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空间正义”的三重批判维度

马克思“空间正义”体现着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本学批判和伦理学批判的三重维度。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空间正义”的着力点，马克思重点分析了空间生产背后的资本力量，揭示了资本对空间生产的支配，要求实行空间公有制；人本学批判是马克思“空间正义”的重要理论动力，马克思要求消除空间政治霸权，建立人本主义社会空间，实现人类的空间解放；伦理学批判是马克思“空间正义”的理论目的，马克思要求通过空间实践实现空间变革，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空间，实现空间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马克思“空间正义”对于批判资本主义空间非正义现象，建构和谐的正义空间有重要价值。     

空间正义视角下的旧城改造探究

空间正义不仅关系到城市空间的规划和生产,而且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在当前的旧城改造过程中,还存在着资源分配不均、话语权不对等、价值定义不同等空间正义缺失问题。因此,要采取合理规划城市空间、提高公众参与水平、发挥多主体联动作用、加强社区空间治理等措施来维护城市空间正义,从而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空间正义视角下的城市治理

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要求引入空间正义视角来完善城市治理。空间正义在价值层面上强调城市空间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在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要求城市治理决策和分配机制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在城市空间利益和资源的分配结果上要求公平性。良好的城市治理法律制度是实现空间正义的重要途径。我国当前的城市治理法律制度在空间正义的供给上存在缺失,应当从治理目标、治理结构、治理程序和空间矛盾协调制度上进行转变。     

新时代空间治理及其主要类型

空间治理是当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空间治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其主要类型有国土空间规划与国土主体功能区规划空间治理、区域空间治理和网络空间治理。空间治理对于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发展理念的实施,形成高质量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构建中国特色合作治理：对西方治理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长期以来，国内治理模式的研究多以引介或批判西方概念或范式为主，对西方治理模式的生产机制缺少深入探究，难以破除西方治理研究的话语权垄断。事实上，西方国家、市场和社会治理路径的严重分歧，异化出治理路径与研究视角间的“条块关系矩阵”，西方治理模式就此不断产出并走向碎片化。要跨越西方治理模式的碎片化陷阱，就必须揭示中国本土治理路径从分歧走向融合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发展治理路径融合趋势下的合作治理模式。未来将从“强制阐释”或“话语权”缺失焦虑转向中国特色合作治理模式建制空间的探究，从而实现国内研究从理论应用的“话事权”向理论拓新的“话语权”转变。     

北京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的创新实践

城市空间治理是国土空间治理的延伸和重要抓手,城市空间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要治理维度。北京作为首都和超大城市,以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空间紧约束为标志,立足首都发展实际,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空间治理新路径,形成完整体系和创新模式。     

多元协同与基层下沉:中国城市文化治理的基层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文化治理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从总体上看，城市文化治理逐渐从政府一元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模式转型，城市文化治理的空间实践机制随之也发生变化。政党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参与和市民自治组成多元协同治理网络，推动城市文化治理向基层下沉。大型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成为过去式，城市基层小尺度空间成为城市文化治理的重要领域。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文化治理，促使城市基层的街区和社区成为满足普通市民需求的文化空间，是城市文化治理向基层下沉的重要实践。     

“一带一路”建设中边疆治理的空间政治分析

"一带一路"建设使我国国家发展的外向程度不断提高,国家发展的空间已溢出领土范围而在沿线国家甚至全球范围内扩展。在此背景下,边疆被置于巨大的空间场域之中,其定位逐渐从国家的边缘地带转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然而,"历史-民族"话语主导的边疆治理将边疆问题置于民族问题的框架下解决,难以有效回应"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空间场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边疆治理实践的有效推进。这需要与时俱进,从空间政治视域重新审视边疆及其边疆治理。该视域下边疆治理重点关注空间正义、空间生产机制改进、权力的空间结构优化和空间的政治认同等议题。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治国理政的科学论断,作为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它不是西方治理思想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来源于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将经历从统一到异化和对立再到统一的否定之否定运动过程,与此相对应,国家职能将从以政治职能为主转变为以社会职能为主。要实现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既要站在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理想高度,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原则。现阶段要重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制度现代化和国家法治化,破除"官本位"意识,提高治理者水平。     

新时代全球治理观的创新性、影响因素及其生成逻辑

作为我国在新时代参与全球治理的指导方针，“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具有重大的创新性：从“谁来治理”的主体维度、“如何治理”的制度维度和“为谁治理”的价值维度超越了美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价值、理念和方法；其形成和演进立足于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新方位、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战略，从功能上继承和发展了“韬光养晦、和谐世界”的历史作用。其生成和演进受到体系、单元和个人三个层次、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表现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新机遇新挑战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体系因素塑造了外部条件，国家战略文化、国家利益排序建构了国内条件，国家决策者的政治领导力则通过对体系和国家要素发挥中介性影响而起到关键作用。     

马克思城市空间生产批判研究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仅蕴含着空间中的生产和空间本身的生产,也蕴含着物质空间的生产和精神空间的生产。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异化的分析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导致了城市居住空间和休闲空间的剥夺,使整个生态环境陷入困境,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和病态发展。马克思关于城市空间生产的批判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城市空间正义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数字空间”政府北大核心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纵深演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推动了物理空间、人类社会之外的“数字空间”的诞生。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的现象,而且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并对政府形态与治理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通过对政府形态与治理模式嬗变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可以发现,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重构新时期政府治理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机遇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凭借其无可比拟的优势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社会大实验场”,并持续塑造着“数字空间”政府形态和治理模式。作为国家治理的新形态,“数字空间”政府需要在价值取向、政府与社会主体关系定位,以及政府存在方式和服务供给模式上不断适时调整,以回应时代变迁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命题。     

论城市社区治理的空间面向北大核心CSSCI

城市社区空间与社区治理二者通过社区内主体的行为与活动发生勾连与互塑。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空间具有的多样性、封闭性、功能性规划和行政性分割等特点,制约着社区治理效果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空间视角与社区治理相结合是解决社区治理难题的重要路径,为更好实现社区治理,我们应在基于社区居民需求的基础上,将社区空间利用的"生活性"与"景观性"相协调;坚持社区内公共资源空间配置"可获性"与"效率性"相平衡;在社区更新"微创性"的空间改造过程中,坚守"利民性"的价值目标;为发挥社区空间的最佳功能,在对社区空间进行"功能性"规划和利用的基础上进行空间功能"扩容";为提高社区治理的精准性,在将治理技术嵌入社区空间过程中,勿忘人文情怀。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困境与消解

社区公共空间已成为居民多样化活动的重要载体，虽然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成就显著，且日趋形成自己特色，但因社区空间治理相关法律法规缺失、行政力量干预、居民公共参与不足、市场力量强势等因素使得社区公共空间治理存在潜在的问题与挑战。在实践中，社区空间治理要从价值理念塑造、治理结构优化、信任重构与监督责任下沉方面努力，促进社区空间多元治理主体的相互博弈、协商与合作。通过提高空间治理法制化水平、增强空间治理自主性、完善空间多元治理体系、唤醒社区空间活力和突出空间治理创新性等途径，可以实现良好的社区空间治理。     

社区空间秩序重建: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路径——基于J市D街的实地调研

从空间治理的视角来看,城中村改造是在政府主导下从失序走向有序的空间再造过程。城市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决定着急剧转型中多维社区空间的秩序建构。基于J市D街城中村改造的实地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制度规制与文化引领构成基层政府空间治理的实践维度与行动逻辑。城郊街道以调适性政策执行对村庄利益空间进行政策引导;在博弈与合作中对村庄权力空间加以规制;通过运用"地方性知识"以及促进村庄集体认同与规范,重建生活空间变迁中的文化秩序。为了实现城乡空间有序衔接、有机融合的空间治理目标,应着力提升城市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强化城郊街道党工委与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动员能力;提升城郊街道统筹协调城乡发展的政策执行能力以及促进城乡融合与参与的文化引领能力。     

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实践逻辑——以深圳市宝安区政务服务可视化平台为例

数字化背景下,多样化的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实践仍然难以彻底消除“办事慢、办事繁、来回跑”等现象,深层原因是时空的限制尚未被打破。空间生产理论的引入为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研究、实践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在界定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基本属性的基础上,构建权力、权利和技术要素对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生产的作用机制模型,进而可以合理解释并总结出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空间治理的实践逻辑：一是通过技术嵌入倒逼服务型政府建设,二是通过政民互动推动服务空间再生产,三是通过组织重塑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空间的再生产与再分配比空间本身更加重要,应通过充分考虑群众的主体地位,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目标重构政社关系,从而推进政务服务中心数字治理的改革创新。     

数字化时代城市空间逻辑的形态转向与制度安排

传统城市权利理论中的城市发展具有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逻辑。自然空间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载体，其特性决定了资源在自然空间分布上必然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社会空间体现为与城市生产相关的社会关系，其生产依赖于自然空间并决定着城市资源的再分配与城市规划的内在逻辑。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数字空间，与自然空间类似，数字空间为人类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数字空间使城市资源的平等享有成为可能，但数字空间的生产仍存在资本参与及数据资源垄断的可能。为了实现数字化时代城市治理的科学化，保障城市数字化转型下的城市权利，必须认识到数字资源的重大价值，通过制度构建充分发挥资本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保障数字空间边缘群体的权利需求。     

共享地理空间：中国农村基本治理单元的选择逻辑——以渝鄂湘三地部分山区农村为例

农村基本治理单元的选择和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乡村治理效能。中国山区农村基本治理单元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功能—自治”与“效率—民主”分析框架，采用的是“控制—自治”框架。通过对渝鄂湘三地部分山区农村的案例研究发现，中国山区农村基本治理单元的选择往往由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单独或者共同决定，即共享的地理空间往往决定其治理单元。如果建制村内部亚单元(自然村)之间三个条件差异比较大，亚单元内部三个条件同质性较强，则需要调整空间规模、下移自治单元，使自然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治理空间一致并对称。如果建制村内部三个条件均不存在，则不需要调整空间规模，而是划小治理单元。三个条件可能单独起作用，也可能组合发生作用，要根据某个条件或者组合形式的影响程度来确定空间规模重构和单元调整。     

“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与世界意义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治”与“乱”的对比突出了“西方之乱”的制度根源与“中国之治”的价值意蕴。“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源自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实现了治理效能,以全新的政治理念、发展道路、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彰显了世界意义。“中国之治”展现了世界政治发展的崭新图景,超越了西方主流的政治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样态。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凸显中国特色

·教学参考之三· 目前通用的“治理”一词于20世纪最后10年在西方开始流行。西方意义上的“治理”可概括为：治理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危机”;治理的目标是推动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变革;治理的价值取向是西方民主;治理的样板是西方发达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基础是多党制、三权分立、私有化;治理的典型形式是多中心平等共治。可见,西方意义上的治理,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活动,具有特定的政治背景,富含完整的政治价值,拥有清晰的政治目标,承载特殊的政治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