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现实形态和优化路径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顶层设计的引领下,我国各地农村协商民主实践蓬勃发展起来,协商民主运行机制初步形成,协商民主制度框架初步建立。根据创新程度不同可以将我国各地农村协商民主实践模式分为制度原创型、制度改良型和制度嵌入型三种形态。虽然我国农村协商民主已经迈入制度化发展轨道,但大都处于起步阶段,制度化发展程度较低,"政绩式协商""低水平协商""随意性协商"等现象严重制约着农村协商民主实践的可持续发展。加强顶层设计,鼓励基层试点,提升农村干部和群众对协商民主的制度认同,持续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创新,是进一步推动农村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当务之急。     

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研究:以注意力理论为分析框架

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革新是中国网络问政发展的技术环境要件。互联网技术革新的"非渐进性",使得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在短期内表现出技术跃迁和制度变革耦合创新的间断性,不符合典型的"S型"创新扩散特征,也使得制度主义渐进分析模式对此的解释陷入困境。注意力变迁概念的引入,可以将网络问政创新在中国的扩散过程解释为:公共管理实践界和学术界对网络问政本质和发展模式的注意力由稀缺、聚焦、转换、偏移到跃升的过程,构成了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研究的"注意力螺旋式转换"分析框架,并可以拓展至公共政策变迁和其他治理创新扩散领域。     

村务监督与村民自治——浙江省武义县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个案研究

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首先分析武义县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制度变迁过程,认为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变迁的诱因在于后陈村面临的治理难题,政府精英和乡村精英的互动为其提供了制度动力,而在此过程中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其次考察其制度安排,探讨村务监督委员会与村两委的相互关系,并进行该项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度激励不足、经济因素制约以及法律依据不足三个制度困境。     

制度变迁中的同形问题——以省级非公经济组织党建领导机构为例

中国国家治理中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的紧密结合与有机互动,是改革完善各领域体制机制的有效形式。在省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领导机构的制度形成与变迁中,由中央顶层设计推动,逐渐收敛形成单独设立党工委,依托组织部门、统战部门(工商联)、工商部门(个私协)设立党工委等地方实践形态,在形成机制上呈现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特征。在制度环境的影响下,中央鼓励地方探索、中央制定规范、地方建立机构,在制度同形的基础上逐步建构新的组织结构和制度规范,体现了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结合的基本逻辑。     

继承、创新与发展: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与理论逻辑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的重要制度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创新与发展是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驻村工作队制度成为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思想与实践来源;在地方党委、政府创建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并成功实践后,精准扶贫时期中共中央把该制度上升为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并在全国推广;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中共中央把该制度作为农村治理的一项长效机制,并完善了基本制度内容。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变迁的背后是科学理论的指导。其中,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有效对接是该制度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共同富裕理论是该制度不断完善的内驱力量,党的群众路线理论是该制度顺利实施的根本工作路线,党政目标一致性是该制度成功的根本保障。这些理论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体现出人类社会治理在遵循继承、发展与创新规律方面的普适特征。     

开启村级治理新模式的一把钥匙——宝坻区积极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

在农村基层推进协商民主制度有利于防止权力滥用、滋生腐败，同时也为广大农村基层群众参与村务治理提供了有效途径和制度保障。2013年，宝坻区在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     

政治学视野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解读与启示

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治学有选择地吸收了传统政治学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借用经济学方法分析现实问题,兴起了一股新制度主义思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着深刻的背景,其理论渊源主要是文化组织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理论。它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三大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规范制度主义。在我国现阶段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新制度主义启示我们:要注意发挥政府协调各方利益的主导作用,推进内部制度创新;要重视建构合理的外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要注重提升文化中制度因素,引导制度变迁走向正确的方向。     

治理视域下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历程、经验与趋势

高校辅导员制度是高校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治理效能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在变迁过程中,它不断强化政治功能,完善制度的顶层设计;坚持理性诉求,焕发制度的内在活力;坚持问题导向,彰显制度的时代价值。展示出了三大发展趋势：科学化与人性化相平衡,完善治理体系;创新性与传统性相融合,提升治理效能;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创新治理路径。探索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历程、经验与趋势,将加强党在高校的领导,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非均衡制度的博弈分析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主要是由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非均衡制度所诱致。因此,全面认清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非均衡制度的形成和表现形式成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短缺的首要前提。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非均衡制度的形成是由制度演化的路径和变迁的方式所决定的,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演化路径和变迁方式的复杂性直接决定了实现公共物品均衡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更加理性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去实现。     

经济变迁: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理论框架

用制度均衡模型无法解释国家长期制度变迁,只适合解释单项制度变化.我们对用渐进式制度变迁解释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提出质疑,认为应该采用经济变迁范畴描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家的经济组织演化、管理体制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根据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们提出了一个体现整体性、动态性和历史特性的组织演进的经济变迁解释框架,认为中国经济变迁过程从企业改革发端、新型经济组织兴起,造成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退出、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农业和工业部门经济增长、国家为适应新兴经济组织的效率而逐项调整基础性制度安排.经济变迁过程是一系列次级制度变化带来经济绩效之后推动基础性制度变化的过程,是对不适应治理制度的制度环境不断改良,以保证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     

关于两种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

同属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主义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上,不仅在制度观、制度变迁是均衡博弈的转移还是冲突的结果、制度演进的方式、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分歧和争论,同时也在一些研究核心、分析框架和前提假设、多样性的制度变迁动力因素等方面有重合和一致之处。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党内巡视制度的演变逻辑与现实进路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党内巡视制度具有制度生成的逻辑起点、制度重启的关键拐点、制度发展的重要控点和制度完善的崭新起点等四个关键节点,呈现出明显的历史波动性。在关键节点基础上对党内巡视制度进行勾勒,我们可以发现党内巡视制度大致分为起步奠基期、摸索摇摆期、恢复发展期、拓展创新期四个阶段,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性,整体呈现出一种渐进式转型的制度变迁进程。当前,我们要紧密结合时代需要,全面推进巡视制度改革;健全联动工作格局,促进一体协同作用发挥;完善监督体制机制,优化巡视监督治理模式;构建巡视工作长效机制,创新巡视成果运用方式,使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治理机制。     

中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治学研究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特定时空背景下制度变迁的机理：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的同等权利和创新既往的管理模式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内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对现存治理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挑战是促进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动力；制度创新的主体力量是政府，其过程表现为体制内的上下互动。由于制度供给主体的功能局限性导致我国的制度文本和制度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只有突破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中的单一动力作用，建立公民、社会、国家之间的持续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和均衡。     

传统农业制度变迁方式的缺陷与调整

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基本上完成了当初制度设计任务,当前对农业进行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时机已经成熟诱导性的制度需求已经为强制性制度安排提供了变迁方向;地方政府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为之提供了经验积累;农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好的制度环境;农业制度变迁的经济基础比较扎实;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使农业整体制度改革跌入了制度供给陷阱,农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压力与日俱增.     

中国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可以看作是政府和民众两个制度变迁主体博弈的结果,核心是经济产权和政治权力在国家、集体、农民间的再分配。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的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过程始终贯穿着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逻辑框架:改革开放早期农村制度变迁的一致性,改革中期农村制度变迁的多样化,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农村改革陷入停顿期。对这一制度变迁的分析可以发现,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发展农村经济和建设农村社区的政治决策框架,其本质是壮大农民权力的过程。推进下一步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任重道远,需要重新界定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农村社区、农民之间的权力分配,调整和优化农村社区内部自主发展的政治经济架构,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诺斯与马克思:制度变迁的动力比较

制度变迁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制度变迁是内、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动力是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外动力是制度变迁的条件。在对制度变迁动力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者与新制度经济学派存在较大差异。从经济学视角对马克思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马克思从内外动力两个层面揭示了制度变迁,解释力是充分的;诺斯从外动力方面对制度变迁进行分析,仅仅局限在制度变迁的微观方面,而对宏观方面的制度变迁的解释力是不够的。     

中国特色协商文化对协商民主实践的价值意蕴

中国特色协商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协商民主实践中生成的一种文化形式,对我国协商民主实践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在协商主体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明确人民的协商主体地位、培育协商主体的协商精神、规范协商主体的协商行为,有助于提升协商主体的价值共识;在协商治理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为协商治理注入更多价值理性、推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有助于增强协商治理的效能;在顶层设计方面,中国特色协商文化通过创新协商民主认知理念、坚定协商民主社会主义方向、完善协商民主体制机制,有助于优化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     

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历史演进

借助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梳理,可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探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加强党的领导是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根本保证,法制化是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基本途径,公共理性的培育是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前提。在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认真总结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继续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意义深远。     

社会分化视域下农村基层协商机制的建构

社会分化造成了农村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共同体形态的嬗变和文化生态的多元态势。这给农村基层协商议程的开展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建构完善、健全的农村基层协商机制是消解协商困局的必然抉择。它能够有效地弥合社会分化,促进"休戚与共、共享发展"的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农村基层协商机制的建构必须完善农村权力(利)架构,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形塑基层协商权威,构建"党建+"的基层治理;规范农村基层协商机制,构建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机制。     

高校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论略

高校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高校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当前高校协商民主优势明显:重视顶层设计与理论研究、民主协商主体性意识比较强烈、形式较为丰富,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意识淡薄导致地位缺失、非对称性信息流动、议题有限与精英式投票等,因此需要在意识提高、空间拓展、思维创新及机制建设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这对于推动高校治理现代化中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