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禁止令的性质探究

对刑法禁止的性质,立法上未给予准确界定。学术界也未取得统一认识。这样不利于刑法禁止令制度的正确使用和其功能的充分发挥。本文从刑罚的预防目的为视角进行目的解释,从特殊预防的角度来定性禁止令,其本质就是一种保安处分。并从其作为一种特殊预防的目的出发,探讨了其在司法适用中的问题。     

刑法禁止令:超越中的困惑

通过《刑法修正案(八)》,禁止令在刑法典内谋得了一席之地,尽管其貌似不起眼,然而其所反映出来的刑法意义却不容忽视。本文认为,禁止令的规定固然有其积极层面的现实意义,然而,从根本上看,禁止令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刑法论域,其赖以支撑的理论依据并不充足,现有的刑事法理论难以证成其存在的合理性。笔者拟从禁止令的性质辨析入手,就禁止令立法得失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一、超越之析禁止令因罪而起,但有别于刑罚,属刑罚之外刑法之内的范畴,让实然刑法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应     

反思与重构：我国人权刑法保障内涵的新视界

人权概念是人权学说中最为困难、最为混乱的一个问题。法治国的刑法必然会引入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刑法的人权保障范围限于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和对一般人人权的刑法保障。     

论人权与刑法的契合

孟德斯鸠说过“公民的自由主要依靠良好的刑法”,在人权日益高涨的今天,随着民主法治的建立,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是刑法法治的必然要求。本文从人权的角度主要对刑法的根基问题进行了探讨。     

刑法文化视角下底层性工作者的人权之保障

自2007年初以来,大大小小的报刊、媒体均在陆续报道我国底层性工作者令人堪忧的生存安全状况。各地针对"小姐"的暴力犯罪事件几乎以每周1-2次的频率发生,这些同样是国家公民却生活在社会边缘的边缘人,他们所应享有的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在内的最基本的人权为何不能得到国家的保障?本文认为,我国现存的刑法文化是致使底层性工作者人权得不到保障的重要原因之一。文中通过论述我国刑法文化之现状,以期寻找出保障底层性工作者人权的途径。     

罪刑法定与刑法机能之关系

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统一是刑法的整体价值目标,而不是刑法某一个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认为相对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双重机能的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刑法的机能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错把刑法的整体机能当成了其构成要素的机能。罪刑法定原则虽然应当服务于刑法的整体价值目标,但是,它却不应该、也不可能直接承载社会保护的价值内容。我国《刑法》第3条从正反两个方面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将社会保护的内容附加给罪刑法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原则的社会法律意义,不利于现代刑法观念的培植。     

隐性双轨制：刑法中保安处分的教义学阐释

我国现行法律中虽无保安处分的概念,但在刑法中已实质性地存在保安处分,其与刑罚共同构成刑法所规定的法律后果,由此形成“隐性双轨制”的格局。对保安处分规范的识别,首先应从与罪责的关系上、目的与功能的差异上明晰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基本界分,进而从法律特征上区分刑罚规范与保安处分规范,最终将现行刑法中的保安处分措施“挖掘”出来。澄清现行刑法中保安处分措施的性质和法律地位,有利于确保这类措施的正当适用,同时也有利于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免受不当干涉。     

刑法解释与错案预防 类型思维之提倡

刑法适用过程就是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的过程。因此,刑法适用是否正确与刑法解释是否科学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的论争如火如荼地开展,其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扩大或者限缩刑法文义。本文无意对上述论争进行评议,而是结合司法实践中两个案例反映的问题,从刑法解释的角度予以评析,并指出预防错案的方法。     

“弃”死回生：《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的死刑调整及其未来趋向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此次减少13个死刑罪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这只是阶段的目标。刑法结构调整的最终目标是在加重生刑的前提下废除死刑。     

国际刑法与后冷战国际法律秩序的重构

冷战结束后,国际法律秩序正在经历着一次新的重构,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从“主权本位”和“同意导向”向“人权本位”和“强制导向”逐渐发展演变的趋势.而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刑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或者说此次重构进程就是在国际刑法的引领之下展开的.然而,目前的国际法体系仍以主权国家的“同意”为基础,恐怕不应以“强制”为导向,但是在国际刑法的发展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强制倾向,而这与国际法的“应然”状态显然有很大的差距.对国际刑法过度扩张的势头应持冷静和审慎观察的立场,与此同时积极主动倡导和引导建立包容、多元、平等和公正的后冷战国际法律秩序,发挥国际法律秩序促进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保障各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权的积极作用.     

刑法语境下的自由、人权与正义漫谈

从刑法的角度看,自由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由即人们理解的无限自由,而是带有很强的局限性的.本文阐述了刑法语境下的自由、人权与正义.     

浅析我国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之不足与完善

人权保障是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刑法基于其所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刑罚的严厉性,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有了很大进步,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执法人员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司法部门的形象,亵渎了法律权威。本文将对人权保护在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对如何完善人权保护提出建议。     

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与人权保障

刑法解释与刑法同时生效,以及刑法解释具有溯及力,均难以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可能影响国民的人权保障,因此,刑法解释不能与刑法同时生效;不能任何刑法解释都具有溯及力。我国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同时生效,以及刑法司法解释一概具有溯及力的状况应该加以改变。     

刑法上的人格审查与人权保障

众所周知,人权是指作为人类成员的权利或者人之所以为人而应然享有的权利。在人权之存在形态上,一般的人权理论认为人权有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实有权利之分。从本质意义上讲,人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固有的权利”,具有绝对性。西方学者习惯把人权称为“天赋人权”,     

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模糊性——诠释学视野下的刑法解释应用

语言世界是个十分模糊的世界。从哲学角度来看，语义的模糊性是绝对的，而明确性是相对的，由此决定了建立在成文法基础上的刑法规范也同时具有明确性与模糊性的特征。刑法规范追求明确具体，但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考察，却并不是越明确越具体越好。实际上，明确与模糊都是相对而言的，限度之内的模糊能够扩充刑法规范的涵摄力，进而为刑法解释提供能动的空间，这也符合诠释学视野下的刑法解释论说。     

劳动刑法视野下劳动用工违法犯罪的惩治与预防机制对策

劳动用工违法犯罪的行为可以分为违法犯罪类型、单纯违法类型和模糊行为类型;劳动刑法应当以保障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底层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重心,严厉惩治严重的劳动侵权犯罪;同时关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利益的适度平衡;惩治和预防劳动用工违法犯罪,应当构建和完善劳动刑事处罚机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机制、劳动法律体系衔接机制、司法协调救济机制等。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刑法立法的成就与展望

金秋十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08年年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刑法学专家学者和司法实务界人士30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改革开放30年的刑事法治建设的主题,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成就,并就我国刑事法治规范化,以及量刑和刑事司法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本刊选择部分年会论文和本刊记者撰写的综述予以刊登,供读者参考。     

论刑法解释的价值取舍——从法治视角看人权保障与社会正义的冲突

刑法实施的过程即刑法解释的过程.在动态的法治中,刑法解释的价值取舍反映了刑法的价值.刑法解释应当严格遵照刑法目的,揭示刑法条文的本来含义.人权保障和社会正义是刑法的两大基本价值,两者在根本上是有机统一的,但在个案当中也时有冲突.刑法是打击犯罪的法律,以维护社会正义为首要目的.面对冲突,刑法解释应该坚持社会正义优先.法治视角下,刑法和其他部门法有各自的立法目的和价值选择,各种法律各司其职才能避免法治出现偏差.理性的价值选择是法治的要求,是人们行为的正确指引.     

“禁止令”制度的价值与有效运行途径之探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对管制犯、缓刑犯具体执行监管措施进行革新,创设禁止令制度。所谓禁止令,即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