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理念辨析与边界划定

传染病防治犯罪的刑法治理同风险社会理论天然具有契合性,但近年来处于刑法立法相对消极化的状态。将我国社会系统的转型同刑法观的流变相结合进行研究,发现传染病防治犯罪既存在传统刑法观遗留的立法理念错位、类型化不足等缺陷,也存在风险刑法观下立法模式合理性存疑。因此,必须立足于复调式的社会结构,对传染病防治犯罪的立法理念、立法思维、立法模式等问题进行回应,同时划定其风险社会语境下的立法扩张边界。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环境刑法犯罪构成的转型

我国传统环境刑法的规定无法有效地应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环境问题,需要对其进行改良。针对我国目前环境刑法的规制现状,通过分析风险社会语境下刑法转型的理论逻辑,认为对我国环境刑法的犯罪构成重新修正乃是应对风险社会环境刑法问题的关键。据此,我国环境刑法的犯罪构成应为:法益由环境资源保护制度转变为生态环境;犯罪客观形态应规定为抽象危险犯或累积犯;归责原则由重视因果关系的认定转变为严格责任;责任主体范围应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单位以及其他组织。     

风险社会背景下预防刑法的扩张与破局

刑法规制范围的实质扩张才是犯罪化.预防刑法立法扩张并不意味着新法益的创设,而是通过刑法的早期介入实现对法益的前置化保护.预防刑法不是风险理论的特有产物,但是,风险理论在强调对风险的防控上与预防刑法具有一致性.刑法保障人权和维护安全的双重面向应并重,预防刑法正是刑法安全价值的体现.预防刑法自身存在的法治危机如象征性立法、...     

再论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当代价值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根源于秩序本位与自由本位两种刑法价值观的对立,是对立统一关系;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均须全面看待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机能。法益概念的清晰明确性、规范性以及专属性有待商榷,仅具司法论意义的法益无法取代社会危害性。在当前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危害性理论为实现罪责刑法向安全刑法的转向提供基础和起点,对于立法中犯罪圈适度扩张问题、司法中定罪与量刑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价值。     

论传统环境刑法观念的转变

我国现行环境刑法的观念已经远不能满足惩治环境犯罪形势变化的需要。应结合环境刑法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实现环境刑法观念转型,摒弃原有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静止文本主义和单一法律部门立法主义的环境刑法观念,树立开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环境刑法观念,并且在立法和运作中坚持动态、综合的环境刑法观念。     

风险社会视域下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立法完善

当前食品安全犯罪层出不穷,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刑事政策的不完善及监管不力是其重要原因.应对风险社会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的当务之急是在坚持刑法基本原则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更新立法理念、调整司法策略,将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法益进行前置保护,运用客观归责的相关理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风险刑法理论,方能更好地发挥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应然作用.     

从环境刑法法益的角度谈环境刑法的完善

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环境法益,而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只注重对环境犯罪侵害人身、财产法益的保护。在绿色文明时代,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应确认环境法益在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刑法法益中的主导性地位,树立环境刑法法益在整个环境刑事立法上的指导形象。     

论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的规律和原则细化

从1997年刑法修订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规律呈现出以犯罪化为主,非犯罪化为辅,犯罪圈逐步扩张的情势.增加的41个罪名为法定犯,这其中又以保护公法益的罪名为主.犯罪化应当在抽象原则下进行细化,包括遵循当前的社会发展特征,遵循现阶段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犯罪化模式相适应,注意刑法立法犯罪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等.     

风险社会下的刑法立场

风险刑法从"风险社会"出发,提出刑法应当成为风险控制工具,主张法益保护早期化和刑罚处罚范围扩大化。但是,风险刑法理论自身存在诸多质疑之处。首先,作为其理论来源的"风险社会"并非真实的社会状态,对于风险的理解也存在误区。其次,风险刑法将风险的人为性和不确定性作为其立论基础,但是从这两方面并无法推演出风险刑法之主张。再次,预备犯、未遂犯犯罪化以及危险犯的出现并不能反映风险刑法之趋势。最后,风险刑法自身内含与自由保障价值冲突的局限。因此,风险刑法有借"风险社会"之名,扩张刑法范围的嫌疑。我们应当正确认识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法益变动和社会治理观念变革对刑法的影响,坚守刑法的谦抑立场以回应风险社会的到来。     

环境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冲击

环境刑法的创设起步于本世纪70年代,至今世界各国的环境刑法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且各具特色.我国环境刑法的制定相对较晚,截止刑法典修订以前,并无实质意义上的环境刑法编纂.对环境犯罪行为主要依赖单行刑法和环境行政法中的附属刑事条款追究刑事责任,而且呈零散支离状态.修订后的刑法典架构了环境刑法的雏形,将14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植入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些作为环境刑事制裁集中表现形式的刑罚内容不仅圃于传统刑法理念的僵化模式,而且是单行刑法和附属刑事条款规定的汇总,缺乏一种突破性的理念追求,传统思维定式的固有缺陷没有得到订正.在刑法中中加大对环境犯罪的刑罚比重和惩治力度是现代社会演进的必然需求,也是保护人类环境必然产物.而环境犯罪,尤其是污染环境的犯罪较传统犯罪类型大相径庭,因此,环境刑法研究的视点带给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种迥异于传统的思辩方式,正是这种理性思辩使传统刑法理论受到多方位的冲击.本文就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缺陷以及环境刑法的保护客体三个方面析解环境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冲击,这些命题的未来定位与走势关乎环境刑法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及传统刑法理论的拓展与鼎新.     

论《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制度的修改

《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制度作了较大的修改,规定了未满十八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扩大了特殊累犯的成立范围,对判处死缓的累犯限制减刑,这一修改集中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与国际社会刑事立法的接轨,刑法立法应适度限定特殊累犯的成立范围,排除老年人构成累犯,将毒品犯罪纳入特别累犯的范围,增设单位累犯制度。     

论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

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刑法立法应该规制的对象,表明经济刑法立法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而纳入其调整领域之内,不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而排除于其调整领域之外.它是经济刑法立法的立足点,是经济刑法立法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其实质是从立法上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并对经济刑法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为何重新解读遗弃罪犯罪构成之实证研究——以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的发展为视角

我国遗弃罪在新、旧刑法典中的位置相异,这导致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构成的解读引起了争论。提倡重新解读的学者们只是基于现有立法现状探讨如何重新解读,而没有探讨其原因。刑事立法、修改、法律解释以及刑法结构的调整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在我国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是重新解读遗弃罪犯罪构成之原因。     

浅议危险犯的基本问题

在刑法需满足人们对安全和稳定的社会需求的背景下,刑法中关于危险犯的理论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就目前关于危险犯的认识而言,在其性质、类别、停止形态等方面存在不少分歧和争议。对危险犯应认定其是一种独立于行为犯、结果犯的行为类型并与二者共存,在其停止形态方面应该从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的特殊场合予以讨论。     

论刑事法律社会合作的依据与体系

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是在反思刑法的瓶颈问题上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是吸收社会力量对刑事法律运作的参与，从而转变对犯罪的治理模式。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犯罪治理模式的转变、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理念、刑法惩罚机制的局限性以及刑事政策的选择，为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刑事法律社会合作的体系包括合作主体、合作途径、合作模式与合作目的，刑事法律合作正是通过其内在体系要素的功能发挥，逐渐推进刑法的社会化。     

浅谈刑事证据立法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理论界发现仅依靠《刑事诉讼法》制定的证据规则已不能适应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的需要，亟待加以完善，故而开始探讨证据立法问题。公安机关肩负着侦查犯罪的重要职责，侦查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收集证据以破获案件，所以证据立法必将对公安工作产生重大影响。面对刑事证据立法的挑战，公安机关应该尽早研究证据立法问题，以适应证据立法的要求。     

可罚的违法性:一个中国视阈的思索——兼论刑事政策对可罚性判断的规范化意义

可罚的违法性是大陆法系违法论的重要内容,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判断标准。我国刑法的"但书"和罪量规定也有轻微行为出罪功能,不能以"但书"作为直接出罪依据,罪量规定能在罪质与罪量两维度区分罪与非罪。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明确性只能做到相对明确,宣示考察罪量因素的"但书"应坚持,但标准应交予法官把握,罪量规定应删除。刑事政策作为可罚性判断的影响因素和刑法解释的填充实体,将价值判断与刑法规范关联起来。     

论中国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

犯罪概念是刑事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不同的语境会得出不同的犯罪概念,而不同的犯罪定义则反映了不同的犯罪观念。贯穿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思想主线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融合、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统一,因此,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也应体现这一价值取向。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定义在总体上契合刑法现代化的要求,但在具体说法上应修改为：符合刑法规定的、侵害法益且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     

从不作为犯罪看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政策

不作为犯罪的历史沿革表明,古代社会的刑法以国家威权主义为特征,大量规定不作为犯罪。近代以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不作为犯罪成立的范围开始受到限制。我国长期奉行的国家威权主义有刑事制裁扩张的倾向,在社会矛盾凸现期更要警惕犯罪圈的扩张。刑法处罚的不作为犯罪,在某种程度上说属于刑罚的扩张,因此限制不作为犯罪成立的范围,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