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自诉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国家追诉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刑事诉讼中，自诉是着眼于保护被害人利益的必要补充。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操作中，这种制度已日见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自诉人起诉难；自诉案和公诉案区分难；缺乏证据，自诉案件定罪难；人民法院审理难。     

中德刑事自诉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与德国都存在刑事自诉制度，但在法律框架、现实运作尤其是对待刑事自诉制度态度方面存在差别。德国有抑制自诉权，向废除刑事自诉制度潮流靠拢的趋势。而我国的刑事自诉制度却有扩大的趋势，但法律效果不理想。我国要么摒弃刑事自诉制度，与世界法治发达国家接轨；要么根据国情，暂时保留自诉制度，但限制其范围，同时建立相关制度如法律援助制度、法院协助自诉人取证制度等。     

知识产权犯罪追诉的相关制度完善

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犯罪存在追诉乏力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从公安机关的角度来讲,应当完善知识产权犯罪侦查程序,强化侦查协作机制;从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执法机关关系的角度来讲,应当完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移送制度,健全行政证据适用于知识产权刑事诉讼制度,完善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信息沟通制度,引入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制度;从检察机关角度来讲,应当完善知识产权犯罪审查起诉程序、刑事立案监督制度,明确知识产权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对于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自诉,应当完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专家辅助人制度和律师代理制度。     

刑事自诉举证制度的机能性缺陷及其对策刍议

我国刑事自诉举证制度中固有的自诉人举证能力多方受限 ,是形成自诉案件控诉方败诉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自诉举证制度的机能性缺陷的矫正不仅包括法律规定的明确化和具体化 ,还应包括通过相关的司法改革 ,建立健全一系列当事人取证的保障制度 ,以切实提升自诉人的举证能力。     

论刑事自诉的主体及其证明责任的承担

刑事自诉的主体是自诉的当事人 ,是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自诉案件中处于原告地位的人。在刑事自诉案件的审理中 ,人民法院不再主动调查收集证据 ,而是要求自诉人在请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时候 ,承担向人民法院提供确实充分的、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的责任。     

自诉制度设立上的困境与出路

自诉制度实际上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民起诉权的有限制的保留,但是自诉制度运行时,存在实际运行情况与设立目的之间存在巨大反差、自诉人主张权利的行为的基础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自诉制度证明标准的设置与自诉人取证能力的相对削弱、自诉制度在实际的司法层面上成为分担国家负担的方式的问题。因此,自诉制度的存在与价值受到了质疑。但是,立足于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权利的制约与主张、刑事诉讼行使方式的正当性的要求,应当保留自诉制度,同时,为了推动自诉制度的良好运行,应当对自诉制度进行改良。改良的措施为:放宽自诉案件的起诉条件,设立自诉制度运行中的国家帮助机制,设立自诉制度取证的私立机构帮助机制,充分发挥检察监督的作用。     

海峡两岸自诉制度之比较考察——兼评我国大陆自诉制度的完善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承袭大陆法系,起诉制度奉行其特有的公诉与自诉并行体制,其刑事自诉制度也随着本世纪初的《刑事诉讼法》修订渐渐呈现出＂改良当事人主义＂的色彩,在自诉人、案件范围、提起程序以及审判等方面都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对于大陆当前弊病丛生的自诉程序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大陆应借鉴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通过引入强制律师代理机制,构建自诉的承受与担当制度,完善自诉的撤回制度等,不断完善我国大陆的自诉制度。     

非法证据排除难及其出路破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过程中,排除难依旧是检法共同面临的一大困境。实践中排除难包括非法证据合法地不被排除和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仍影响法官心证两种情形。规则内在缺陷、侦查封闭性、一元化法庭的弊端是排除难的制度原因。司法不独立、公检法间利益纠葛是排除难的体制原因。法意识形态不匹配是排除难的观念因素。当前非法证据排除难的出路破解重在完善制度本身设计、优化刑事司法权力配置和实现法意识形态的转型。     

从司法能动主义到司法自制主义——基于刑事和解客体的考察

刑事和解的客体是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也是刑事和解的指针、确定相应的争议范围和设立相应救济措施的对象。刑事和解的客体包括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价值，从当事人的角度考察，在程序法维度上。自诉案件刑事和解的对象是自诉人的诉权和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不被追究；在实体法维度上，刑事和解的客体不能是被告人行为的质，而只能是量，具体就是被告人的刑事可罚，l生；在事实维度上，刑事和解的客体是当事人双方的生活秩序。通过刑事和解的客体考察，表达了当事人在刑事诉讼的决定作用逐渐强化，而司法机关的刑事司法权则呈现为适当退缩的趋势，反映了我国的刑事司法出现了从司法能动主义向司法自制主义转化的印迹。     

刑事职能管辖的完善

现行职能管辖立法规定本身存在的缺陷,是直接导致职能管辖异议的主要原因.现行的职能管辖概念实质上不是关于职能的分工管辖问题,而是刑事诉讼启动程序问题,自诉案件的启动主体是自诉人而不是法院.解决刑事职能管辖异议问题,应当从纠正职能管辖不当定义出发,还刑事诉讼启动程序本来之面目.     

社会转型期刑事自诉制度的价值蕴含

在社会转型期,刑事自诉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性价值,可以避免公诉权的弊端、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刑事自诉制度具有经济性价值,能够节约诉讼成本并使国家司法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和利用;刑事自诉制度具有刑事立法及司法的原则性价值,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适用平等原则及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刑事自诉制度具有伦理性价值,它彰显了人伦与人性的回归,在社会转型期新熟人社会中能够有效恢复社会关系,并承载了亲亲相隐的伦理规范;刑事自诉制度具有政策性价值,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     

建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的思考

从我国刑事证据展示的立法、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现状来看,建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已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刑事证据展示可限定于律师办理相关手续后至开庭3日前择定日期进行;刑事证据展示的时间、地点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择定在法院或检察院进行;法官作为诉讼证据展示的组织者,对违反刑事证据展示义务要承担法律责任。     

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角色分析——从刑讯逼供切入

在诉讼中法官所扮演的角色对于制度的实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当前法院角色在刑事逼供问题的解决上存在局限,譬如现行角色与刑事逼供处理的证明责任机制的冲突,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冲突,与审前司法授权机制的冲突.形成这一角色的原因有多种,譬如公检法一体化的诉讼构造、被告人程序控制力的低下、在司法体制上的法官不独立、错案追究制、法官的管理制度等.     

从德国证据禁止理论看两个证据规定的进步与不足

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取得了阶段性进步。但以德国证据禁止理论审视,无论在证据取得禁止层面,还是在证据使用禁止层面,两个证据规定都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欲使两个证据规定得到有效实施,必须积极改善司法环境,加强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同时,应当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予以支持。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诉讼程序的缺陷及完善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缺乏力度,知识产权案件犯罪化率较低,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诉讼程序上存在缺陷。应当强化公诉主导的诉讼模式,加大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处理好知识产权民事程序与刑事程序、行政保护与刑事司法保护的衔接,区分不同证据标准,完善证据规则。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管辖、证据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管辖问题和取证问题，是实践中承办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我国当前刑事程序中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都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从立法上来加以解决。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证据上问题上的最大困境就是取证非常难，可以通过加强陷阱取证的运用，扩大公证取证的适用，引入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制度和对知识产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等手段来加以改善。     

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自诉制度存在着诸多难以厘清头绪的问题,立法目的并未明显实现。究其原因,主要是许多法律价值和理念之间存在难以统一的关系,有关方面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却不愿对难以统一的法律价值和理念进行取舍,以致一方面把大量没有相应情由的案件设定为自诉案件并允许调解、和解和反诉,而另一方面又通过设立极高的证据要求来限制在事实上可以成为自诉案件的案件。只有不再把"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作为自诉案件,该制度存在的问题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应对自诉案件的适用范围进行减缩,使之仅有"告诉才处理"和"公诉转自诉"的案件,同时再降低自诉案件立案和开庭审理的证据条件或要求。     

刑事证据庭前开示制度的“并行模式”探讨

在我国建立刑事证据庭前开示制度已被理论界和司法界所认同，但关于这个制度的运行模式仍存在分歧。根据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有必要建立起检察院主导和法院主导并行的模式。同时，应广泛推行法律援助制度，设立举证期限制度．建立保护证人制度和制裁伪证制度等配套实施方法。     

浅谈我国刑事辩方证据展示制度的构建——以修改后律师法的实施为契机

1996年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对抗制庭审模式,基本上承认了检察机关的证据展示,这对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律师阅卷难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法律对辩护方应向控方展示的证据未作任何规定,这与世界各国刑事证据展示的双向性原则极不相符.建议设立我国刑事辩方证据展示制度,从辩方证据展示的范围、时间和地点、程序及辩方不展示相关证据的后果等方面加以规定,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从全面取证到规范保管:侦查环节证据运用的法律规制

刑事证据的全面收集与规范保管是确保侦查质量,实现案件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就全面取证而言,需扭转传统办案思维,摘掉有色眼镜;需建立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体制;需重新划分警检各自权力范围,探索借鉴"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制度。从规范保管的视角而言,需建立阶段性证据详细记录机制;建立证据调取的规范化机制;需保障证据保管的外部环境和支撑条件。当然,为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依法贯彻无罪推定理念应当贯穿整个办案过程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