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调解的历史叙事及成因分析

在中国,司法调解作为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是与司法审判并存的诉讼活动。司法体制改革历程一直围绕着调解与审判在实践中的比例变动展开。司法调解的坎坷发展历经兴盛、消沉与复兴三大时期,以相关司法政策变动为外在表现形式,呈现出U型发展趋势。以历时性视角,阐释造成司法调解几经沉浮的因素,即社会场域、司法场域、政治场域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继而揭示司法调解兴衰历程的根源在于政治场域对司法场域的支配以及政治场域、司法场域和社会场域的共谋。     

诉讼调解的价值正当性与优先性——兼论“调解优先”

诉讼调解具有价值正当性,是我国大陆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的一大特色。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强制调解＂、盲目追求和相互攀比调解率等现象,究其思想根源,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司法政策强调＂调解优先＂,从肯定诉讼调解的价值正当性转变为强调其价值优先性。强调诉讼调解的价值优先性,是与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调解自愿、合法原则相矛盾的,是与法院的审判职能相矛盾的,也是与民事诉讼制度和ADR之间的功能分化相矛盾的。这种观念与对我国古代法制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传统和国外ADR的片面理解有关。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对诉讼调解的定位是：肯定其价值正当性,而非强调其价值优先性。司法政策应当与这一定位相协调,＂能调则调,当判则判＂是比较科学的表述。     

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反思及重构

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废存与改革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无疑有其合理性,其解决纠纷的高效性是有目共睹的,而这正是纠纷日益膨胀的今天所必须的,但目前我国民事诉讼中实行的调审合一制度不仅没有发挥调解的优势,反而在扭曲调解制度的同时破坏了审判的公正性.因而应寻求一种既能充分发挥调解优势,又能保证审判的公正性的新制度,即调审分立制度.     

我国司法ADR制度的构建

司法ADR是顺应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司法ADR制度必须符合我国国情,我国司法ADR制度的设置应当采取审前调解模式,适用一定类型的案件,并实行调解人员与审判法官分离制度。     

理性地对待调解优先——以法院调解为对象的分析

＂调解优先＂是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提出的指导民事审判工作的司法政策,该政策实施近4年来,全国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的调解结案率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司法实务中对该政策的理解和贯彻也存在一些偏差。在当下的法院调解中,应当着重处理好调解优先与调解结案率的关系,调解优先与自愿原则的关系,调解优先与民事权利保护的关系,调解优先与法律规则维护的关系,调解优先与争议事实处理的关系。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事审判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囿于国权主义思想、审判人员的司法理念与审判方式不健全、制度设计缺失等因由,刑事审判工作在很多地方仍然亟待完善,本文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刑事和解、未成年罪犯的刑罚等三个方面论述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以期在刑事审判工作中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因素.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初探

主司司法调解的法院,一直以来只对民事纠纷案件进行调解,而对于行政纠纷案件的处理则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大量的行政案件,法院在做双方当事人思想及相关协调工作后,只能用法定结案方式"撤诉"来替代,而无法直接用调解的方式结案.而行政审判实践中调解的潜在运用比民事诉讼更甚,大量的撤诉实质上是没有调解书的调解.我们呼吁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机制,完善司法调解体系,实现司法调解保证下的三种调解手段的有效衔接.     

马锡五调解对当下法院调解的借鉴意义

作为抗日根据地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审判制度,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一大特点是着重调解。在当下＂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下,对马锡五调解的借鉴,要充分认识其发生、发展所在的社会背景与当今截然不同。马锡五调解中的便民理念和亲民精神应当得到彰显。对马锡五调解的运用不宜盲目,应有选择性。     

目前诉讼调解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诉讼调解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有利于其服判息诉、履行义务并最终达到定纷止争、社会和谐的司法理想。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关于诉讼调解工作应关注"五项注意"。     

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法律性质及其完善

民事调解制度虽然存在于民事诉讼过程中,但属于非讼程序。私权自治、审判效益和司法文明的要求,促使民事诉讼契约化。民事调解协议本质上是一种诉讼契约,法院承担公证的角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民事调解程序:单独设置调解机构和调解主持法官;合理设置调解员选任程序、回避程序和参加庭审程序;采用签字生效制度;合理界定达成调解协议的标准。     

家事司法修复家庭关系的经验研究

家事审判改革强调修复家庭关系在家事案件处理中的重要性，但西南地区X法庭家事审判实践的经验研究表明，家事司法修复家庭关系的效度并不彰显。法官将家庭关系修复贯穿于审判的全过程后，依然很难修复夫妻一方离婚意愿强烈的婚姻关系，在面对代际关系冲突时也只能用法定权利义务关系去简化复杂的家庭关系。家事司法在修复家庭关系中能力有限，根本原因在于在当前社会条件下面临多重制约，包括开放社会带来的不稳定性、家庭成员之间的个体意识冲突、现代法律与家庭价值的冲突等。因此，家事审判改革应当在完善心理辅导、多元调解、单位联动等配套机制的同时，积极引导家庭成员树立有利于家庭关系和谐稳定的价值观念，建立能够有效稳定家庭关系的社会机制。     

从立法者管窥古代与近代正义创制的图景分野

从立法者角度可以管窥到古代正义创制和近代正义创制的两幅不同图景:古代正义创制是哲学家出于神圣的责任为城邦立法;近代正义创制则是人人为了卑微的权利而为自己立法。     

互联网法院的演进逻辑与功能定位

互联网法院作为网络思维、网络技术与现代司法深度融合的产物，它是以“网上案件网上审”为审理思维，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将网络案件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送达等诉讼环节在线化，构筑前置化调解、ODR、诉讼等多层级、多元化的解决网络纠纷的专门性审判机关。互联网法院作为我国网络治理模式的“试验田”，其演进历程与法院信息化建设息息相关，从1995年的萌芽至今，互联网法院演进逻辑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创期(1995年)、探索期(1996—2011年)、快速形成期(2012—2018年)、实践期(2019至今)。从语义与实证分析可窥见，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定位为解决网络纠纷、便利民众以及探索网络治理新模式，旨在建立高效、便捷、专业、低成本的网络纠纷化解机构，从而推动网络纠纷的专业化治理和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化。     

刑事再审的理念基础及制度重构

刑事再审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该制度存在违背控审分离原则、职权主义浓厚、再审理由设置不合理、对再审的时间和次数没有限制等问题,因而应当基于控审分离、权利保障和节制国家刑事司法权、有效率的司法公正三大现代诉讼理念重构再审制度。     

法院调解制度改革检析

通过对关于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观点进行检析 ,认为废除法院调解制度并无必要 ,主张调审适当分离 ,并对完善法院调解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劳动争议“诉调裁”对接机制研究

本文从调审分离的视角入手,提出合理整合现有的调解、仲裁和诉讼机制:依据案件是否经过调解作不同的分类处理,在诉讼前对非诉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诉讼立案时建立立案调解及速裁机制,诉讼中以诉讼和解机制代替诉讼调解,并设置专门的调解组织,使主持调解的组织和人员专门化。     

传统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

传统中国存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纠纷解决规则有自生自发性特点,解决纠纷的刑事法律发达,注重实质上的公正。从纠纷解决机制的演变来看,存在从重视调解向重视审判的趋向,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可以使我们有效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宽严相济"法律文化的思考

“宽严相济”是我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法律文化的一种理论。它的运用可以使我们更好的解决法律作为双刃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可以关注人的权利的实现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本文主要对其在中国历史理论和实践中的反映,结合当代社会中的现实基础给以分析,说明在和平年代,这一理论有了新的内容的发展并依然有着重要意义。     

司法警察端源考证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人民警察的重要警种之一,是维护审判秩序,保障司法公正、权威的重要武装力量。然而,这样一支司法行政执法力量,其诞生和发展并不是与我国古老而悠久的司法体制与审判制度应运而生的。我国司法警察的发端起源与中国司法制度和审判制度的变迁以及中国警察制度的建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司法警察制度的建立发展又带有深刻的西方警政思想的烙印。     

刑事和解实务的经济分析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刑事和解的基本程序和要求，为多年来司法实践中广泛开展的刑事和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刑事和解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创建和谐社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其符合刑法民法化，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现代司法改革发展的方向。但实践中刑事和解开展更多是符合“成本收益”计算的经济学规律，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和解过程中的经济运行原理，从而更有效地运用好刑事和解，使其为社会创造更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