宗教意识取向,春秋以降的传统文化伦理取向成为其标志,近现代文化呈现的是文化选择取向,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取向则经历了由政治取向到符合人类自由追求的先进性的转换.经分析归纳,导致这些转换的自然生态迁跃是外因,文化自身代谢是内因,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文化同化有诱导功能,而社会结构发挥着较大的制约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价值取向的变迁：动因、逻辑与路径

国家治理价值取向是一定时期内治理主体基于国家的历史传承、制度背景、社情民意等因素在各种价值目标中所做出的关键选择。作为治理主体所寻求和创造的核心公共价值,国家治理价值取向决定了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治理价值取向经历了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变迁,其根源在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意味着人民需求发生了转换,国家治理价值取向必须回应人民需求的变化。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价值取向的变迁,体现了对“人民至上”精神血脉的传承赓续和对“人的发展”终极关怀的跃迁升级,实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体系的有机统一,并走出了一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推动、渐进式演进、多元化发展的变迁路径。     

法治之德：德治的制度伦理视阈

当前我国德治治理理论中，伦理道德主要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出现，指单一的个体伦理。这种一元的个体伦理型德治，使得我国当前德治与法治的治理路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治理主体、治理的工具性和价值性取向产生了内外张力。应当实现德治外延的扩展和价值转向，将“德”扩展到法治的制度伦理层面，具体包括法治的普遍价值取向和法治的中国特色价值追求。     

社会转型时期家庭伦理道德的构建探析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家庭正在经历深刻的变迁。社会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家庭道德观念的变化。家庭社会功能逐渐转换。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家庭关系日益民主化。同时在家庭深刻变迁中也出现了负面效应。因此这就提出了重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伦理道德体系;寻求新的家庭伦理道德准则;追求家庭内部伦理道德的新整合;建立必要和恰当的道德约束机制;进行必要的道德教育。     

论科学发展观的政治论理价值取向

科学发展观在阐明新的发展理念的同时,包含着极为重要的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的价值取向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和建设社会主义全球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将保证中国社会发展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健康前行.     

孝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根植于民族思想深处,是链接亲族血亲伦理的纽带,是中国农耕文明时期的重要思想库,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文章对孝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当代价值进行了研究,阐述了继承与弘扬孝文化对保持家庭和谐、培育优良品德、构建文明社会的重要作用。     

当代中国家庭伦理观念的冲突及其化解途径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随着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转型,当代中国家庭伦理观念方面显现出很多矛盾和冲突,如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物质利益与情感观念之间的冲突、婚姻家庭中的代际冲突等等。因此,我们要完善家庭伦理方面的政策法规,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处理好家庭价值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的关系,切实加强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构建＂以人为本＂的现代家庭伦理,通过促进家庭的和谐来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新时期中国“三维伦理”的现实生成问题初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多元价值取向的并存以及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促使当代中国社会伦理发生分化，呈现出传统公利性伦理、市场利己性伦理与生态环境伦理并存的局面。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构建和遵循“三维伦理”规范，有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环境优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论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

科学发展观在阐明新的发展理念的同时 ,包含着极为重要的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的价值取向 :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价值取向 ,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和建设社会主义全球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将保证中国社会发展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健康前行。     

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试探

公、平、正、义、和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升华。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现实基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为时代背景,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了西方近现代文明成果,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亲身践行和倡导的价值理念。它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于一体,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辐射力,可以在国家、市场、社会、家庭等各个领域进行价值引导。它形式简洁、内容丰富、拥有广阔的诠释空间,这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适应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之价值需求成为可能,也为它的稳定性提供了担保。     

略论西方家庭伦理的发展历程

西方家庭伦理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即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基督教时期、近代社会时期和二次大战后至今的这一时期。每一个时期的家庭伦理都有自己特殊的内容和要求。     

家庭伦理研究领域的新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家庭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评介

当代中国在家庭建设上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中国的家庭发展整体上仍处于由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蜕变中,如何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的家庭建设,是探究家庭建设的基础性和前沿性课题。南华大学张红艳教授的新著《马克思恩格斯家庭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系统地和初步深入地以探究马克思、恩格斯家庭伦理思想切入当代中国家庭伦理思想的开创之作,具有马克思、恩格斯家庭伦理学理论研究的补白效用。     

从新中国衣着消费的变化看社会变迁——以北京城市居民为例

衣着是社会变迁的特殊载体。1949年至1999年,北京城市居民衣着消费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正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时期。以加工布料为主的单调时期,反映了政治伦理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从“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的变革时期,反映了中国经济内部结构的调整;个性化、成衣化和高档化的成熟时期,折射出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审美观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