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公共权力非制度化运行问题探讨——基于华中宛村的调查

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是当前农村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在华中地区,农村社区政治生活中的选举、决策、执行等各个环节都存在一定的非制度化现象。农村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生活逻辑相互交织,为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提供了土壤。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引发了村委会及基层政权公信力缺失、村民与干部对立、基层群众自治受到破坏等严重后果。因此,亟需采取措施使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运行回归常态制度,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规范公共权力运作是预防腐败的关键

腐败是公共权力主体利用职权,违背社会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谋取私利的行为和现象。腐败并不在于公共权力本身,而在于公共权力主体的介入,在于公共权力的归属和运用背离了公共的性质。因此,规范公共权力运作对预防腐败至关重要,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防止公共权力运行的封闭化;二是避免公共权力行使的集权化;三是杜绝公共权力运用的私利化。     

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腐败现象,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分析它们的源头,从经济方面来说主要有三个:一是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活动,进行权钱交易;二是利用转轨时期产权关系的调整和变化,将公共财产掠为己有;三是利用市场体制的不完善、不规范,用各种违法违纪手段牟取暴利。这三种腐败活动都与权力有关。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权力制衡机制没有能够及时建立起来,某些人就可以利用不受公众约束的权力来谋取私利。权力有双重性。正确用权,权力就是为社会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工具;错误用权,权力就会变成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权力运行失去监督和制约,必然产生…     

农民文化生活的失衡与调适——基于湖北安徽农村文化生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湖北、安徽两省六个县市的农村文化进行调查,分析当前当前农民私性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生活现状。用数据表明在农民私性文化活动日趋丰富的今天,农村公共文化却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衰落,这种衰落不仅影响到农村公共文化本身的发展和繁荣,也使农村公共文化失去了对农民私性生活的规范与调适作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村民对村庄的价值认同,削弱了村庄的凝聚力。改革当前不适宜的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服务机制,以制度化的方式扩大农民对农村公共文化的参与是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生活,获得村庄公共认同的有效途径。     

从概念性理论到制度化实践: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研究路向

协商民主是公共权力与多元社会力量通过制度化渠道进行理性对话、公开审议,从而寻求公共决策合法性的权力运行方式。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研究从早期的概念性理论引介、对协商民主意义和价值的探讨,逐渐步入制度化实践关切的阶段,呈现自身的创新特色:立足中国民主政治,阐释制度特色;深入基层社会治理,关注实践经验;服务全面改革战略,挖掘多层次价值。协商民主研究的创新特色彰显了公共权力运行对于协商民主制度化实践的重要影响,确保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系统性和长效性必须将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作为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研究的路向,以协商民主制度化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并以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实现公共决策民主化。     

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视角下的协商治理研究

协商治理的成长以协商民主为理论来源,受公共行政民主化的现实引导。协商治理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理性有限和能力不足、不平等和复杂性以及共识障碍和价值偏离等问题的挑战,只有重视公共权力及其作用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因此,需要从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视角来寻求协商治理的发展之道,以公共权力维护协商治理的权威性,以公共权力运行保障协商治理的有效性。并在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过程中通过信息公开、结构开放和价值包容,不断提升协商治理参与者的理性和能力,保障协商治理过程的公平和条件的均衡,以及维护协商治理的合法性共识和公共精神,从而以积极、坦诚、负责任的态度服务于协商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论我国公民社会建设中公共精神的缺失及其构建

公共精神孕育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之中，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价值取向，它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责任意识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肯定与追求。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共精神的培育作为前提。然而，我国公民社会建设中公民的公共意识淡薄、政治认同感的下降凸显了公共精神的缺失及其建构的紧迫性。     

广州市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位一体"公共空间路径探索

文化、社会、生态"三位一体"公共空间具有引领审美取向、彰显集体人格、促进情感交流的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有效路径。广州市"三位一体"公共空间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健康环保与人性关怀、创意梦想与产业发展的融合。从文化艺术、社会生活、自然生态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塑造多样载体、弘扬标志精神、营造美丽环境,充分展示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实现了显性和隐性的价值观教育和传播功能。     

公共精神:和谐社会公务员的价值追求

公共精神是指引政府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是保障政府公共性的道德规范。它要求政府要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公心的原则为公众利益服务。近年来,公共精神备受关注,不仅体现在人们对公共权力运行的关注,更多体现在人们对自己所应该享有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水平高低的关注。基于此,注重公务员公共精神的培育和塑造,把公共精神作为公务员的价值追求,对规范政府管理行为,提升社会的公共品质,加快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语境下协商治理研究

协商治理的成长以协商民主为理论来源,受公共行政民主化的现实引导。协商治理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理性有限和能力不足,不平等和复杂性,以及共识障碍和价值偏离等问题的挑战,只有重视公共权力及其作用才能有效应对协商治理前提性、基础性和目标性的挑战。因此,需要从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语境下寻求协商治理的发展之道,以公共权力维护协商治理的权威性,以公共权力运行保障协商治理的有效性;并在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过程中通过信息公开、结构开放和价值包容,不断提升协商治理参与者的理性和能力,保障协商治理过程的公平和条件的均衡,以及维护协商治理的合法性共识和公共精神,从而以积极、坦诚、负责任的态度服务于协商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房地分开、租税分流———农村房屋流转的途径与办法初探

农村房屋不是商品,但可以转化为商品并上市交易。农民拥有自己的房屋所有权,但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椒;农民买卖自己的房屋,并不能买卖属于集体的土地。因此,农村房屋买卖应该实行“房地分开”;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可以购买农村旁屋,但除了支付房屋价格以外,还应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地租,地和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城乡资产融合,城乡房屋同地同房同质同价,政窬在整个城乡房屋的开发环节、持有环节、交易环节都能收取税放,这种税放收入量大、稳定,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对当前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思考——昆明市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专项整治分析

近年来,昆明市公安局不间断地组织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有效遏制了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多发势头。但此类案件还是边打边发,难以有效根治。原因:1、买方市场巨大的需求,刺激着拐卖儿童犯罪的滋生与蔓延;2、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违反计划生育,子女“放养”现象普遍。建议:1、从立法上加大对拐入地买方市场和买主的打击、惩处力度;2、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制定具体的处罚条款;3、出台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协作工作机制;4、建立全国性的失踪被拐儿童父母DNA数据库。     

改革开放与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不仅大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也大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从深层看,就是增进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民族认同是民族产生和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民族成员所认同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也不断发展,从而推进民族认同的变化,并制约着民族凝聚力的强弱。民族认同的程度、民族凝聚力的状况。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对民族领导核心的认同程度。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提供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拉开了建设民主、自由、富强的现代中国的序幕;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改变了中华民族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当前,我国社会有两个“认同点”（或“凝聚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民生问题,二是腐败问题。只有坚持全面的改革开放,才能推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才能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思想政治教育与维护国家思想文化安全

思想政治教育应围绕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这一主题,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现象进行客观全面地评述,并且敏锐地捕捉和紧跟思想文化界的前进脉络,与时俱进,大力推动思想文化界的理论创新。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构建和谐与创新型单位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构建和谐、创新型社会的一项非常必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政治导向的过程。这一工作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证,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品质,同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共命运,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发展相一致。现代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迅猛发展不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会发展和丰富其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不会过时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权利与权力 价值与目的——关于刑事强制措施之法理阐释

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历史发展沿革之阐述、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本质上的权力与权利之分析、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法律控制的法理内涵棗法律与权力关系之阐发、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诉讼价值和目的的评价,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层面上,批判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基本理论现状,提出相关认识,以促进刑事强制措施理论的完善,推进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强制措施实施民主化、人权化、进步化之发展趋向。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消亡

全球化使国家的界限变得模糊 ,对国家的职能和作用产生冲击 ,对国家的主权地位提出严峻挑战。但这并不能得出民族国家过时甚至消亡的结论。因为 ,无论从一国之内还是就世界范围来看 ,政治的冲突、经济利益的差异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全球化并没有创造出使国家最终消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族和国家意识。     

网络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应用 ,人们的生活、工作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 ,研究网络对青年的影响 ,积极制定对策 ,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认定和适用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又破坏了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本罪客观方面是实施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行为,＂威胁＂和＂引诱＂的认定一定要慎之又慎;本罪犯罪主体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实践中多数是律师构成;犯罪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行为犯,因而必然存在未遂形态。要关注本罪的刑罚适用,免于处罚的情形亦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