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西部地区村民阶层分化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分析——以成都市新津区Y村为例

新时代村民阶层分化研究是透彻认识村庄、实现村庄善治的前提和基础。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声望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可将村民内部划分为5个阶层。探讨和分析村民阶层分化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村庄治理是当前村庄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影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     

宗族底色下的大型村庄治理研究——以粤西黄村为例

宗族村庄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村庄聚落样态,具有鲜明的血缘纽带特征。虽然近代以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外部输入不断增多,但粤西黄村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因素在当下的村庄治理中仍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内生性因素强于外嵌因素,不仅能团结村民宗族成员,号召募捐获取村庄发展资金,而且通过成立村庄治安队为村庄提供了治理秩序,并以宗族组织与县、镇博弈以获取村庄发展资源。以村两委、乡镇、县为代表的现代治理组织在黄村的治理中无法取代黄村村务理事会的治理效用。挖掘乡村社会本身所含有的特殊资源,也许是宗族底色下大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     

集体经济形式变迁与村庄治理形态转换研究——以鲁北M村为例

本文旨在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探究城郊村集体经济形式变迁与治理形态转换之间的内在关联。文中呈现了在城镇化背景下的鲁北M村的集体经济形式从再集体化工业经济向集体土地非农化流转经济转变,以及村庄治理形态从干部支配型治理转向强人共治型治理的发展历程。在这一治理形态转换过程中,村庄权威从干部权威更替为强人权威,治理方式从专制转变为协商,治理载体从村委会转移到村代会。进一步的分析中,笔者发现,M村集体经济形式的变迁与治理形态的转换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其内在作用机制为:村庄集体经济形式的变迁会直接带来村庄利益结构的重构,进而引发村民政治参与和村庄权威的重塑,并最终导致村庄治理形态的转换。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村庄集体经济形式变迁是影响村庄治理形态转换的核心因素。     

贵州塘约村法治：实践、逻辑与启示

贵州塘约村庄治理现代化、法治化探索实践取得巨大成功，这些实践成功的背后有着朴素、科学的法治逻辑。塘约村治理现代化、法治化实践对探索村庄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留下很多启示：自觉遵从党的领导，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推进村庄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坚持在“法律主治”的前提下，发挥“公约主治”对村庄治理法治化的主体作用；以经济治理法治化为中心，社会治理、村民民主自治综合推进；以村民个体权利为本位，带动村庄治理法治化进行；以村干部治理法治化主导村庄治理法治化。     

社会分化视野下的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国家干预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手段,与农村内部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联。村庄内部阶层分化、认知差异与社会关联弱化构成精准扶贫战略转向的结构性背景,同时也构成对精准扶贫工作实践的挑战与考验。从治理层面而言,精准扶贫的深义是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基础上缩小不平等进而达成农村善治,但事实上,精准扶贫对农村社会分化的作用存在"缩小"与"扩大"双重面向,而且往往因对农村内部社会关系的忽视,即疏于对其内部关系的"保护",而导致村庄秩序恶化。因而,精准扶贫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需以对农村社会内部秩序的"保护"为前提,从而提升农村扶贫成效与治理水平。     

浙江省“富人治村”村庄治理的新常态

浙江省"富人治村"的多年实践,有序推进了村庄治理理念、公共组织体系、公共权力结构的制度化嬗变,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富人村官为主导,重利益、重规范,以公共福利提升为宗旨,以经营村庄为手段的村庄治理新模式、新常态。这一新常态的逐步清晰,对于克服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职能的退化,村庄的"空心化",有序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村庄治理的现代化无疑有积极意义。针对存在的隐忧,可以通过住村指导员制度与大学生村官制度和村庄治理的法治化建设实现人才补充、制度补充。     

国家与村庄互动中的村治变迁--建国50年来H村的村庄政治生活调查

文章以国家与村庄关系的变迁为背景,考察了建国50年来H村政治生活和治理模式演变的三个阶段,认为在考察农村政治变迁时,必须重视国家制度对农村政治生活变迁的重要作用以及国家和村庄政治对其社会基础的依赖性.     

精英俘获:村庄结构变迁背景下扶贫项目“内卷化”分析——基于黔西南N村产业扶贫的调查研究

产业扶贫是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项目资源。村庄调研发现,村庄精英主动侵占扶贫资源和被动承接扶贫项目是精英俘获的两种路径,精英俘获造成了扶贫项目内卷化,成为影响农户脱贫的重要原因。在乡村变迁背景下,阶层分化的村庄社会结构、精英垄断的村庄权力结构以及悬浮型的村庄治理结构,是精英俘获扶贫资源的社会基础。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需要更多地关注扶贫工作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把村庄社会结构变迁的客观事实纳入扶贫和研究工作中。     

老人治村:将老人动员到村庄治理中来——以鲁西南一镇三村的调研为基础

在传统型村庄,家庭发展的压力排斥了年轻精英参与村庄治理,负担不重、有德有才、积极性较高的老人成为村治的主体。多元自治组织通过赋予老人参与村治的身份完成对老人的动员,在国家治理任务和乡村自治任务分类治理背景下,老人治村的作用机制在于协调利益、组织参与、志愿服务,而且行政配合自治的关系模式也维持了村庄自治系统的良性发展。负担不重的老人作为村庄"经验的财富"通过在促进项目落地、发展村庄经济文化生活和维持村庄秩序规范上发挥重要的治理作用。从基层治理的群众路线和乡村振兴的角度而言,应积极将负担不重、有能力的老人动员到村庄治理中来。     

利益链接与村庄治理结构重建——基于N村“村企社”利益相关者“合作治理”个案

市场化改革在给农民带来生活水平改善的同时,也使得村庄社会利益发生分化,利益诉求呈现出差异化、多元化、多样化态势。因此,转型中村庄社会已嬗变成为一个"利益场域",并为市场催生起来的涉农企业、合作社等主体成为治理重要力量提供了"舞台"。村域集体经济不发达的N村,村组织、涉农企业、合作社、农民基于各自利益诉求的实现,本着"资源互补、优势互借"(资源交换)原则走向"合作"。在此基础上,他们借助于农业项目开发与农地流转之机,各取所需,结成了涉农企业+村委会+合作社+农民的"利益链"或"利益共同体",进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实现了企业、村组织、合作社等利益相关者对于村庄的横向"合作治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村庄经济社会秩序的进化。     

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研究——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

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为了探讨资源型村庄的有效治理模式,本文从十九大提出的中国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出发,建立了一个"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并在此框架下使用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建设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模式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振兴繁荣。     

转型期社会结构调整背景下社会治理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转型期的社会结构调整和阶层分化为我们的社会治理工作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政治、经济和组织资源,但由此带来的利益诉求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化、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等问题,也给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更多挑战。我们要认清阶层分化条件下社会治理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通过整合利益关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优化阶层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措施,不断改进治理方式方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     

村治改革:村民组长何去何从

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实施撤销村民组长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尚未具备。若勉强为之,则会导致制度变迁成本过高、基层治理弱化、村庄本土资源遭受破坏等问题。在农村社会发生根本性变迁之前,“大组长,小村部”的乡村治理模式更有利于农村发展。完善村组制度,健全村级组织,应该坚持村治改革与财力支持双管齐下、现代性与传统性互相交融、思想工作与激励机制相得益彰三大原则。     

缘由·特色·策略:习近平总书记村治观的三维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的村治观是新时代治村实践的重要指导,也是村级治理的核心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对村治的重视,主要缘由我国村治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乡村治理的关键是村庄的治理以及乡村建设行动的迫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村治观的特色主要包括注重农村党支部的引领,逐步健全村治制度以及培育乡村人才带动村民在村治中的能动性.习近平总书记村治的...     

回应与责任：村庄自治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建构——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

村民委员会是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的主要形式。由于各个地方的历史、地理、人文、社会资本和政治生态迥异，全国整齐划一的村庄组织形式有必要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在村庄治理结构和组织形式的调整中，必须强化村民自治组织的回应性和责任制，以多元化的组织结构适应多样化的村庄社会生态。村庄的治理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架构与运作必须立足于人民的自治能力之上，切实保障村民作为村庄治理主体的地位。     

村治外生资源的政治化嵌入及其后果研究

在资源下乡背景下,突破乡村治理内卷化的路径之一,是实现从维控型治理转变到发展型治理,这要求在实现村庄整体经济增长的同时应为村民提供公共品服务。本文以兼具乡镇公务员和村支部书记身份的村干部为切入点,探寻村治外生资源政治化嵌入的作用机制及其后果。外生资源的政治化嵌入对村干部个人能力有要求,并与植根于村庄内部的发展动力相互作用。同时,村庄治理在谋求向发展型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还需警惕不受监督的村干部将外生资源过度政治化嵌入带来的后果。     

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及其机制建构——基于浙东两村的分析

在当前村庄精英持续外流以及村委会选举的择优选拔功能难以有效发挥的形势下,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村干部培养机制以实现和维持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浙江省东部经济发达地区D村和S村的内生型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所在村庄政治精英的良性更替问题。然而,内生型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因受村庄人力资源、村支书的公共责任与理性精神、村庄政治生态等多种因素的限制还难以普遍生长;同时,行政主导的外部嵌入型政治精英再生产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需要整合和调整外部嵌入和村庄内生两种路径,形成二者相互补充和配合的系统协同机制,逐步构建起科学有效的村庄政治精英再生产的长效机制。     

村治研究的发展轨迹、学术贡献与动力机制——基于1998—20O9年CSSCI检索论文的研究

村治研究是农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领域，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以“村民自治”、“乡村治理”为关键词（精确）检索1998--2009年CSSCI数据库可以得到840篇论文。从学术发展史的视角对这840篇论文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就可发现村治研究的论域已经从村民自治制度研究扩展到以乡村治理统筹农村政治社会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国家转到了村庄与国家相结合；村治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创造了一批对中国乡村社会有解释力的本土化概念，推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村治研究的发展动力是“乡土派”的引领和学术争鸣的推动。村治研究的学术发展史表明：创建学术共同体、开展学术争鸣、关注中国问题有利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国家行政嵌入与农村低保政策实践逻辑变迁——以贵州D村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正式权力在乡村社会的非正式运作在基层治理中有很强的存在感,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正式规则模糊地带无法消除,另一方面在于乡土社会治理传统的强烈惯性。本研究基于贵州省D村的实地调研素材,通过对当地低保政策实践逻辑的变迁进行梳理发现,在国家行政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后,在国家规则化方向上形塑了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了从民间自发治理到国家自觉治理的转变。但同时还需注意的是,虽然行政嵌入增强了乡村治理的自觉性,但在实践过程中很容易造成村干部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无法精准对接村民生活生产实际的状况,因此处理好行政嵌入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