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核心变量——基于微观角度的分析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以宏观视角为主、微观研究较少。从微观视角来看,全球治理的主要行为体的观念决定着议题设定的演化方向,治理主体的行为则通过制度设计影响着治理的路径平衡。把这四类因素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变量,对于思考彼此间的内在逻辑和进一步思考国内层面的因变量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官僚体制与普通官员行为:三个治理工具

普通官员日常工作行为构成国家运行的微观基础。与现有文献聚焦主要官员行为不同,本文从组织经济学视角研究中国官僚体制中蕴含的普通官员行为治理工具。论文首先从现有文献中归纳出中国官僚体制常规和运动两种治理模式共同蕴含的普通官员行为的三个治理工具:激励强度、行政控制和资源约束,然后以公共危机管理为例,提出研究假设,运用针对地方普通官员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台风灾害和群体事件两类公共危机的常规和运动两种治理模式中,激励强度、行政控制和资源约束均具有显著的普通官员行为意义。这意味着它们是两种治理模式的共同结构要素,并构成普通官员行为的三个稳定的治理工具。     

全球公域:不均衡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与权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具有非传统特性的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治理秩序下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需要协调全球各行为体一致努力进行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全球共治理念的贯彻,有助于实现全球共享安全。其中,网络、极地、外太空、公海等各个全球公域的重点问题领域,亟须全球做出协调努力进行治理。全球公域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战略增长点,为各国所重视。但是,治理中仍然存在着两类权力不均衡的情况,即参与治理的富国与穷国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参与治理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它们都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全球公域治理的制度安排受限于概念模糊、划界不清、权责不明的现状,大国权力政治的色彩很容易趁机充斥到全球治理的诸多安排当中,危机治理行为的合法性。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治理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提高和承认,投票权和话语权大幅提升,但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深化和加强自身影响力的挑战,中国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思考如何将自身的经济实力转变为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影响。治理是一个过程,话语权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其他主要环节还包括制度的功能设定、治理规范的内容以及国际组织的内部治理改革等,这些方面都会影响国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因此中国既需要考虑权力变化所带来的话语权的增加,同时也要思考制度功能、规范和组织治理结构等要素与政策结果之间的关联性。     

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回顾与反思

群体性事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当下中国基层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之一。聚焦于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对既有学术作品回顾和反思,可以发现:在国家取向下,群体性事件意味着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不足,谁来治理、如何治理、怎样治理、治理成效、治理困境是研究的侧重点;在社会取向下,群体性事件则凸显社会力量不断成长,不同利益群体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纠纷,群体性事件的行为特征、内在动机、行动逻辑、后果影响等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家治理与底层研究一直是群体性事件讨论中的两个重要视角。在分析框架上,现有研究形成了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各具特色的研究。     

从前景理论视角看美国的对华战略

前景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微观的角度理解美国对华战略的心理渊源,从该理论中“风险预警”、“框定效应”、“沉没预警”、“确定迷思”四个维度进行解读,可以发现,美国无视中国在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试图从冷战思维、地缘政治、霸权更迭等维度解读中国的权利诉求.显然,这种思维有悖于两国所倡导的“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就美国而言,它需要换一种角度或视角思考中国的实力发展及其在全球治理、地区一体化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就中国而言,国家在发展的战略上要善于运用国际规范或干预机制化解误解与错误知觉,在国家责任、国际关系、全球利益几个层面做到有效的均衡.     

县级政府研究的路径分析

从权力到治理,虽然意味着县级政府研究的不断深化,但呈现出研究框架的单一性。对县域政府治理能力研究,将会提供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既可以呈现县域治理机制、治理主体、治理技术等治理的其他要素和面向,以全面地理解县域治理的实践及其逻辑;又可以涵盖财政、权力和能动者的视角,以及这些视角所要关注的主题。更为重要的是,治理能力的研究也意味着县域政府研究取向的转换,即从怀抱政治民主化的理想和激情转换为对基层治理实践更为理性的观察和思考。     

全球治理法治化：一种对正当性的追问

一方面，全球治理被看作是治理在全球层面的拓展，这种主张把权威置于全球治理研究的核心，注意到国家对权威的垄断在以“去地域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全球治理表征了全球化的组织特征，体现了全球化的权力运作特别是权力在微观层面的运行，看到了人口作为治理的最终目的必然超越国家边界的特性。全球治理可以从事实进程、理念、权力网络和新型人类秩序四个方面进行理解，存在的问题在于秩序的正当性以及跨边界民主的缺失。寻找一种全球治理的规范性模式是对全球治理进行正当性论证的重要基础。法治是全球治理的一种规范性模式，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正当性论证。     

试析全球治理中的理念差异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众多的全球性问题，催生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解决全球性问题超出单一国家的能力范畴，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对全球治理理念的不同理解，影响着治理模式的构成及对治理的有效性形成制约。在对权力至上、制度至上和层级划分治理理念的差异进行辨析的基础上，从治理主体、机制和手段方面考察全球治理模式的新变化，可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思考。     

海外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的几个视角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此问题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中,国外学者研究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和建设社会的行为,研究视角经历了从市场转型论和国家政权建设论,到发展主义国家和地方法团主义视角,再到企业家精神的官僚模式和掠夺式的地方政府模式的演变。其研究认为地方政府是自主和自适的行为体,它们主导着地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乡村社会的治理,激励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它们行为方式的改变。     

执法下沉：基层治理权威消减及其再组织过程——基于T县“大综合一体化”改革经验的分析

“扩权强镇，执法下沉”是当前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既有研究从政府管理的多重视角分析了执法下沉的原因，但缺乏从政社关系的视角对执法下沉的社会基础进行解释。政府执法本质上体现了政府治理权威与治理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现代科层制的进一步扩张和传统熟人社会的解构，当前基层治理正面临传统德治权威不断消减而现代法理型权威尚待扎根的困境，这造成基层治理“模糊性”凸显和治理权威缺失，并导致基层执法难的问题。执法下沉旨在通过科层组织的内部改革推动法理型权威向基层下沉。但基于T县综合执法改革经验的分析发现，执法下沉不仅没有改变微观治理中“人格化”因素的影响，反而衍生出一系列新问题。因此，重塑基层的德治权威具有现实必要性，理应成为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维。     

科技补贴政策的微观效率研究——基于企业寻租动机的分析与验证

在科技补贴政策的微观效率研究上,基于挤入或者挤出效应研究者文献较多,但是基于寻租视角研究者却甚少,亦或有忽视。本文通过寻租视角分析和研究了政府科技补贴的微观创新效率。结果证实,在寻租企业中科技补贴未能达到预期的政策效应,企业的科技创新效率没并有显著提升。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寻租企业在获得科技补贴后其在职消费显著增加,这意味着企业可能挪用或者减少了原本用于研发的投入资金。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是,腐败治理和科技创新并非两个完全无关的领域,腐败治理能够在净化社会政治环境的同时提高科技补贴政策的微观创新效率。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近二三十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因其庞大的数量、宏观的全球视野、不断增强的作用和强烈的道义性成为世界政治领域内十分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主体。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外交行为从不同角度影响着主权国家,但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各种结构性困难又不同程度地制约其全球影响力的发挥。面对这一国际政治现实,崛起的中国应在加强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研究的同时,以积极稳妥的方式促成同国际非政府组织间的良性互动。     

联合国面临的新挑战与全球治理

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入变化,联合国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提高应对各种新问题的能力,如何应对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多边对话机制的竞争。联合国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需要以全球治理为价值取向,改革内部结构,加强与相关国际行为体的合作,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党的十九大以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围绕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一方面是从宏观视角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逻辑、认识、内涵、价值等问题进行有益探讨,另一方面是从微观视角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社会经济、深化改革、国家治理等之间的关系。     

社会理性、集体行动和志愿发起者——对于行业协会组织的一种解释

对于行业协会这种市场治理组织的特征与功能，经济学的研究一般都从理性人的视角出发，通过交易成本的比较进行分析，但这种分析往往不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我们通过对一些行业协会进行的跟踪观察，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了集体行动中志愿发起者的特征、生成与作用，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结合的角度考察了行业协会这种社会组织的行为特征，从而对我国行业治理组织与市场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进行了更加现实的思考。     

排名与评级:观照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国际形象——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参与全球治理

排名与评级是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之一,通过引导资源分配、影响国家政策、奖惩国家声誉等路径发挥作用。与此对应,主权国家则从理性主义或社会建构角度出发做出回应。经由排名与评级,非国家行为体在与国家的互动中,通过影响国家治理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向"科学"的指数治理发展,充当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纽带。同时,排名与评级的过程也存在价值导向和政治偏向等问题,对于改善全球治理的意义主要是间接的,甚至会损害全球治理。由于排名与评级本身的问题,以及中国国内部分领域的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中国在大多数排名和评级中的总体表现欠佳,为此应积极改善国内治理,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并加强对排名和评级的实证研究,更加有针对性地回应对中国的排名和评级。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运动式治理

“治理”作为一种理论，诞生于西方社会，它代表了当今世界政府管理的潮流。在治理的框架下来思考中国的政治生态现实，可以发现政府的很多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运动式的治理，而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治理。其实，长期以来，运动式治理一直存在于中国国家治理之中，但是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关注。我们尝试提出用横向、纵向的多维视角，来分析运动式治理，以期对其有一个全面、理性的认识。     

简论研究司法行为的三重视角

研究法律行为,首先应采用法学的视角。规范法学视角、法社会学视角、法的价值视角均有其内在的优势,也各自存在着不同的缺陷。三者的关系并非完全并列,却相辅相成。在针对具体司法行为进行研究时,应当交叉使用。     

后现代全球混合政体理论中国家角色的探析

传统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舞台的主导,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现代主义在探讨国际结构时,采取多元主义视角,重读了全球体系,认为民族国家已不是国际舞台的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其他行为体如跨国市场经济、普遍利益集团等也在扮演重要的角色。这种全球混合政体理论打破了国家中心观,但没有否定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