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建设一流营商环境——苏南县域开发区行政审批机构改革样本分析

开发区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也是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对各类开发区的统筹规划,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促进开发区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增强开发区功能优势,把各类开发区建设成为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引领区、高水平营商环境的示范区、机制体制突破性创新的先行区。近年来,苏南县域开发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不断创新升级政务服务模式,积极探索园区新型管理体制,取得积极成效。     

推进行政审批改革 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江阴市行政审批改革的创新与实践

江阴市为实现行政审批"权责清单依法公开、职能归并集中到位、项目审批提速增效、配套措施科学规范"的改革目标,紧紧围绕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转变政府职能的工作要求,以构建简政放权"517"改革框架为抓手,在"十二五"期间创新实施模拟审批,进一步优化了审批程序、缩短了审批时限,加强了事中事后监管,拓展了"互联网+政务"模式,有力有序地推进了全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面对"十三五"时期的新形势、新任务,江阴市需要完善行政审批监督体系,提升审批中介服务效能,扎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构建"集中高效审批、分类监管服务、综合行政执法"的政府治理架构。     

地方政府整体性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基于广州市海珠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实证分析

面对日益凸显的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碎片化问题,"互联网+政务服务"为推进地方政府整体性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广州市海珠区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积极探索新型社会治理和政府公共服务模式,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高效便捷、为群众和企业办事提供了立体优质的政务服务环境。地方政府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要正确把握互联网技术与政务服务的手段—目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制度建设和部门协作,善用大数据,推动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变革,进而实现整体性治理。     

互联网企业助推数字政府建设——基于健康码与“浙政钉”的案例研究

新一轮数字政府建设的特点是大量引入了互联网企业,它们在技术、方法与理念上都显著区别于参与传统电子政务项目的软件企业。从健康码到"浙政钉"的案例追踪发现,改变政府业务流程乃至组织结构的关键所在,是互联网企业引入的三个核心要素: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技术能力、用场景驱动收集数据的方法和以用户而不是以上级为中心的理念。针对这三个要素的讨论,有助于理解和预测数字政府建设走向,丰富对数字政府理论体系的认识,并为推动政务服务创新提供政策启示。     

区域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政策执行为何受阻——基于长三角地区的案例研究

作为辖区内“一网通办”的延伸与扩展,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政策执行呈现出较为明显且错综复杂的网络结构。当前,我国“跨省通办”政策执行不仅面临体制性束缚,还遭遇技术性难题。同时,执行过程中各执行主体、执行网络之间的互动以及重要事件都会对政策执行产生影响。因此,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政策的顺利执行,应在加强顶层设计、打破网络边界、坚持网络治理等方面采取措施。     

引他山之石 促江苏民营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浙江、山东发展民营经济的做法与启示

近年来,浙江、山东两省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着力在完善政策、强化服务、优化环境上下功夫,逐步消除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使民营经济在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促进发展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浙江、山东两省的经验对江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技术与制度之间：数字治理转型中的地方政府注意力研究——基于山东省大数据局官方推文数据的分析

平衡好技术运用与制度建设的关系是地方政府成功实现数字治理转型的关键。基于政府注意力的研究视角,借助山东省大数据局官方微信相关推送文本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在技术与制度之间的注意力配置情况如下：数字治理转型主要集中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惠民服务和政务服务四个领域,不同领域的业务属性是影响地方政府注意力在技术与制度之间配置强度的重要因素;政府注意力的不同配置实质上塑造了技术与制度互构的差异化机制,形成了技术主导型、制度主导型、制度跟进型和融合发展型四种关系模型。通过分析当前地方政府注意力在数字治理中的配置情况,从理论上细化了技术与制度互构的微观机制,在实践上有助于理解和推动数字治理转型。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服务及其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经验与启示

我国农民工问题因政府政策偏离而产生，故应以政府服务回归而终结。而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堪忧，政府服务虽有一定改善，但仍存在服务体制不顺、服务动力不足、服务措施不全等诸多问题。宁波市海曙区政府因农民工数量较大。由于实际需要而通过一系列理念、制度和服务创新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农民工服务模式，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由此我们总结出由政府人为的历史政策和不舍理制度导致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需要政府依托公共服务来解决。因此转变政府对农民工的服务理念、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赋予农民工市民权利和在城市生活的能力，成为了城市政府服务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政府主导与居民主位——基于浙江德清的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出发点是满足和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推动所有公民对于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现代先进文化成果的共享;要确保每个公民真正实质性地享有平等的文化权利,必须坚持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政府主导和居民主位。文章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在考察分析德清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成就和问题的基础上,立足于保障农民公平共享优秀文化成果的文化权利,着眼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政府主导和居民主位,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在纵向地方政府间关系中的作用与限度——基于浙江省市县党政负责人的问卷调查北大核心CSSCI

"依绩效提拔"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是解释中国纵向政府间关系,乃至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治理绩效的一种重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依绩效提拔"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赋予了上级政府自上而下落实政令的权力。但浙江省55名市县党政负责人的问卷调查显示,目前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是上级政府调控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有限工具。第一,绩效的激励范围有限,表现为地方干部并不都认同"依绩效提拔"的判断,且有较稳定晋升预期的干部更不认同这一说法。第二,绩效的激励效果有限。一方面,"一票否决"指标的约束力不强,只有少数干部认为触犯"一票否决"指标会终止晋升之路。另一方面,其他类型绩效的激励效果差异显著,受访者认为重点工作比综合性考核排名、经济绩效更有助于晋升,而创新则被认为是展示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依绩效提拔"赋予了上级政府下达具体政策任务推进某些重点工作的较强权威,但并未给予上级政府设立绩效标准引导地方政府转变行为模式的有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