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的实践困境及其对策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工作的重要战略思想,开启了我国扶贫工作的新阶段。扶贫对象精准作为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对精准扶贫最终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扶贫工作的实施过程中,扶贫对象精准面临着来自于制度、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诸多挑战。扶贫对象精准陷入实践困境,根本原因是由于相关制度规范的不完善,而制度规范的不完善又造成了两个层面的影响,即技术层面的疏漏与思想层面的背离。明确程序、改革标准、完善制度、加强监督是扶贫对象精准走出困境的实践路径。     

驻村干部公共服务动机水平测量——以武陵山区为例

驻村干部作为打通全面脱贫"最后一公里"的政策执行主体,其公共服务动机水平直接影响着脱贫攻坚的战略成效。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动机PSM-8量表,运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方法,对武陵山区驻村干部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进行科学测量和差异分析发现,虽然当前驻村干部公共服务动机整体水平较高,在性别、教育水平及工资收入上并不存在显著性水平差别,但在年龄、工作年限、驻村时间、行政级别以及家地距离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性水平差异。因此,需进一步提升年轻干部的驻村公共服务动机水平,优化驻村干部区域空间配置,完善并落实驻村干部轮换制度,从而进一步激发驻村干部的工作热情和服务动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稳定脱贫成效、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人才保障。     

基层组织化解纠纷机制的实证分析——以人民调解制度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纠纷频发,呈现多元化等特点,而基层法院同时面临诉讼爆炸和执行难等问题。而作为多元解纷机制核心的人民调解制度却出现功能弱化的现象。本文以此为例,详细分析人民调解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尝试系统地提出改革和完善的建议。①     

治理视角下的精准扶贫——以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为例

从1980年代初到2013年底,中国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8249万,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剩下的这些人,要么个人能力和心态方面存在较大缺陷,要么发展的物质条件非常差、要么遇到疾病和重大灾难等意外,总体造血功能差,情况千差万别。     

法律可接受性的修辞表达——以逻辑视角为切入点

法律作为人类“定纷止争”的行动理由和理性实践应当具有可接受性,此种可接受性可部分通过其修辞属性即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得到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修辞学为法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推理和论证方法,更重要的是,修辞学为认识和理解法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维方式.[1]对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可从逻辑、主体、语境等多个视角进行分析,其中逻辑视角的分析意义不容忽视,这不仅因为逻辑特别是非形式逻辑构成着法律修辞的理论基础,而且这种非形式逻辑在修辞论证的前提选择及论证形式构建上本身就服膺于法律的可接受理论.     

参选者视角下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实践过程分析——以广州市S村为例

在县乡人大代表选举中,我国在不断地探索一条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基层民主发展道路。虽然我国基层人大代表直接选举范围已经扩大到县区一级,并实现了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但是学术界对我国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一场真实世界中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观察,以参选者为研究视角来揭示我国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逻辑,发现基层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存在候选人名额分配、候选人提名及选举"陪选"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夯实被选举人权利、增强选举竞争度及扩大选民选择范围等政策建议。     

草场纠纷的成因及其司法困境——以甘南藏区为例

随着禁牧和季节性休牧政策的实施,草原畜牧业的经营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草场退化得以遏制。但草场产权界定不清晰引发牧民抢牧和越界放牧;划区放牧、禁牧和休牧引发牧民抢牧和偷牧;藏区习惯法在维护藏区正常的生产秩序、保护集体和个人的经济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在纠纷的解决机制中也与国家法存在一定的冲突;甘南草场争夺纠纷中的司法困境要求我们采用正确的调解方式解决问题。     

武陵山区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探讨——以湖北省恩施自治州为例

城镇化是武陵山区经济社会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恩施州的城镇化不仅为本州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也对湖北省"两圈一带"协调发展和整个武陵山片区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道路,理清建设和发展城镇的思路,对恩施州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层贿选标准的界定——以广东省基层选举为视角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重要的基层政治制度,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基层选举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存在一些顽疾,贿选就是其中之一。贿选严重破坏了基层选举秩序,但由于国家法律层面没有针对贿选标准的统一界定,各地区的标准也过于宽泛,现实中对许多新型贿选的查处极易陷入无法可依的状态。广东基层选举存在贿选范围广泛、对贿选的认识模糊不清、贿选的组织化程度加深、贿选的手段更加隐蔽、贿选的时间提前等现象。目前贿选标准界定的关键难点在于基层农村社会风俗习惯与贿选的区分标准、贿选与正常竞选中承诺的界限、贿选证据的取证难度等。     

电子病历的司法认定困境与出路探析——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审判实务为视角

随着医院信息数字化的发展,电子病历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司法实践中,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为代表的案件屡屡涉及电子病历的认定问题。通过对近几年涉及电子病历案件的实证研究,以其中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为样本,可以总结出其在司法审判实务中的责任分配比例及原因。目前,电子病历的真实性在认定上有上在困难,在技术尚不能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区分病历管理责任与损害赔偿责任,将病历管理责任作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的补充责任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处理方法。     

政治合法性视角下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探析——以基层公推直选实践为例

对地方政府创新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考察。本文以基层公推直选实践为例,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重新审视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试图分析政治合法性的内在要素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政治合法性所涵盖的正当性、合法律性、认同度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四个层面对增进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探讨,以期为解决好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埋藏物权属法律问题研究——以乌木纠纷为视角

乌木权属之争凸显出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现行法律关于埋藏物的规定十分简单,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定纷止争的需要。应在明确埋藏物具体含义的前提下制定单独的关于埋藏物的法律条文,赋予发现人对价值不大的埋藏物有限取得权。     

法律文化之“所指”——以研究视角为切入点

由于"法律文化"的概念众说纷纭,考察"法律文化"的实际"所指"就成为明晰"法律文化"的多个面向和多重内涵的好方法。所谓法律文化之"所指",是指探究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法律文化"一词,又是采取何种方法对"法律文化"该层意义进行研究。历史和社会是法律文化的两重维度,它们分别指涉从传统延续下来的价值及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法律文化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典型范式: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民间规则和自发秩序的描述、从象征符号出发的意义阐释以及进行"理想类型"划分的文化模式归纳。在中国语境下,"法律文化"与"法律"存在紧张关系,这使对于"法律文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并酝酿着新的方法论超越。     

精准脱贫视角下产业扶贫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就脱贫攻坚战而言,产业扶贫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农户要脱贫,乡村要振兴,产业是重要推力。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尽管产业扶贫是一个老话题,但产业精准扶贫是一个新课题。在当前精准脱贫攻坚背景下,产业扶贫策略是否需要进行调整?精准脱贫战略对产业扶贫提出了哪些新要求?产业扶贫的实际成效几何?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与阐述。     

基层公安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和思考——以东阳市公安实践为视角

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公安机关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近年来,浙江省东阳市公安机关开展了百警联百村、电动车户籍化管理、治安复杂区域常态化集中整治、旅馆网吧承包制和积分制管理等社会管理创新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基层公安机关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机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适应。为此,应强化“四种意识”,进一步建立健全“三项管控机制”,深化推进“三项改革工作”,优化“三项民生措施”,以切实推进基层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实践。     

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研究——以基层检察机关司法实践为视角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的一项新规。对于新增法规和职能,其立法精神和立法价值的实现需要司法实践的运行和检验,而如何运行并实现其价值则是应当及早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基层检察机关司法实践的视角,在阐述相关法律规定、分析新法实施以来各地采取的做法及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检察机关应当如何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以期为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具体法律适用和职能履行问题提供参考。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防范化解——以重庆市长寿区为例

化解社会矛盾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事关党的执政根基、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公安机关义不容辞的固有职责. 如何把矛盾纠纷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保证社会持续稳定, 是当前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也是落实依法治区、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性工作.     

乡镇司法所纠纷解决的实践与机制构建——以滇中桂乡司法所为视角

伴随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亦在不断的调适之中。乡镇司法所作为国家法治实践的“权力末梢”,不仅承载与展现着国家权力的实践样态,亦杂糅了社会的多样与变迁。作为司法所的核心职能,在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实践中,传统与现代的解纷方式相互遭遇、交织与博弈,纠纷解决呈现为不同组织、文化和方式互动的复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