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对策研究

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本文全面分析了当前农村贫困的新特点及反贫困面临的新问题,提出了农村反贫困对策.     

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与启示

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塑造企业化的政府,对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启示我们对政府的性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公共品的供给方式进行反思。     

我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的制度性探讨

农村贫困是由制度性和非制度因素所导致，而制度安排是农村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就要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农村贫困的制度性缺陷。     

美国的贫困问题与反贫困政策述评

本文通过研究美国贫困和无家可归问题的现状、分析反贫困政策的构成和演变,对美国的贫困问题和反贫困政策作出评价,并总结出对我国反贫困政策的启示。     

“行动者导向”反贫困——基于生计实践过程的贫困问题治理

面对贫穷区域收窄和贫困人口缩减的现实变化,中国贫困治理的重心开始向微观层次的精细治理倾斜,并由此推动着反贫困策略由行政-区域导向向协同-行动者导向转变。行动者导向强调将贫困者作为行动主体置于贫困治理的核心位置,其他治理主体围绕其生计实践匹配与对接各项具体反贫困机制。生计实践将脱贫理解为贫困者在生计要素、生计偏好和生计环境等条件下,通过生计策略的选择与实践来应对潜在风险和追求可持续生计层次的自主行动过程。基于生计实践过程分析框架,行动者导向的反贫困策略得以实现对投入-决策-产出过程中可用性议题和生计实践与外部生计环境互动关系中可及性议题的综合。     

构建多元主体的治安治理模式

现阶段中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复杂客观条件和多样化的利益需求,我们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整合社会资源,构建适应多元化社会治安需求的现代治安管理体系,构建涵盖各类社会治安主体的治安治理模式。"双重社会秩序"的核心是将社会秩序规则定义为自发秩序(内部规则)和人为秩序(外部规则)的集合。通过对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协调,构建符合我国社会转型期基本国情的多元化治安主体模式。     

关于我国农村贫困性质与反贫困战略调整的思考

贫困问题研究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永恒焦点,世界不同的国家都面临着贫困问题的困扰,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贫困现象,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贫困问题尤为突出。中国目前处于人口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期,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给中国扶贫工作带来了挑战和机遇,面临严重贫困问题的农村地区应该在经济转轨期转换反贫困战略,以适应人口结构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冲击,使反贫困工作能够在高效率的轨道上运行。     

论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程、经验与启示

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性问题,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贫困斗争,不仅创造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中国奇迹,还独创了一条中国特色优势显著的减贫道路,在党百年贫困治理实践中升华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为世界反贫困事业交出了一份中国答卷.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1921-1949...     

论中国土地经营模式变迁与农村治理转型

土地经营模式作为时代和制度的产物,一经形成便深刻影响着农村的生产与生活形态,也形塑着农村的治理生态。中国土地经营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租佃模式到土改模式、人民公社模式、家庭联产承包模式的变迁。不同土地经营模式在孕生不同农民、农村与国家关系的同时,也催生了与之相匹配的农村治理方式。在土地延包和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不断完善的土地后承包时代,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仍然是农村土地经营的必然要求,农村治理也仍会延续国家权力逐步撤出、多元治理不断增强的态势。但国家权力撤出并非意味着国家放任农村治理发展。基于土地经营模式变迁契机,国家通过顶层设计的助推,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主体多元、参与自主、内容丰富、方式民主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治理体系与格局,是新时代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的缺陷与治理

随着公共服务需求的多元化发展,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单一供给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公共需求.建立政府、私人组织和第三部门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供给模式是必然的选择.然而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存在诸多缺陷,如多元合作易产生的效率低下问题,公共伦理的缺失问题,责任模糊带来的问责困境以及合作关系造成政府和社会独立性侵蚀的问题等.面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提高多元供给主体的供给能力,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快促进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机制建设,倡导公共精神,培育合作文化,落实公共服务责任等措施来完善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从而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湖南统一战线与贫困治理现代化问题研究

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治理就是贫困治理,国家实现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即为不断减缓贫困程度或者消除贫困的过程。在大格局扶贫工作中,湖南统一战线通过维护稳定贫困治理环境、加强贫困治理民主监督、汇集多方力量参与贫困治理等形式,以贫困治理的成功实践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经验。     

工业变迁与台湾的无产阶级化历程

过去30年期间发生于台湾的工业化历程,伴随着规模和速度都非同寻常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本文分析了台湾的无产阶级化模式,检视了台湾新兴的工人阶级的人口学与社会特征。台湾工业化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工业发展在地理上的分散,且以小企业为主导。这有助于台湾的第一代产业工人顺利适应工业性质的工作;但是,这也延缓了强烈的工人认同的发育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     

乡镇财政变迁与治理转型

自乡镇财政设立至本世纪初开始农村税费改革,20多年间,中国乡镇财政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与此相联系,乡镇治理模式也开始变化,即从财政汲取型治理向服务型治理转变。服务型治理模式的最终确立需要新型财政体制的支持,然而,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只是解决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负担问题,传统的财政治理体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造,这必然深刻影响乡镇治理转型的过程。     

积极心理学理念下贫困大学生心理反贫困的思考与探索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高校收费制度的改革,贫困大学生人数激增,其健康人格的塑造已成为各界关注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现代贫困大学生的现状,从积极心理学的内容、方式方法,阐明了其在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应用价值,并从保护贫困大学生原有积极品质和扩展其自立人格和心理弹性等方面,多举措、分层次对培养贫困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进行了探讨,以期为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新的视角和途径。     

市场经济视域下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变迁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促成了全能型国家治理模式的建立,管制型政府也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和管理型政府逐步取而代之,但其存在诸如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权力监督,缺乏利益调节机制,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保护等问题,越来越不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其进行改革已是势所必然、迫在眉睫,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法治型国家治理模式与服务型政府,以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高度统一。     

日常生活转型与治安治理变迁

治安学的抽象结构探索为学科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其存在的对日常生活实践关注不足的问题,导致治安学学科陷入实践性和本土性研究能力薄弱的困境。通过梳理发现,国家对于日常生活的规制和治理贯穿了我国近代史社会控制的整个发展历程。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日常生活转型呈现出有品质的生活方式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外来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恶性侵蚀、新旧生活方式的冲突与不适应,以及日常生活的现代性风险加剧等新困境和新特征,建议通过促进有品质生活方式与治安秩序的良性互动、把握转型期日常生活方式的新规律,以及挖掘日常生活本土治理资源等具体实践策略,维护治安秩序,保护民族文化。     

政府购买机制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变迁——以深圳为例

完善社会工作服务的政府购买机制、促进社会工作机构的良性发展符合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思想转型的内在要求。本文以深圳模式为例,对由发展初期以岗位购买服务为主,到共治时期的项目购买,再到对社区组织实施整合和统一管理的发展过程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关系的变迁进行研究。指出不同时期的政策指向影响了社工机构的自主性和专业性,其行政化程度总体呈现出强—弱—强的趋势,并对治理关系的改善提出建议。     

新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60年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乡村治理模式历经建国初的"乡(村)政权"模式,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模式与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模式等几个阶段的变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模式将迎来一次全新的嬗变,由"单中心治理"模式走向"多中心治理"模式,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