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发展模式的逻辑建构: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新发展模式是一个有机的战略整体,注重全面协调和整体有序推进。其中经济模式是发展根本,政治模式是发展保证,文化模式是发展灵魂,社会模式是发展支撑,生态模式是发展基础,党建模式是发展关键,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总体发展目标。只有深刻认清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和实际,中国新发展模式才能找准依据、对准突破口、确立目标方向。中国新发展模式呈现出复合性、层次性、时序性、调适性和整体性特征,这要求我们按照"五位一体"的总布局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五个方面,按照"六个紧紧围绕"的改革发展思路,以创新体制机制和构建科学化制度体系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中国梦”的核心理论体系:一个“多维和发展”的分析框架

从把中国梦首先看作是中国人的梦的角度入手,研究探讨了构建中国梦核心理论体系需要从逻辑上回答的一系列重要而基础的问题,从而理清了构建中国梦核心理论体系的基本要素,并据此提出了分析核心理论体系的多维和发展框架。接着,依据该框架,从主体、领域、层次、时间、价值支撑、内容目标(包括内涵)、动力源泉、实现路径、相互关系等九个维度详细讨论了构成中国梦核心理论体系的基本要素。研究从学理的层次探讨了中国梦核心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梦,推动建立系统、深入和完备的中国梦核心理论体系做出了贡献,可供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参考。     

利益冲突:一个廉政问题的分析框架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把防止利益冲突写入党的文献。利益冲突是一个特定的廉政用语,与特定的公共职位、公共权力、公共责任和公共利益相联系。利益冲突实质上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性使用,其外在表现是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与其公职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利益冲突具有四个构成要素．即主体性要素是公职人员,功能性要素是私人利益,客体性要素是公共责任,过程性要素是客观判断。根据私人利益的获取方式不同,利益冲突存在三种类型,分别是交易型利益冲突、影响型利益冲突和“旋转”型利益冲突。防止利益冲突是当前国际廉政建设的前沿性内容。实践表明,利益冲突是产生腐败的重要根源．防止利益冲突是我国有效预防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的重要途径。     

社会协商:统一战线推进协商民主的新使命

中共十八大形成了政治协商与社会协商相结合的视野更加广阔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新思想。从政治协商到社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式和涵盖面的新拓展,推动着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完善。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把公民政治参与纳入秩序化轨道的桥梁和平台。人民政协的制度框架和工作机制在本质上与社会协商相适应。把这一制度框架运用到社会协商的更大范围中,推进社会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推进协商民主的新使命。     

科技创新的“新突破”:回到供需框架

科技创新是否能够取得新突破,既取决于科技创新主体即人的供给质量,又取决于科技创新客体即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强度。就当下而言,在供给侧通过提升教育质量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内驱力,在需求端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来促进居民消费需求扩大则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外拉力。因此在新时期实现科技创新的新突破,应立足于教育质量的提升和收入分配的改善,应通过深化制度改革来创造新的科技突破和创新绩效。此外,提升科技创新还应注重与这些路径相对应的配套制度的改革完善,应建立产学研合作的创新机制,全面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嵌入治理机制: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路子,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和机制,但总体上呈现出原子化、碎片化特征,不利于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为此,本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等,结合中国社会转型实际情况,尝试构建嵌入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此观照当前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实践,并期望为今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提供有效整合的理论指导。     

经济增长的收敛性: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以探讨如何缩小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理论支持为目的,梳理和评述了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文献,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相关增长理论中有关增长收敛性的结论和政策含义。新古典增长模型曾预测出,在具有相似结构特征的国家和地区间会产生增长的绝对收敛性。然而从最新的增长收敛性理论文献看,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预测出的收敛性,即不发达地区自发获得的“后发优势”,在理论上正接受广泛的讨论。本文试图提供一个分析增长收敛性的理论框架。     

立法协商:理论、实践及未来展望

立法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根据法律商谈理论,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论证性商谈是合法之法产生的民主路径。在我国,立法协商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立法过程中的重要体现,是民主立法的重要方式,也是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的重要渠道。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立法协商需要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加强党对立法协商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协商中的主导作用,提升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重要功能,并以立法形式对立法协商的主体、范围、形式、程序和职责等进行明确规定,使立法协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个新“热点”:新权威主义

近几年,尤其是1988年以来,在我国一些报刊上有人陆续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和主张:耍推进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实行“新权威主义”,或曰“强人政治”、“集权政治”、“精英政治”,政治民主化则应该缓行。诸如此类的见解,一时成了人们关注和议论的热门话题。现据笔者视线所及将此种理论的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社会组织”的作用阐释：一个宏观分析框架

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相联系的,既是社会全面转型的一部分,也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新时期,社会组织的有序、规范发展,构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生态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不可或缺的“推手”和“力量”。因此,将社会组织纳入社会全面发展的视野,探究社会组织的功能与作用,有助于恰当地将其导入并整合到制度框架中,重构“五个建设”的组织体系。     

关于立法协商的实践探索

立法协商是立法过程中广纳建言的一种民主形式,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从地方立法协商实践看,存在立法协商主体作用发挥不到位、立法信息公开程度低和协商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构建立法协商制度应重点构建立法信息公开机制、立法协商辩论机制、立法协商反馈机制。     

税收正当性:一个理论命题与分析框架

税收关乎国家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的二元对立,是宪政的基石性范畴;宪政税收语境下,在纳税人权利保障、政府征税权规范以及宪政秩序的迫切需求下,产生对税收道义、伦理的追问——税收正当性.税收正当性包括公共利益(民主)正当性、科学正当性、法律正当性,分别代表公共利益(民主)、科学、法律三个价值维度.在实体性制度构建上,与三个价值相对应,包括公共利益、经济上可税性与比例原则、税收法定主义;在程序性制度构建上,借助于正当程序的交涉性和反思性机制,通过税收正当程序中的大众、专家及政府的三方参与机制,将三个价值因素及相应的制度实体有机结合,实现税收正当性.     

建立军队科技人才工资体制:一个分析框架

我军高素质才短缺同军队科技人才工资体制的缺陷有关.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缺乏对军队科技人才工资的制度安排,工资机制方面的责权利关系不对称,工资体例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科技人员的职业特点,工资的人才评价机制和配套性制度相对缺乏.改革工资体制的思路是通过模拟市场功能,建立有计划的军队科技人才工资机制建立军队科技人才属性工资制度;总量控制、结构优化,重视效率工资;制订配套措施,保证军队科技人才工资制度产生好的系统效果.     

统一战线制度及其效能: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各项国家制度之间,经过统一战线过程而形成综合的制度,即统一战线制度。统一战线制度效能是主体与本体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实践中或通过实践而实现的外化。实现统一战线制度的效能取决于统一战线主体实践、统一战线制度的执行以及协商机制的合逻辑的运行。     

治理土地财政:一个公共经济分析框架

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在特殊转型时期受财政分权、地方竞争等多重因素影响而实施的维护自身利益格局的理性选择行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产生多方面深远影响。本文在运用公共经济理论阐释土地财政成因的基础上,提出治理土地财政的公共经济框架:优化公共财政体制,促进政府间事权财力再平衡;壮大地方公共收入体系;推进公共预算改革;建设公共经济治理型政府等。唯有如此,中国才能真正走出土地财政泥淖,实现包容性发展。     

中国政策创新扩散: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建构一个我国政策创新扩散基本分析框架,势在必行。该框架由层层深入的三部分构成: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的机制和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的源动力。影响因素包括动机因素、资源/障碍因素、其他政策、外部因素和政策创新属性五类具体因素;机制包括强制、诱致、学习、竞争、模仿和社会化六种具体机制;源动力在于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追求采纳新政策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其中,政策创新扩散机制是影响因素和政策采纳的中介步骤,并且,其也通过影响采纳决策的相关参数进而影响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期望效用,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分析框架。该框架有利于弥补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理论缺漏,也可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供指导。     

党群协商法治化:党群关系发展的一个向度

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涉及国家、政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何有效改善党群关系,具有多维视角。党群协商以协商民主为视角切入研究党群关系,强调在平等、理性、共识的基础上构建新型党群关系。当前.党群协商的实践成效显著,但依然存在主体不平等、协商不规范、结果难落实等方面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现象,必须推进党群协商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即协商法治化。法治是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只有严格遵循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从理念层面、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规范协商主体、明确协商内容、完善协商形式、监督协商过程、落实协商结果.才能使党群协商符合理性、改变偏好、达成共识.做到既符合协商理念.又经得起实践检验,改善党群关系现状。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比较:一个分析框架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的实现是关键。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出三种主流的社区治理模式,即:行政导向合作网络和自治导向模式。详尽比较三者之间的特征、问题解决路径及效应差异,建构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模式比较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我国社区治理情况纷繁复杂,行政导向模式并非一无是处,自治导向模式也并非具有普适性,在当前国家自主性依然很强,社会主体性不足的转轨时期,合作网络模式是适合国情的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流动人口居住空间获得的类型学:一个分析框架

与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场域与这两个得到相对较多关注的议题相比,流动人口居住空间之获得和建构这一主题具有新意.我们可用“空间情境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将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获得并建构稳定居住空间的社会过程,分解为七个亚类的空间获得模式,它们分别是主流模式的族群聚居区(ethnic enclaves)、作为转型地带的城中村(urban village as transitional zone)和居住空间的边缘化(the marginalization of residential space),以及辅助模式中的宿舍劳动体制(dormitory labor regime)、住家服务模式(domestic helper)、居住正常化模式(the normalization of residential space)和无家可归现象(homelessness).对此进行理论阐释,可勾勒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居住空间获得的多个社会过程/社会机制.这七个亚类所涉及的社会变迁因素(结构性条件所带来的机会和约制)和社会能动因素(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自主性/自发性/批判性)的结合,塑造了流动人口建构稳定居住空间的社会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