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知识传播与社会学的使命

本文主要论述了社会知识的地位和功能,并从功能入手分析了社会知识传播所遇到的问题,又进一步从问题出发简述了社会学在传播社会知识过程中应解决的问题和把握的要点.     

农村社会公平的缺失与重建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在社会公平方面已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然而,相对于城市公民,农村社会公平的缺失依然严重,尤其在教育机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土地征用以及参与市场竞争方面更为突出。从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发挥政府在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建立健全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则入手,着力推进农村社会公平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知识的不确定性与风险社会

随着知识确定性的终结,人们对知识表现出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情节,尤其是风险社会的到来,知识的运用使社会取得巨大的进步,但也产生无法预测的风险、灾难。因此,在承认知识有限性的同时,应把知识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重视人文知识的反思性,增强民众面对风险的心理素质。     

重建家教与门风

正真正的教育是每个人在为未来做准备,而这首先是父母之心,包括我们如何以父母之心对待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面对今日诸多有违父母初心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重视重建中国家教与门风。让孩子懂得明辨是非有人说要让人的本心回到小学阶段,但我认为应该回到幼儿园时期,幼儿园是培养常识的重要阶段。幼儿园的孩子最遵守秩序,他们做什么事情都会排队,他们都很懂礼貌,见到大人都会打招呼。但是慢慢地我们会发现孩子不打招呼了,这是因为大人总是不理他们;后来又变得不讲规矩了,是因为他们开始了解社会了。一个民族不能数典忘祖,一个人永远不要笑话自己的童年,因为童年学的是做人的规矩。     

技术知识与风险社会

技术时代的人类社会将会是怎样?吉登斯等国外学者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从现代性的角度,吉登斯分析了风险社会与技术知识的关系,认为现代风险社会是由人类的技术知识自己“制造”出来的,而技术知识又是有限性的。因此,防范风险社会是需要人类构建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知识体系。     

抗震救灾中的社会动员及灾后民生重建

汶川抗震救灾中社会动员形成了党政军系统的命令式动员和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参与式动员两种有效的运作方式。巨灾救助中社会动员推进了社会凝聚。在灾后民生重建中仍要以社会动员为动力，重组人们的心灵秩序，提高社区的救助和保障功能，提高民族精神振兴的能量与效果。     

现代国家建设与乡村社会管理的演进逻辑——转型乡村社会管理的基础重建与机制创新问题探讨

中国乡村社会管理的实践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与组织基础,同时社会管理又必须呼应国家治理的时代诉求。在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依存的文化与组织基础解体,管理机制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利益冲突加剧、社会矛盾增多。由此,必须在充分解析当下国家治理诉求与乡村治理逻辑的基础上,重构管理的社会与组织基础,建立起多维、复合式的社会管理机制,以应对转型乡村的稳定发展诉求。     

社会建构：从知识观到世界观

社会建构主义的兴起和影响的日渐扩大,使其作为一种视野经历了从知识观到世界观、从社会学工具到哲学方法的演变过程,形成了对科学知识、人工制品乃至一切“实在”现象的解释方式,它既给我们观察或看待世界增加了新的丰富性,又存在着将我们引向否认一切客观性的危险,因此需要我们有一种合理的视角去对待它。     

论创新知识的传播

知识与信息在主体间的交流依靠多种媒体及方式的传播 ,传播媒介的状况制约着知识与信息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知识传播在市场经济中要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 ,也是有费用的 ,需要相关的激励与资源的投入 ;教育与学习是知识传播的重要方式 ,扩散是创新知识传播的重要机制。     

上下“一本”何以可能论叶适重建南宋基层社会的方案

水心的理想社会模式是君吏民一体、养教治兼备,国家公权力系统和基层民众公私相共、上下一本。然而宋代的现实是：国家公权力系统放弃了养民、教化方面的责任,养民的主体变成了富人,教化的对象集中于科举士子,基层的治民大权则落于吏胥之手,故形成了君民二分、上下相仇的局面。对此水心提出了上下双行、公私并重的重建方案：一是保护私田、官买公田、迁民辟地以解决养民问题;二是大力改革官学,并鼓励民间私学以教民;三是整顿吏治以加强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同时积极表彰、提倡儒士在家族和乡党层面推行基层自治。     

物质重建与思想重建并举——浅谈对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认识

通过多次对汶川地震灾后受灾地区干部、群众物质重建和思想重建现状的调查,我们将调研结果进行了归纳、总结和提炼,分析了受灾地区物质重建和思想重建的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了受灾地区干部、群众物质重建和思想重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措施建议,以期抛砖引玉,促成一些新的思考。     

转型中国社会的制度反腐与道德重建

历史经验表明,转型社会腐败现象的高发通常是政治或经济转轨和与之相伴的制度变革不同步的结果。而中国社会迄今所发生的巨大社会转型具有极其深刻的内涵,与此相应,这一时期腐败现象的蔓延也具有鲜明的特征。因此,腐败治理的"中国模式"需要在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两方面同时着力,既要摒弃制度的唯美情结,亦要避免文化决定论的简单思维。制度创新应立基于执政党内民主和广泛的社会民主基础之上形成的权力制衡,并借鉴当代行政制度发展的有益经验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的行使规范。而文化创新则需要认真研究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和我们党历史上优良传统中那些值得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弘扬、发扬光大的有益传承,结合时代特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文化体系。惟其如此,腐败治理才能在制度和道德文化两个层面上实现突破与创新。     

科学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功用＂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恩格斯说：“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这就阐明了科学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功用”。科学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功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稳定是促进灾后重建 顺利推进最根本的保障

“5·12”地震发生后,都江堰市受灾极其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维稳工作面临多条战线作战、多种矛盾叠加、多重困难聚集的严峻复杂形势。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带领全市人民在灾难中坚强屹立、在困境中坚定前行,夺取了抗震救灾的重大胜利,开创了灾后重建的崭新局面。     

为科学重建阳光重建廉洁重建提供保障

2009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围绕灾后重建、扩大内需、牧民定居行动计划等中心工作，采取一系列举措，强化监督检查，确保科学重建、阳光重建、廉洁重建。     

毒品生产与传播的深层社会动因

由于种种原因,尤其在我国,对毒品问题是社会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还是非常薄弱的。毒品在全世界许多地方的生产与传播迄今未能得到遏制,关键是由于导致其在不同地区生产和传播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未能得到深刘地认识和根本的改变。只有通过采取生物和社会综合分析的方法,即将临床医学和社会理论、人的生物本能与历史和社会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才有可能更好地认识这一社会事实,并进而从根本上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治理办法。     

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重建社会信任的法制路径

信任危机,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病态体征,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因此,寻找一个合法有效的理论路径,重建社会信任已成为一项迫切的学术使命。而契约社会作为一种法治型社会,通过对风险的限定减少了信任建立的不确定性及非理性,从而为信任的重建确立了普遍的基础和客观的标准。因此,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就成为重建社会信任必然的逻辑走向。而要构建契约文明的图式,首先就要消解二元社会交往结构,走出信任主体的非对称性误区,凸显文化视觉中的契约意识,实现非理性的情感信任到理性的规则信任的转化;其次要保障法律制度的有效供给,营造社会关系多样化的创造空间。     

论社会思潮的传播与控制

社会思潮是重要社会意识现象,研究它的传播与控制对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有重要意义;社会思潮的传播有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种方式;社会思潮的传播具有周期性、继承性、组织性等特点;对社会思潮传播的控制要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等传播的基本环节上展开。     

是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10月28日的《社会科学报》上指出：是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现实的忧虑。伴随着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在此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一种趋势正在出现：我们正在重新开始依靠权力来解决一系列新问题。     

关于当代中国道德重建的思考

目前,中国仍然处在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急剧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也日趋多样化.与此相应,人们的交往方式和规范都在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因此,社会交往中的主要道德问题和道德要求也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我们必须根据上述变化了的时代特征来思考这个问题,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策略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