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俄罗斯政党制度

俄罗斯政党制度转型的主要内容是从苏联时期的一党制转向西方式的多党制。它经历了从最初的混乱无序状态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若干阶段。普京执政两年多来,对政党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政党法》的制定和实施,使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所提高,初步形成了由左、中、右三派政党组成的多党制格局。但是,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相比,俄国的政党制度还不成熟,仍有不少问题。     

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现代俄罗斯的崛起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三百多年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中,俄几次崛起,几次中落。贯穿在俄历史中的主题只有一个——赶超。俄每一次的中落和崛起都是一次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制度的转型只是追寻强国梦想的一种手段和表现。本文借鉴了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试图对俄罗斯的经济追赶和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进行解读。     

“自由国际秩序”、多极化与俄罗斯的“2024议程”

在国际秩序构建问题上,伊肯伯里的"自由国际秩序"理论、普里马科夫的多极世界思想、基辛格的国际秩序演变观,是三种来自不同思想谱系、取向与功能各异、对国际秩序延续和转型有着各自思考的理论。虽然三种立场之间有时看似对立,存在着相互冲突与逆转的可能,但是不排除彼此接近、展开对话,乃至探寻共识的空间。从物理学意义上的外在结构,或简单引用历史先例,来寻找未来世界秩序演进的轨迹,显然已经不够。关注上述不同立场间的争议与各自在互动中的调整,研究各大国间很不相同的国内进程与"全球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2020年初俄罗斯开启了"2024议程"。俄罗斯政府改组和普京提出宪法修正案等一系列重要部署与相关的广泛讨论,不仅旨在解决社会经济的紧迫挑战,同时也指向2024年现总统任期届满之后的中长期政治经济安排。像俄罗斯这样将当下困难问题的处理与长远发展战略部署加以联系,将本国内部事务的转型与未来世界发展的潮流相互衔接的做法,值得学界关注。     

试析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基础

俄罗斯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持续性,存在很大争议。本文从制度的视角分析了迄今为止的经济转型对俄罗斯当前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我们认为,2000年以来俄罗斯市场制度环境的基本稳定和制度规则的进一步调整是当前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因素,能源因素、国内消费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通过制度基础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因此,俄罗斯当前的经济增长将具有持续性。     

俄罗斯法律制度的源起初探

俄罗斯国家的法律颇具特色,在世界法律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古代罗斯是现代俄罗斯国家的前身,其法律制度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拜占庭、保加利亚、基督教的影响,是一种混合的法律文化的表现.罗斯法律汇总了瓦里亚格人和斯拉夫人的部落习惯法、继承了10世纪初奥列格时期颁布的<罗斯法律>,吸收了罗斯与拜占庭条约的部分内容,借鉴了拜占庭、保加利亚、基督教的重要法典和文献,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社会情况,做出了新的发展和改进,成为世界法律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俄罗斯新制度安排及其特点

现阶段,俄罗斯基本上完成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正在努力构建一种与俄罗斯本土价值观念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基本特点体现在“可控的民主”与“可控的市场”,它们被认为是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这一制度安排的产生基于以下社会背景：第一,叶利钦时期所推行的“自由式”的制度安排,被俄罗斯转型10多年的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行不通；第二,普京治理国家的理念及普京政府的政策措施的推动；第三,“可控式”制度安排是俄罗斯民族价值观的体现,并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及其未来崛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在这种推断的基础上,本文对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及其主要内容和具体表现,以及它对于拉动俄罗斯经济增长、促进俄罗斯崛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试图给出一个结论：俄经济发展将有可能沿着具有俄罗斯特征的“可控式”制度安排的方向演进。     

普京时期的俄罗斯经济转型:从制度移植到制度创新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迅速复苏并非1990年代实施激进式制度变迁的后期效应显现.俄在1990年代移植西方市场经济正式制度的过程中遇到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的严格约束,使得移植来的正式制度失灵.这一教训使得俄进入新世纪以后重新审视了自身的制度环境,把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与俄的现实结合起来,调整经济政策,加强国家的作用,确定了"可控的民主"和"可控的市场经济"模式,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政策选择与制度变迁互动模式

本文以俄罗斯转型时期政策主体行为与制度变迁的双向影响为线索,对影响俄罗斯转型的制度性因素和影响制度变迁的政策原因进行了研究,试图探讨一种转型时期所特有的政策选择模型。受制度的理性选择理论启发,本文强调了既有制度框架对转型政策选择的巨大影响力,这是俄罗斯转型进入最初的非效率制度结构的重要原因;又具体分析了俄罗斯转型期政策主体的互动与博弈,这是实现制度供给的重要途径。通过对俄罗斯转型时期政策过程的分析,本文认为“旧的制度框架一政策主体的互动→政策创新→制度供给→新的制度框架形成”的循环往复是转型时期“制度－政策”的双向作用机制。     

争论中的俄罗斯秩序公正观及其外交困惑

秩序和公正是俄罗斯社会转型和外交实践中的核心范畴。苏 (俄 )时期、俄罗斯独立以来对秩序和公正的认识经历了深刻的历史演变。这种演变从深层次看是强调以国家为中心 ,较多关注权力与利益的争夺 ;在国际层面 ,更多关注大国地位的维持 ,对于近邻国家则突出等级制和霸权主义诉求。俄罗斯对秩序和公正 ,也即对国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复杂认知 ,使其外交存在诸多困惑和悖论     

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比较制度分析--以中欧和俄罗斯为例

在后社会主义转型进程中,中欧和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在经历了深刻的重构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趋势.前者形成了一种"民主型国家"治理模式,且国家整体的治理质量较高;后者形成了一种"勾结型国家"治理模式,且国家整体的治理质量较低.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来看,上述两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可以从政治体制选择、利益集团分化、市民社会发育,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和地缘因素等加以综合解读.     

华盛顿体系与大东亚新秩序比较研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亚国际关系舞台上曾相继出现了两种地区秩序:以"门户开放"为特征、美国主导建立的华盛顿体系和以"大东亚共荣圈"为特征、日本企图建立的"大东亚新秩序".对它们进行回溯、比较,对今天构建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秩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东南亚地区秩序

进入21世纪以来,东南亚地区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东南亚的多极化格局已经形成。在这个格局中,中美日三个大国与东盟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既是中美日三个大国的共同目标,也是它们的共同利益。东盟是该地区一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力量,中美日三个大国能否在该地区实现合作共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盟的影响和如何发挥作用。     

对秩序的忧虑--评弗兰西斯·福山的《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人类发展史上最奇怪的现象之一就是,精神文明并没有随着物质文明的极大提高而相应地提高;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候,人的道德水平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其表现是:传统的伦理道德不再被严格遵守,旧有的社会规范被打破,社会出现了大紊乱.秩序亟待恢复或重建,否则人类将因为失序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Rebuilding the Social Life of the Kikuyu

The following address was given by Dr. Shannon at a joint meetingof the Royal Empire Society on July 4, 1957. Lord Hailey, Chairmanof the Royal African Society, presided.     

"太平洋主义"与21世纪亚太地区体系和秩序

随着中印俄等新兴经济体的兴起,亚太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界地缘中心正在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同时,太平洋两岸的美中日印俄澳等主要力量越来越关注地区秩序、体系等问题,并试图确立本国在上升的亚太地区及将形成的地区体系中的地位,建立有利于本国的地区体系框架,融合、制约和平衡其他地区力量.因此,亚太地区正在酝酿、出现和形成某种以地区主要力量为若干中心和框架的地区体系和秩序.在此情况下,本文倡导容纳亚太地区主要力量的"太平洋主义"结构、体系和秩序,以全面反映21世纪亚太力量格局的发展变化,融合亚太地区大国问的共同利益和共识,确定地区经济政治的制度安排,确保亚太地区长期和平与发展.     

The New Gulf Order: Crisis,Medi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The longevity and depth of regional challenge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elevated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ncerns to a new level within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 in recent years. Three conflicting worldviews have confronted one another, resulting in debilitating consequences for the region. Increasing fragmentation of Arab politics, in turn, has engendered attempts at enforced Arab unity that have ultimately failed, further dividing and destabilizing the regional order. This article delineat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Gulf crisis of 2017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Arab Spring and analyzes the ensuing attempts at mediation, the US role in the reg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Kuwait and Oman, normalization efforts with Israel, and the recent resolution of the Gulf crisis by examining various actors’ political ro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