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限防卫权

无限防卫权是刑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利。但如何正确理解和行使这项权利,争论颇大。本文就争论较大的三个问题:无限防卫权的设置、刑法第20条第3款中有关用语的理解和无限防卫权的构成条件进行了分析。     

我国刑法中无限防卫权的根基与诠释

当今学术界对无限防卫权的概念与特征存在不同认识,有人甚至建议取消这项新规定,这种争议其实都源于对无限防卫权的权利本位的认识模糊。刑法规定无限防卫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包容关系,无限防卫权除具有正当防卫权应有的基本特点外,还应该有自身所独有的特点。对无限防卫权的权利根基进行探究,并对其在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含义进行诠释,对正确理解无限防卫权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法上的无限防卫权制度及相关法理分析

本文从无限防卫权的概念结构入手 ,阐述了无限防卫权的立法史 ,对无限防卫权进行了法理分析 ,指出其在制度内涵上存在三大悖论。因此本文认为 ,我国暂无设立无限防卫权的必要。最后 ,我们针对该制度提出几点修改意见。     

无限防卫权刍议——兼议新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的修改

一、防卫权的历史考察作为成文法规定的正当防卫,早在古代法典中就有了明文记载.如,汉穆拉比法典(约公元前1792年——1750年)第21条规定:“自由民侵犯他人之居者,应在此侵犯处处死并掩埋之.”雅典法规定,妻子与人通奸,丈夫有权当场杀死奸夫.古罗马十二铜表法(公元前451年——公元前450年)第8表第12条规定:“如果夜间行窃,被杀,则杀死应认为是合法的.”这一规定实际已体现出无限防卫的思想,即哪怕是为保护微小的法益,也可实施不受强度限制的防卫行为.在中国,关于正当防卫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尚书·舜     

无限防卫权及刑法第20条的理性思索——兼与张成敏教授商榷

无限防卫权是刑法学上颇具争议的问题,文章分析了无限防卫权存在的诸多缺陷以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同时对张教授的二难悖论作出回应。认为取消无限防卫权、完善正当防卫制度是我国刑法规范所应选择的立法模式。     

我国刑法未设立无限防卫权——对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定性

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刑法学界人士较多认为是规定了“无限防卫权”。本文通过对无限防卫权的概念及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考证之后,认为新刑法没有规定无限防卫权,而是与第一款有区别的特殊防卫权。     

也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在当前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中都不存在严格责任，而且将来也不应采用严格责任。罪过责任始终是我国刑事责任的原则，严格责任与我国刑法的性质格格不入，应予否定。     

也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在当前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中都不存在严格责任,而且将来也不应采用严格责任。罪过责任始终是我国刑事责任的原则,严格责任与我国刑法的性质格格不入,应予否定。     

论刑法中的“包庇”

对刑法中"包庇"的整体性研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包庇"的主体、"包庇"的对象和"包庇"的行为。"包庇"的主体,从解释论的角度看,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以包括被包庇者本人,从立法论的角度看,应当包括"单位"。"包庇"的对象,各个犯罪的要求有所不同,既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犯罪的人",也可能是特定的违法犯罪分子。"包庇"的行为,在具体罪名中的表现形式存在差异,但都是以作为的方式帮助违法犯罪人逃避刑事处罚,既不同于"纵容",也有别于"知情不报"。     

刑法中的“暴力”论析

刑法中的暴力是特定犯罪客观构成要件的组成部分,有其时空条件;暴力对象可以是人,也包括物在内;暴力是种有形的、能引致物理性结果的强制力;成为刑法中的暴力还须有其程度即上、下限要求.     

再论“直译”与“意译”─—对奈达和纽马克翻译理论的一点商榷

直译和意译是古今中外翻译界长期争论而至今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过去的翻译家普遍认为语言和思想（意义）是统一体，语言是形式而思想是内容，但是，在翻译中要求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都一致是不可能的，因而产生了形式与内容的矛盾问题，也就是直译与意译的矛盾问题。现代的科学发展证明语言与思想并不是统一体，两者并不构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思想的一种符号系统。翻译就是以两种不同的语言符号表达同一的思想。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直接进行对等的转换是不可能的。任何翻译都必须经过（１）语言符号还原为思想（理解），（２）思想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符号（表达）这两个步骤。这样，就比较容易地解决翻译中长期存在的形式与内容的矛盾问题；直译与意译的矛盾问题。     

也论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对“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论的质疑

我国要从传统的依靠政策治理国家转变到依靠法律治理国家,因而如何处理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则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形成了"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的权威观点,对此笔者持质疑态度,本文通过对刑事政策本体内涵的探究展开了对此观点的追问,认为此观点是缺失法理依据的,而且有可能损及刑法及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和尊严.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相隐”原则

"同居相为隐"是古代刑法原则,有其自身的历史沿革过程与传统文化基础.其中,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与宗法制度是相共生的.因此,"同居相为隐"这一古代刑法原则的形成与确立有其历史必然性.通过中国古代法与现代法的根本精神的比照可以明了"同居相为隐"原则的内涵.对该原则的历史责难介入了"伦理与法律的冲突"这样一个传统的命题,最终的意旨在于通过考察传统亲伦精神,能够对我们现代的立法精神、价值趋向有所启发.     

论刑法中的“主观的超过要素”

“主观的超过要素”是与内心的超过要素、主观违法要素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一个概念,其涉及对违法性本质的理解与把握。但是,只有承认修正的客观违法论时“主观的超过要素”理论才有存在的价值。     

人的塑造论─—三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

人的塑造论─—三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韩庆祥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哲学思考，首要的应抓住什么问题？当然问题很多，但我们认为其中最重要而迫切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人的塑造问题。我们以“人的塑造”为中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哲学思考，完全是由中...     

防卫与控制技术训练中的“恐惧”心理探析

“恐惧”心理是防卫与控制技术训练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有着极大负面作用的不良心理。笔者就其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对策与建议进行粗浅评析,以期对症下药,使防卫与控制技术训练效益最大化。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论我国刑法中的“次”

本文在简要概括了我国刑法中“次”的意义后,对“次”的概念界定和价值限定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次”是指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侵害行为侵害能力范围内针对所有对象的单个侵害行为。“次”作为一个计量单位,在不同的场合还需进行价值限定。“多次”作为构罪标准时,以该行为达到应当受行政处罚的危害程度对“次”进行价值限定;“多次”作为加重情节时,以该行为应当受刑罚处罚对“次”进行价值限定。     

论“三权”管理与治保会工作

规范治保会组织建设,提高治保会工作水平,对于巩固基层政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建立科学有效的治保主任考核管理机制,是激活治保主任工作积极性的内在动力。将“三权”管理融入治保会工作中,是新时期加强治保会工作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     

论大陆刑法中的陷害教唆与英美刑法中的警察圈套

本来,陷害教唆是大陆刑法共同犯罪理论中的教唆犯问题,而警察圈套则是英美刑法辩护规则中合法辩护理由问题。二者是分属于不同法系、不同理论体系中的两个问题.但由于这两个问题涉及的情形有其相似或相同之处,只是着重点有所不同,故本文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加以研讨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