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中的尚争思想及其实践

晚清外交除了屈膝求和、丧权辱国这一主场景之外,还存在一些坚持军事或外交斗争并收回相关权益的案例,即尚争外交。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主流是尚和、中庸,尚争外交风格主要是受到了湖湘文化的影响,并成为中国传统外交思想中的一个特殊分支。尚争精神并不必然能保证外交的胜利,其成功取决于国际环境与形势、敌我实力对比和国际规范的效力等要件。据此对晚清外交的相关案例进行分析,不但有利于理解晚清外交的复杂性,拓宽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视野,也有利于为当前中国外交实践提供经验与教训,以更好地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利益。     

国际法与主权国家的外交：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

全球化趋势使得整个国际社会越来越向组织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主权国家的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国际法、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来考察外交变化和发展。但传统国际法对外交的理解和界定是比较狭隘的,这落后于急速变迁的国际政治现实。国际法既给国家的外交设定了很多限制,也拓宽了国家的外交空间;既增强了主权国家外交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同时在一些问题领域又弱化了主权国家的作用。     

经济体制选择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非常重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体制选择。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为此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借鉴搞市场经济的经验，要向它们开放，同它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同时，中国搞市场经济、坚持对外开放，也促使西方国家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市场经济体制选择构成了维系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要纽带，它既影响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认识，也影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同时还影响中国内政的其他因素。     

黄遵宪的经世思想论略

黄遵宪生活的时期正值晚清政府日益腐朽,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时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黄遵宪以出使国外为契机,积极吸纳西方文明,用于中国的维新变法,形成了自己比较丰富的政治、外交、军事、文教等经世思想,对晚清的社会政治变革产生了积极影响.     

21世纪世界"转型"析论

21世纪世界转型的起点是世界经济格局及西方与非西方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即从现在起到2025年前后的大约20年左右,将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变化、非西方国家力量及其国际影响开始赶上、甚至超过西方世界的转型时期.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转型必然促使国际体系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颠覆了西方与非西方这两大集团历时500年之久的力量格局和关系模式.21世纪世界转型不仅涉及国际体系转型,也将涉及世界事务,包括高位政治、低位政治、生产与消费、文化与生活、经济与安全等方方面面.21世纪的世界转型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中国应适应大趋势,捕捉先机,搭转型的顺风车,在世界转型中顺势崛起.     

市场、国家与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

当前,美国正在打破其自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沿着两条"断层线"——"发展断层线"和"脱钩断层线"进行重构:一方面,美国通过单边主义破坏原有规则体系中的发展原则,可能形成发达国家(尤其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之间难以弥合的规则"分水岭";另一方面,尤其在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脱钩行为,可能迫使企业和市场适应不同的规则体系。要深刻理解当前国际经贸规则"破"与"立"背后的规律和深层原因,就必须从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形成的两种逻辑——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出发,从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中寻求答案。市场逻辑是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原动力,但其内在缺陷又导致全球化必然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产生发展断层线。国家逻辑则更多反映了东西方之间新的权力平衡及其在构建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中的作用。未来很可能形成两种导向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资本导向的美式规则体系越来越缺乏发展内涵,"一带一路"正在形成"发展导向"的规则体系。规则之争就是制度竞争,主导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重构,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下妥善处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利益不平衡关系。中国要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坚持发展视角。     

略论清代外交机构近代化

晚清的外交机构,经历了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到转换为外务部的发展阶段。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虽是清政府在列强威逼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它却有力地推动了晚清外交的近代化。晚清外交机构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权力由分散不断集中统一,日益与西方列强的外交制度趋同,这种艰难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在民族矛盾加深的情况下对外交认识的深化,增强了清政府独立办外交的能力和信心。     

战略关键期的中国外交大转型:动因、任务与特色

当一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从而使其既定外交政策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时,该国外交就必须进行转型与调整。21世纪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进入了战略关键期,中国外交必须因时而变。中国外交大转型具有特定的"中国动因"。中国外交大转型的"中国任务"是由特殊历史境遇与现实国情共同决定的,需要在外交指导思想、外交目标、外交服务对象、外交形态与外交机制等方面做出调整。但与历次外交转型不同,新时代中国外交转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面对国际安全新形势与中国外交的诸多挑战,中国外交急需转型,中国政府急欲转型,但转型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国内的全面改革。     

美欧TTIP谈判与中欧关系

美欧明确表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的原则和规则将是重构全球经贸规则的基准,因而TTIP具有深远的地缘战略影响,主要体现在国际体系内权力关系、国际贸易分工地位及价值观三个方面。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大国高度相互依存关系已成为国际体系演变的结构性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将制约TTIP的排他性。欧盟是国际经贸规则的改变者,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海外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TTIP谈判和国际经贸规则变动将考验中欧关系的发展,中国将面临欧盟更强的规制压力和对等竞争挑战。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下,中国应主动加强对欧外交,升级中欧经贸合作,了解、适应和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TTIP谈判对中国以及中欧关系既意味着严峻挑战,也蕴含着重要的战略机遇。     

冷战后的中国特使外交

中国特使外交作为非传统外交方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交事务中，其无论是在形式、内容还是在功能上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代表性，而且制度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当代中国外交发展出来的一种新模式。特使外交的频繁使用和制度化发展是中国克服常驻外交有限性与外交事务处理的专门化、多样化要求之间矛盾的灵活化处理，是对拓展国际利益和实现外交转型的平衡性把握，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用国际主流方式参与国际事务和融入国际体系的积极选择。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