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与罗伯斯比尔:兄弟还是仇敌?

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丹东和罗伯斯比尔这两个人物之间的联系太紧密,对比太鲜明了。人们熟知,奥拉尔和马迪厄——一对亲密师生,两位史学大家,竟在本世纪初(1908年)由于对丹东和罗伯斯比尔的不同     

圣鞠斯特在国民公会上的报告(节录有关丹东部分)

关于圣鞠斯特这篇报告的历史背景和对丹东的评价,参阅张芝联:《略论丹东》一文,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9—16页。     

"韩流"与"华风"

1998年,韩国的“酷龙组合”,以《摆脱城市》这种无论在内容还是演唱风格上,令中国青年耳目一新的韩国流行音乐,成功敲开了北京文化市场的大门。尔后,HOT、神话、天使等组合相继来到北京,伴随着这股韩国流行音乐热,韩国电视剧、韩国的电影也开始抢滩中国。电视剧《天桥风云》、《爱情是什么》等纷纷在中国的电视台播出;2000年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韩国电影及学术会议、2001年10月中国电影资料馆等单位在北京、成都、上海举办的《韩国电影回顾展》……这种大规模的涌入,被中国媒体称之为“韩流”。     

"汉城"改为"首尔"之后

2005年1月19日韩国首尔市市长李明博在市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将首都"Seoul"的中文名称由"汉城"改为"首尔".当天,中国新华社和国内的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这一则消息.中国国内网民对此反应也十分强烈,纷纷在各个网站论坛上发表意见,这些意见综合起来基本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美国"意象"的由来

近一个时期以来,在美国甚嚣尘上“中国威胁”论并非只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者多数美国人对中国问题缺乏了解,而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必然反应。“中国崛起”及随之而来的美国的“中国威胁意象”,既与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独特的地位有关,也同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传统所坚持的“价值、利益和政治”所驱动的政策需要紧密相联。这种“意象”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因素关系较少,而更多地与美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相关联。     

"接触"抑或"制裁":美国对缅甸政策之"两难"

21世纪之初美国对缅甸政策波折不断,在认识到制裁失败的基础上,凭借务实性接触,美缅关系得以全面回暖,但随即美国对缅甸特定人群和目标采取了针对性制裁,直至当前重拾全面制裁的"大棒".经历了如此的循环往复,美国对缅甸政策大有"回到过去"之势.美国对缅甸政策在"制裁"与"接触"两端摇摆不定,"不完全制裁+不完全接触"混合并存一直存在于其政策调整之中.这种特点源于美国对缅甸政策深层次因素的长期影响,其内在的"两难"在拜登政府期间日益凸显且难以纾解,美国对缅甸政策选择的空间进一步缩窄.面对纷纷攘攘的周边变局,中国应积极寻求拓展周边外交,确保中缅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新帝国论"与美国"整合外交"

近来,"新帝国论"频频出现于美国的舆论之中,包括美国一些重量级的美国学者、精英均在谈论新的"美利坚帝国".这种新帝国思想理念和政策取向的主要体现是反恐谋霸,追求绝对霸权、绝对领导、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新帝国论"的出现与美国历史发展轨迹和现实因素密切相关.美国决策者认为,"9·11"事件的发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情况相似,"最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一机会重新界定美国的利益和对国际机制的立场",并以"整合主义"替代"遏制政策".对于难以通过"整合"手段达到目的的对象,可采取孤立、遏制和"先发制人"的策略.但是,美国是否会面临历史上帝国最终都曾经历的过度扩张导致失败这一困境,尚待观察.     

试论"东亚共同体"

随着东亚区域合作的深化,"东亚共同体"提上议事日程.东亚新的分工模式的形成和贸易规模的扩大,多层次合作形式的挑战以及东亚国家对重大政治、安全问题的共识为"东亚共同体"建设打下了初步基础.对"东亚共同体"进行恰当定位、设计有效和前瞻性的组织架构将决定"东亚共同体"的成败.中国应在推动"东亚共同体"方面占先机、出先手,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热那亚事件"看"反全球化运动"

反全球化与全球化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两面.冷战结束后,世界矛盾的发展演变刺激着"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本文试以"热那亚事件"为背景,对"反全球化运动"的起因、概念和特征进行分析和思考.     

韩国首都汉字标记由"汉城"改为"首尔"

2005年1月15日上午10时,首尔特别市的市长向国内外记者以及有关机构正式宣布,韩国首都的汉字标记规定为"首尔".能够认识到这一举措远比单纯制定新的地名标记的意义更为深远的人,其实并不很多.     

"克里奥化":对全球"美国化"现象的一种解释

在20世纪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他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大众文化,致使"美国化"成为很多国家在维护本民族文化认同时面对的严重挑战."美国化"现象反映了美国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重塑这个多元文化世界的图谋,带有明显的"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美国化"这一全球现象,"克里奥化"便是其中一种很引入注目的观点.本论在考察20世纪以来全球"美国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分析"克里奥化"观提出的背景及其包含的基本内容,以及文化上的"克里奥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本文认为,"克里奥化"观尽管还不完善,但对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全球"美国化"颇有启迪.     

“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新德国问题”前景探索

"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乍看起来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但对于21世纪初的德国来说却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用这两个概念来探讨"新德国问题"的发展前景,是本文作出的尝试.     

“红色”黎明

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德国去年十月的柏林选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联系到过去几年里民社党的发展趋势 ,它的崛起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历史和现实的因素 ,地方、全国和国际上的局势都是促进或限制其复兴发展的客观条件。但如何进一步确定自己的政治身份 ,在德国的主流政治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还需要它继续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反思和对自己的政策纲领进行调整。     

Interpreting "Nationality" and "Language" in the 2001 Ukrainian Census

Ukraine conducted its first post-Soviet census in December 2001.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use of the categories "nationality" and "native language" in the census and relates them to fundamental precepts of Soviet nationality and census policies. The enumeration of national and linguistic identities is related to the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preferences. Orientations toward language policies (particularly in Galicia and Crimea), regional autonomy (in Transcarpathia), and territorial belonging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re analyzed in order to reveal the politics of the 2001 Ukrainian census.     

TRANSGRESSING "VICTIMS" Reading Narratives of "Filipina Brides" in Japan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discourse on Filipina hanayome (brides) in administratively mediated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kokusai kekkon) in Japan from the mid 1980s to the present. In narratives of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in the late 1980s, “Filipina” came to index the “problem of brides from Asia.” As seen elsewhere, various textual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s have depicted rural Filipino women as socioeconomic victims and sexually subjugated women. Simultaneously, however, constructions of Filipina hanayome in rural Japan have been given local twists. Drawing on examples from largely neglected written texts in Japanese and from an ethnographic vignette, the article next focuses on sexual subjectivity and economic autonomy, two dimensions of the women's lives in which they struggle to recapture their own ways of imputing meanings to their lives vis-à-vis various social forces. In so doing, this article interrogates certain feminist and popular depictions of hanayome.     

和辻哲郎“风土论”与“伦理学”内在关系探析

和辻哲郎(1889年-1960年)是日本著名的伦理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其核心思想有两个重要分支:风土论和伦理学。《作为人间学的伦理学》(1934年)与《风土——人间学的考察》(1935年)的最终出版,标志着和辻哲郎思想的初步形成。风土论与伦理学两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在早期风土论的相关论述中,和辻哲郎的核心哲学结构仍停留在"意向性结构",直到在伦理学领域逐步确立自己独特的"间柄"结构,完成了从意向性结构到间柄结构的转向,他才完成了自己对风土论的修改。但是风土论与伦理学面临着许多质疑,笔者认为,如果说风土论是以伦理学为方法论来对世界各民族及其文化进行理解的产物,那么风土论的问题就反映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伦理学中的根本问题。     

国际体系“区块化”的演变与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

"中等强国"外交近年来在韩国政界、学界都是一个持续升温的关注热点。而有关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讨论在中韩两国的学术界都有过一些颇有见解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全球体系的视角来分析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本文作者选择的视角同样是从演变中的全球体系中观察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即冷战后全球体系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型的结构,而"一超多强"或雁阵式结构也不能恰当描述全球以及地区的变化趋势,同时韩美同盟体系的"升级"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该同盟的单向强化。本文将首先回顾并分析冷战后相对稳固的"金字塔"结构的国际体系是如何出现相对松动的"区块化"趋势。之后,笔者将从外交层面分析韩国是如何应对这种国际体系的变化以及韩国如何在全球体系中确定自身的战略定位。最后,笔者也将尝试分析并评估在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与中国的全球外交举措有着怎样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并对韩国"中等强国"外交做一个简单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