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环境抗争事件与地方政府治理危机

地方政府的治理困境是导致农民群体抗争呈现出暴力特征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的治理困境表现在:利益结构的失衡、政府能力危机和信任危机;地方政府因各种利益问题而忽视、拖延和压制农民的环境诉求;地方政府在整合不同利益群体、保持政府中立性、管制等方面的能力在不断弱化;农民的政府信任程度也在下降。这三个因素是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不断升级,呈现高冲突性的重要原因。     

环境抗争与政策变迁:一个整合性的文献综述

环境抗争可引起政策变迁。当代中国环境抗争主要集中在公民参与、新闻媒体、环保组织和政府责任四个研究范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有不同的议题聚焦和关系结构;政策变迁包含政策连续与终结、政策创新与维持两对基本关系,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变迁都可能无法回避"均衡-失效-创新-均衡"这种方程式循环。基于"政府回应"视角下环境抗争产生政策变迁的机理结构、运行过程及发展范式可以概括为环境抗争的策略手法与中央和地方体系的分层回应:策略手法表现为农村与城市环境抗争的"直接利益诉求与间接环境意识的多样统一";分层回应表现为环境抗争手段及动员联盟方式决定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产出和政策调整。最后指出,已有研究缺乏从历时性的角度对农村环境抗争、城市邻避运动及反大坝建设三类作整合性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抗争主体和客体分别采取了什么策略,政府如何回应环境抗争研究较少。     

无组织的邻避抗争联盟与抗争共振效应

在城市大型邻避冲突中,抗议者往往包括普通居民、学生、本地企业及其员工、地方政治精英、怀有抽象愤怒的人和外部公众等群体。体制内邻避抗议者的存在激发了体制外抗议者的抗争意愿。受政治机会结构的影响,不同身份的抗议者经常采取不同的抗争方式和策略,发挥不同的影响。抗议积极分子通过口头、互联网传播等方式构建抵制邻避设施的地方性共识,形成跨越社会阶层和社区的无组织的邻避抗争联盟,发起无组织的集体行动。不同阶层、社区、地域的抗议者的抗争可以形成抗争共振效应。无组织的抗争联盟难以协调统一的抗争方式、策略和行动纪律。抗议者跨越社区和社会阶层是城市大型邻避冲突与其他大多数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区别。     

抗争政治：权利文化在民主化中的生成路径

现代民主是以权利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因此民主化的实现离不开以尊重权利为根本内涵的权利文化。权利文化通过实现民主价值共识、促进政治制度化和宽容多元政治主体,推动着民主转型和民主的巩固。在民主国家的民主深化和维权国家的民族转型中权利文化的生成都依靠抗争政治的路径,但抗争政治的类型却不同。在前者中,权利文化生成依靠的是正式制度框架内的抗争政治。在此类抗争中,公众虽然反对部分的政治制度,但是对政治体系的整体合法性有高度认同。在后者中,文化生成依靠的则是在正式制度框架外的否定现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抗争。     

集体行动的多元逻辑:情绪、理性、身份与承认

根据现代西方的发展历程,民主政治的历史情境影响了集体行动的具体形式,文化心理、个体理性、权力结构和身份认同,均为建构集体行动逻辑的社会内涵提供了支点,多元的集体行动逻辑对应于多元的集体行动形态.集体行动的非理性逻辑、理性逻辑、身份逻辑和承认逻辑,各自凝练了集体行动的局部内容.现代民主的过程表现为选举政治、集团政治和抗议政治的复合体系,多元的集体行动逻辑均可在政治过程的中心或边缘领域发挥作用,其内在的结构性平衡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动态发展.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内卷化”倾向及其治理困局

从现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互动以及舆情抗争扩散演化来看,公民网络抗争动员日益呈现出"内卷化"倾向,网络抗争动员行动和网络舆情危机背后,政府在回应治理中不断趋向原有方式方法的路径依赖,陷入网络"闹大"和舆情"示范效应"的怪圈之中。公民网络抗争动员"内卷化"倾向引发治理性新难题,这种"内卷化"结构性矛盾的生成,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的结构化组合,即上层"压力型体制"下的刚性维稳与制度外的网络媒介权益抗争表达,中层"蜂窝状结构"下媒介管控体系的分化与公民网络抗争舆论场的建构生成,底层"媒介赋权"下的多边复杂利益关系博弈与抗争机会结构的创建。新时期建构推动网络"运动式治理"走向"协同式治理"成为必由路径选择。     

“区别对待的公民身份”与农民工的社会抗争

公民身份表达对社会资源的平等分配与获得,与社会群体的抗争紧密关联。西方的新社会运动是在普遍平等的公民身份制度中追求群体的差异与独特,而中国的社会抗争是在"区别对待的公民身份"制度中追求个体的普遍平等。"区别对待的公民身份"主要表现为阶级划分、单位制与户籍制等方面。在阶级斗争消退、单位制式微与户籍制深入改革时期,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以多种身份在乡村、城市、工厂等多重空间,因多元诉求而参与社会抗争,成为推进中国普遍平等公民身份制度的底层动力。中央政府主动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城镇一体化进程,有利于对冲这种动力,但仍需继续改革其他制度领域的"区别对待"形式。     

嵌入式吸纳：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消解方略

任何社会抗争产生的动因都很复杂,但是政府应对的方法是多元的。环境抗争作为一种典型社会抗争行动,常常引发地方政府改变原初政策,可称之为"非常规政策变迁",符合"一闹就灵"特点,按照影响程度又表现为一闹就停、一闹就迁、一闹就改、一闹就缓。针对环境抗争经常性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现状,本文提出"嵌入式吸纳"的消解方略。"嵌入式吸纳"坚持在嵌入基础上的吸纳、吸纳条件下的创新、嵌入与吸纳并重。"嵌入式吸纳"将环境抗争行动视为一种"连续统"危机治理过程,从政策过程的体制运行考量,在自上而下和由内而外双重维度建立互联互通的治理体系。同时将社区共治作为消解方略的实践基础,因势利导,预防、减缓和消解环境抗争所带来的体制性冲击,保持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平衡互动,实现政府体系与环保主义的和谐共生。未来需要从基层、地方和国家治理的三维空间出发,打造"社会治理红利说",推进和实现治理现代化。     

当前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整合研究：集体行动视角的分析

在中国，社会结构、国家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价值等转型引发诸多冲突性、抗争性的利益博弈型集体行动。将这类集体行动放到政党、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博弈中考察，可以发现此类集体行动的治理取决于居于领导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整合社会的功能。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开发整合社会的功能，特别是发挥党在价值、组织和制度等方面治理集体行动的能力，建构治理集体行动、整合社会的政党逻辑。     

环境多元主体共治的集体行动、网络结构及其模式演变 ——基于杭州与合肥都市圈的观察

在具有空间和领域外溢性的环境问题治理中,多元主体共治模式逐渐成为国家和地方打破环境污染治理困局的重要政策途径,因此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审视多元主体在环境共治中的行为本质,将主体间关系结构融入区域治理网络层面,从而识别并揭示区域环境共治中的多元主体集体行动逻辑与发展方向。在集体行动及其网络属性的理论探讨基础上,文章以杭州与合肥两个都市圈为案例,从共治主体的同质性与均衡性及网络结构的紧密性与依附性角度,对该区域环境共治网络的结构属性和演化形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杭州与合肥都市圈的环境治理模式分别实现了由单核凸显型和松散参与型向多元协同型的演变,以政府为核心主体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型治理模式成为未来环境共治的有效路径走向。     

消极改变政策决策: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分析

中国的邻避抗争实践挑战了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原因在于大部分见诸报端的邻避抗争事件成功地改变了政府决策,但最终却出现了政府邻避决策的回退现象。本文主要研究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分析邻避抗争为什么会改变地方政府的既有政策安排,地方政府采用了何种回应邻避事件的方式来进行政策决策的消极改变。据此,主要从事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解析邻避事件的抗争过程、结构及其机理;二是阐释邻避事件如何成功改变政府决策行为。前者运用的是框塑理论(framing),后者采用政府回应的四维框架。最后,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已经严重阻碍了作为国家治理中观平台和区域背景的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在地方治理过程中,亟需消解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重点在于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     

农村不良文化环境与农民犯罪

犯罪是由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引起的,包括客观环境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等,其中,文化环境因素往往直接影响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并渗透到人的心理、精神等内心世界,具有相对持久性和稳定性。由此可见,文化环境与犯罪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认真研究农村不良文化环境对农民违法犯罪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互联网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基于网络大数据的研究框架建构

互联网集体行动已经成为一种崭新的集体行动形式,给全球政治格局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目前互联网集体行动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困难重重,需要建立更为完善和成熟的互联网集体行动研究框架。互联网集体行动从微观到宏观的理想动员结构为"舆论动员(公共性形成)—公众参与—集体行动"。在互联网集体行动大数据采集方面,考虑到互联网集体行动的实践过程,可能的大数据来源是根据互联网集体行动的发展过程确定事件过程的关键时点,因此应采集关键时点截面的社交网络数据。在互联网集体行动结构变迁的测量方面,结合互联网集体行动事件的实践过程,主要关注社交网络结构、时序扩散网络的测量。     

“媒介化抗争”:一种非制度性维权的解释框架

“媒介化抗争”是抗争者通过制造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主动吸引传媒关注进而推动利益诉求获得解决的一种抗争方式,它与其他形式的抗争行动存在差别,是抗争者经过计算而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但其成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种非制度抗争方式具有正负双重效应,但从长远来看,弊大于利.破解非制度性维权的困境须将公民的权益诉求引向制度框架之内,并进行相应的结构性变革.     

农村环境保护中农民环境权利研究

农民环境权利意识淡薄是导致农民环保参与度不高的重要原因。农民的环境权利不但具有天然性而且具有法定性，强调农民环境权利的价值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农民对环境保护的参与。然而目前我国农民的环境权利状况是天然权利意识缺乏，法定权利规定不足。因此为更好地实现农民的环境权利，需要从心理、制度、社会三个层面着手，以期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

城市邻避抗争作为当前集体行动的典型形态,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其原初的决策,这是一种"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决策型回应"行为。从政策变迁过程来看,"决策型回应"的产生是抗议行为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经由政策网络的作用而推动政策的非常规变迁、实现政府运行的间断均衡。从邻避设施建设的过程及其影响来看,公共政策遵循技术官僚治理的路径,项目决策过度依赖技术专家的作用,使得政府决策陷入了技术共和国困境,最终成为俘获性公共政策,引发了邻避运动。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消解邻避抗争,需兼顾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积极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搭建开放有序的共识型公共决策体制。     

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的制度环境与治理之道

制度环境是农村留守家庭离散形成的外生变量,只有明确制度环境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农民的行动逻辑,从而更为理性地探寻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的制度根源。非均衡的制度环境不仅是城乡巨变的根源,更是农民离土离乡的动因。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与农村形成了巨大的鸿沟,社会化小农不得不遵从先在结构的安排走出土地、走向城市,但单向的城镇化使得农民难以实现举家迁移,农村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留守群体,大量农民家庭被迫离散。治理留守家庭离散要从制度入手,通过制度供给来改变"旧秩序"的不公平与落后,制度变迁方式由"帕累托改进"转向"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以"四化"同步战略为主线,推进举家迁移市民化与农村城镇化并重;政策制定更多地考虑家庭维度;增强公共政策的性别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终止留守家庭的非常态生存方式,让农民享受到体面、有尊严的劳动和幸福的生活。     

构建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政治心理环境

社会政治心理环境就是政治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特定社会的物质条件、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和制度、社会风俗习惯、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其派生物的总和，是影响政治人彳土会政治心理的客明基础。正向的社会政治心理环境产生积极社会政治心理，负向社会政治心理环境产生消极社会政治心理，都极大地影响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发展和特定区域的社会稳定。优化社会政治心理环境，就是改善社会政治心理产生、发展、依存和消亡的物质环境、政治制度环境、社会关系环境和思想文化环境，为积极社会政治心理产生和依存奠定物质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     

民族国家、抗争政治与民主化：蒂利理论的演进脉络

全面理解蒂利的理论,应该结合他一生关注的三大问题,即民族国家、抗争政治与民主化。蒂利认为,战争导致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欧洲各地强制和资本发育状况的差异造就了三种迥然有别的国家形成轨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蒂利在研究政治抗争时,均强调宏观背景的影响。此后,他提出了抗争政治理论。蒂利晚年将民主纳入到抗争政治的研究框架之中,提出民主是大众政治抗争的意外结晶。在思考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历程时,就暗含了他对民主起源的思考。在研究这三大问题的过程中,其关注视野又从重视宏观历史转向了强调微观机制。究其原因,这与美国社会科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紧密相关。     

国内农民环境维权研究：回顾与前瞻

农民环境维权问题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从环境公正、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文化三种视角对与国内农民环境维权有关的研究来看,目前国内的研究尚处在探索与起步阶段,开展农民环境维权研究应持多学科合作思路,开展更多的以理论为导向的实证研究和以农民“行动主义”为取向的研究,并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