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性纠纷解决程序之研究

替代性纠纷解决程序(ADR)是目前西方国家热门的民商事争议解决方法,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到了全面兴起ADR的时候,从分析国外ADR兴起的背景和已经使用的方式入手,论述了我国发展和完善ADR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从国外的经验出发指出了完善有中国特色的ADR的相关建议。     

法经济学与纠纷解决

作为一种全新的法学解释系统和理论框架,法经济学有着自身的研究范式。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应该是研究纠纷解决理论的有利工具。法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对纠纷解决的理论阐释包括对成本效益、供求关系和市场、纠纷解决过程中国家制定法与民间社会非正式规范的博弈均衡等诸多方面的理论分析。在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下,论述纠纷诉讼外解决的经济社会合理性。     

纠纷解决与法

应该正视纠纷的法律效果,对纠纷的积极机制要有进一步认识。要根据纠纷的特点及社会提供的纠纷解决机制,作出谨慎的抉择。应重视法律处理纠纷的机能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原理剖析与本土化重构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概念起源于美国,最初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法,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本文首先介绍了ADR的概念和特征,之后具体介绍了几种主要形式,最后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论证了我国司法性ADR的构建。     

“大调解”格局下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探索

我国"大调解"格局的形成是在传统的司法资源相对十分紧缺、转型社会凸显的矛盾的背景下产生的,但随着"大调解"格局而来的各种弊端也渐渐凸显。调解不是最大化地滥用自由裁量权,而应该真正为争议双方当事人带来诉讼所没有的优势和利好,而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第三方之间没有法律拘束的博弈。根据"大调解"格局的形成以及ADR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对我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现存问题进行分析,对我国的ADR的建构提出自己的看法。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本土化问题初探

ADR制度作为调解社会矛盾这一公共事务的重要工具,以多元组织参与社会矛盾调解为特征,充分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共同有效治理社会的内涵,也反映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实质。这一制度在多元化社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既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也有利于政府与公民的互动,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     

ADR在行政纠纷解决中的适用

行政纠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行政机关直接因公权力的行使而产生的纠纷;另一类是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行政机关介入民事纠纷中,直接予以处理。作为纠纷的一种,行政纠纷除了诉讼等传统方式外,在ADR体系中,也能探索出合理解决的方案。本文此角度出发,以探讨行政纠纷的解决。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在法社会学“纠纷三阶段”理论的框架中,社会整体层次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忍受”、“回避”、“压服”、“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和“审判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等类型。其中,“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和“审判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对于缓解因行政纠纷导致的社会压力,维护既有行政法律秩序的正统性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我国的“审判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的行政诉讼制度由于存在着吸收纠纷的范围有限、第三者中立性缺失等问题,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元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行政领域引入ADR。     

纠纷解决机制及其"多元化"与"替代性"之辨析

纠纷解决机制是在特定条件下由各种具体机制所构成的有机统一体系,"多元化"的概念不能准确反映这种有机统一体系的内部关系,也不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同义词.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应当建立在以司法为中心的法治主义理念之上,笔者称之为纠纷解决的司法中心结构.     

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纠纷的社会,而是要从法律的角度把不和谐的纠纷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使社会呈现出稳定而有序的状态。诉讼虽然是现代社会中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最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但其并不是唯一的纠纷解决机制。通过诉讼与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科学配置及时的化解社会矛盾是实现和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民意影响

本文结合典型案例从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裁判执行三个方面,详细探讨民意的影响,并剖析其中原因,认为民意的感性化和情绪化并不一定构成司法警惕民意的理由。但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促进司法的公平正义,司法绝不能仅仅为了获取社会公众的认同而盲目顺从民意,必须始终坚持法律至上原则,与民意保持适当距离,对民意的考量只能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进行。     

公众意见在裁判结构中的地位

从裁判依据的类型分析,公众意见只能作为一种事实依据,参与个案裁判。在常规案件中,公众意见作为一种准用的辅助性依据,可以通过弱的裁量成为合理化判决结论的说明性事实。在遇有法律漏洞的疑难案件中,与社会性主张相一致的公众意见,如果耦合法律体系中的法律原则或基本权利规范,可以籍由强的裁量充当个案推理的运作性依据,成为非常情形中正当化个案规则创制的立法性事实。在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转型中国,法律系统必须在稳定性和灵活性、普遍正义和个案正义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判断公众意见的个案裁判地位,同样需在辅助性依据或运作性依据、说明性事实或立法性事实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网络舆论危机的生成机制探析

网络舆论危机既是公共危机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引发一系列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其生成机制主要有:网络舆论危机的暴发是社会冲突理论的现实反映;网络与网民的自身特性容易导致非理性声音占领网络舆论的主阵地;民主意识的增强与社会诉求机制的短缺导致网络群体极化效应;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导致网络舆论的蝴蝶效应;社会信用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为网络舆论危机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基层党委政府应对网络舆论的手段薄弱导致沉默的螺旋效应。     

刑事司法领域中的民意之解读

民意是客观存在的。信息时代使得民意关注、评价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影响司法活动成为可能。刑事司法领域中的民意是公众在对因为某种原因受到社会各界格外关注的刑事案件认知、判断的基础上,根据法律正义的外在社会价值形成的带有普遍倾向和较多道德成分的观点或意见。民意是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关（直接或潜在）但被国家排斥在刑事诉讼活动之外的一种重要利益的体现。     

网络舆论形成机制研究

当前,网络舆论的强势地位正在显现,其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增,并产生了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影响。本文认为,网络舆论的形成路径包括:形成网络议题;形成舆论场;形成意见轴心;形成立体传播。有效引导网络舆论的对策措施包括:加大网络把关力度,从源头上解决网络信息的健康问题;建立网络舆论应对机制,快速稳妥地处置已经形成热点的网络舆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网络管理规范化、法制化。     

网络舆论的传播规律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网络在新闻传播和舆论形成中已经无可争议地赢得了主导地位,改变了传统的舆论格局。在网络舆论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快速性、冲突性、情绪性、群体性、复杂性等特点,因此,只有分析其传播过程中呈现的规律,才能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     

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研究

互联网是社会生活中表达民意、畅通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迫切需要加强网络舆论引导机制建设。在新形势下,针对我国网络舆论引导机制存在的一些问题,进一步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必须在遵循柔性管理、第一时间、主流引导和疏堵结合原则的前提下,加快建立快速反应的网络舆论引导机制。     

试论刑事裁判与民意冲突的司法程序内解决

以＂沟通＂取代＂隔离＂已经成为目前解决多发的刑事裁判与民意冲突问题的共识性思路。将刑事裁判与民意冲突纳入司法程序,无疑是最为常规、最为规范、效力最为显著的方式,与现有解决方式相比,司法方式在规范地解决冲突、和平地解决冲突,以及增强冲突处理结果的共识性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可以在突破与更新传统刑事诉权理论与刑事司法民主理论的前提下,从适用案件范围、诉讼方式、程序启动的期间和理由以及受理法院、程序的进行、刑事裁判的效力、判后答疑机制等方面建构民意表达程序。     

中国司法与民意的沟通——基于主体间交往理性的认知

考察中国传统司法活动特质、民主革命时期司法活动特质、西方司法活动特质,今日之中国司法仍然徘徊在情理与国法之间,面临着司法的六重困局,力求通过主体间交往理性的认知以寻求脱困之思路。在三元结构下,进一步追问谁之民意,调和非理性民意,如网络暴民民意、操纵民意、偏执民意以及变调民意(仇官、仇富、侠客等),通过主体间交往理性的认知,达到沟通民意与司法的效果。通过司法中民意表达的认知机制、方法和路径选择,达成国家司法话语权和民间司法话语权的交涉和沟通,实现由舆论法庭走向制度化表达。     

发达国家政府提升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的经验及启示

本文从介绍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提升网络舆论引导方面的做法入手,分析了他们的成功经验以及对我国的有益启示,提出了立法监管是根本保证,技术支撑是有力保障,社会参与是加强互联网管理的有效补充等提升我国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