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腐败”：寄生于权力下的“黑洞”

领导干部“家里人”、“身边人”参与作案,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除了“夫人腐败”、“子女腐败”、“秘书腐败”外,一些领导干部的司机参与腐败犯罪的现象也格外引人注目。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近几年,一些专车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正在滋生。     

“司机腐败”是权力失去制衡的必然泛滥

领导干部“家里人”、“身边人”参与作案。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除了“夫人腐败”、“子女腐败”、“秘书腐败”外，一些领导干部的司机参与腐败犯罪的现象也格外引人注目。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近几年，一些专车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正在滋生。（4月18日《半月谈》）     

“突击问责”，参“经常问责”

去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可以说是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从无到有的标志。但在实行过程中，却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哪些地方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或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即问责哪个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和有关责任人员。     

“夫受贿必涉其妻”现象

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然而,一些领导干部因经受不往金钱的诱惑而坠入经济犯罪深渊的案件不断发生.这其中还有一个现象颇引人注意,即“夫受贿必涉其妻”.不容置疑,一个领导干部能否做到廉洁自律,家庭一关很重要.尤其与家中有位什么样的夫人有很大关系.贪污了要往家里拿,受贿了要往家里放,如果家里有位“廉内助”常给丈夫吹风,“管”住丈夫不贪财爱财,必能为防止腐败的侵蚀发挥积极的作用.反之,如果官太太贪财爱财,经常给丈夫吹怎样弄钱的邪风,丈夫难免不下水、不犯罪.有些当妻子的明知代夫受贿会遭受牢狱之灾,甚至会人头落地,但仍是照收不误,有的竟然公开索贿.人     

“腐败暴力”犯罪及其防治

腐败暴力犯罪是私欲恶性膨胀的领导干部，谋官害命的极端腐败犯罪行为。本文剖析了此类犯罪的主客观特点和犯罪根源，提出了要加强思想教育、权力制约、重点惩治、民主政治等方面建设，使其不想犯罪、不能犯罪、不敢犯罪的对策。     

“新技术犯罪”探析

新技术犯罪是伴随着高新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犯罪现象,本文试图对此种犯罪的概念、种类及对刑事立法的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撩开“权力期权化”的面纱

近来,一种新型的腐败动向颇值得警惕,这就是所谓的“权力期权化”现象。如《现代金报》近日报道,浙江省某县级市的房管办负责人在位时,利用自己的关系,将市区黄金地段大片土地出让给某民营企业主,该企业主因此拥有了亿元资产。该负责人退休后,被聘为该企业干部,年薪三十万元,高级住房一套,并且每年拥有几万元以内的请客送礼签批权。前不久,浙江省政协委员杨扬就针对这一现象提交了《领导干部“期权化”现象应引起重视》的提案。他说,领导干部“期权化”就是某些有职有势的领导干部,在位时利用权力和影响,合法和不合法、合理和不合理地为某些…     

我国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策略——基于“破窗理论”的本土化思考

“破窗理论”是从心理角度分析犯罪现象延伸发展的原因，主张以控制“犯罪场”为基本手段来防控犯罪的理论学说。这一理论，对于我国防控因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犯罪剧增现象，具有借鉴意义。“破窗理论”的应用，应当从我国流动人口犯罪的现实国情出发，深化网格化管理模式，建立宏观制度上“防破”和微观现象上“修窗”相呼应的防控体系，并使二者形成合力。     

“盗窃杀人罪”质疑

<正> 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犯罪分子为了达到犯罪的目的,往往针对作案的客观情况来决定实施犯罪的手段;在犯罪过程中,一旦出现了某些阻碍和曲折,罪犯势必在手段上采取相应的变化来对付,以达到他犯罪的目的。手段是犯罪行为的     

建立职务犯罪“一把手预防工程”的设想与思考

近年来，检察饥关在严厉打击职务犯罪的过程中，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把打击与防范相结合，使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职务犯罪在边打边防的情况下，顶风作案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领导干部犯罪尤其是“一把手”职务犯罪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必须重点加强对单位“一把手”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     

专统犯罪学“三段论”体系的生态学观——犯罪生态学的新视角

犯罪生态学是生态学理论和实践在犯罪学方面的运用,它着重从社会生态、群体生态和个体生态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解释犯罪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并努力遵循其生态关联规律来对犯罪现象进行生态调控,以便提高社会、群体和个体自身犯罪的免疫力和抵抗力。运用生态学来对传统犯罪学中的犯罪现象、原因和预防进行分析,能够建立起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使社会生态系统发挥最佳的整体性效能,优化社会生态循环质量,提高社会有机体的犯罪免疫力,达到抑制、减少和消除犯罪这一目的。     

“执法系统”与“犯罪系统”关系的模型分析

本文试图通过运用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简单模型,分析犯罪系统和执法系统的成本收益结构,指出犯罪系统和执法系统的成本收益结构有一种达到均衡状态的内在冲动。因此,犯罪现象在一定范围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犯罪系统和执法系统的相互妥协。本文指出,要防止犯罪,就要设法打破两个系统之问的均衡。     

企业家腐败与“大企业病”

正在中央铁腕反腐行动中,落马的大企业老总引发社会关注。事实上,大企业老总犯罪问题是各国通病。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70%的企业老总犯罪发生在42%的大型企业中,且因贪腐走向犯罪的往往是薪酬最高的企业管理者。社会经济学家亚历克斯·梯尔在其专门研究"越轨"行为的专著中称这一现象为"特权偏差行为"。具体而言,这些手中握有企业生死大权的老     

谨防“感情冷漠症”

前不久，在一次调研时听群众反映，当前在领导干部中存在一种现象，一对基层情况不了解，二对人民群众缺乏感情，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两情”干部。笔者对此深有感触，在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今天，领导干部要防止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感情冷漠。     

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

“制造社会恐怖”是恐怖活动犯罪特有的犯罪目的 ,正确理解恐怖活动犯罪的这一犯罪目的的内容 ,以及由这一目的决定的恐怖活动犯罪的罪过结构和客观特征 ,是司法实践中认定恐怖活动犯罪 ,正确适用刑法相关规定的基本前提。     

“丐帮”帮主触礁黄金海岸——宝钢集团企业开发总公司原总经理沉沦记

极少数受党培养教育多年。曾经为党和人民做过不少贡献的党员领导干部,在退休前的“最后一岗”时却经不起诱惑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基本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关系疏议

正确理解刑法分则罪状与犯罪成立的关系,实则牵涉到刑法学界长期争议的分则“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的关系问题。对此,有的学者主张,刑法分则个罪罪状中,有关犯罪构成的数额规定、结果规定等,都是关系到特定犯罪成立与否的特别规范。笔者认为,从广义上看,这一结论似乎并无不妥。但从严格意义看,这一结论分析不免失诸笼统。因为,在罪过形式为“故意”的数额犯、结果犯的场合,犯罪的“成立”其实可以表现为下述几种模式, 即:①犯罪成立(既遂);②犯罪成立(未遂);③犯罪成立(预备)。反过来,也就是说,一项行为即便尚处于“犯罪”未遂、“犯罪”预备形态,该行为仍属“成     

上下游犯罪“量刑倒挂”困境与“法益恢复”方案——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视角展开

无论是从法哲学视域的公正视角还是司法实践的立场,基于同一笔犯罪事实的前提,“下游犯罪量刑不高于上游犯罪”原则已被普遍承认。然而,由于上游犯罪来源的多样性与下游犯罪的相对单一性特点,司法裁判中上下游犯罪“量刑倒挂”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应对这一不合理现象,近年来司法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背书”下,着力探索了一系列方法,主要包括:将自首、坦白情节“可以减轻处罚”的实质条件模糊化并人为主导“减轻处罚”结果,技术化地创设“下游犯罪量刑轻于上游犯罪的主犯但重于从犯”规则,对下游犯罪大量适用非监禁刑。然而,上述方案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无实质关联。事实上,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下游犯罪行为人退赃退赔的“赎罪”抑或“法益恢复”行为可以作为量刑实质从宽的理论根据。具体而言,下游犯罪行为人在上游犯罪案发前的“法益恢复”情形,可以考虑对其“相对不起诉”,在上游犯罪案发后的“法益恢复”情形,可以考虑对其“定罪免刑”。     

学习刑法“因果关系”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尽管社会现象有它的错综复杂性,但它们之间总是有着内在的相互关系。如一种现象的产生,又引起另一现象的出现。这种前因后果就是人们常说的“因果关系”。客观事物的这种相关性就使得从犯罪的结果揭露罪犯成为可能。不过,我们初学法律的人必须记住:刑法中的因果     

我国刑事政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转变——从“严打”到“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是由犯罪这一社会现象所引发的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反应体系,旨在对犯罪进行预防和控制,从而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刑事政策指导刑事法律适应社会的需要,对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主要实行“严打”的刑事政策,进入21世纪,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又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