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转变从政府干预转向公共管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政府的管理对象、体制环境与法治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环境的变化要求我国政府职能发生相应变化.我国政府应从当前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转向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管理,面向各种经济成分提供公平的、无差别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为此,我国要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转变政府管理观念、管理方式与管理制度,完善公共管理的制度与法规,实现从政府干预向公共管理的转变.     

优化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成本的制度研究

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人们的"成本"意识日益强化,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的成本也愈加引起人们的关注.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改革中不得不引起重视的问题.内生障碍、政府规模不合理及其制度缺失等因素已成为高行政成本的主因.引入公共文化服务的市场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投资融资体制和增设财政预算制度成为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成本优化的主要制度保证.     

建立公共行政体制新动作

政府、各类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力量和私人部门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近年来,新一届政府高度重视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公共管理创新,把建立健全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作为当前改革的一个重点。在我国,公共管理是指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的一套体制、机制和做法。民主、法治、高效的公共管理体系,是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经济     

政府行政改革需要建立集中领导和推进机制

进一步推进行政改革的重要性政府担负着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重要职能,一个地方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绩效实际上就是该地区政府的绩效。适应和引领经济、社会的进步,不断改革和完善各级政府的职能、机构以及行政方式、方法,是提高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绩效的前提。不仅如此,从广义来说,行政是政治的组成部分,行政绩效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政治体制的绩效和人民政权的稳固。当前我国政治体制面临的种种压力和挑战,有很大部分来自政府行政改革的滞后。推进政府行政改革,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充分展现我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潜力,维护和发展社会、政治稳定。     

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要有新举措

构建我国和谐社会,必然要求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其主旨应是加强政府的管理职能和公共职能。剖析行政体制存在的障碍,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政府流再造:社区公共管理改革的路选择——以W市J区为分析对象

社区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当前的社区公共管理体制是我国传统行政体制在微观领域的延续,具有相应的两大特点与四大问题.流程再造是社区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径,社区公共管理流程再造的目标是:行政管理与自治管理分开;政府"掌舵"与民间"划桨"分开;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有机结合.社区流程再造应遵循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简化流程、提高效能,整合人员、组建团队,构建平台、共享信息四个原则.     

越南行政改革及其启示

越共“六大”以来,为革除政府系统内长期存在的积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南在行政体制、政府机构和行政干部队伍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改革,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及中国现阶段的选择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行政改革浪潮而兴起的政府改革理论。它为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野,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也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的缺陷。本文从反思的角度,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状况,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行政改革目前更为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负责任的、可被预测的韦伯式的官僚制政府。     

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权力制约

30年来我国政府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目标确定、路径选择、改革方法等方面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从政治和行政两个层面,我国逐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行政体制.政治上的民主和行政上的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的两个基本路径,改革目标是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手段制约公共权力,建立一个服务型政府.它给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和进一步深化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我国行政改革之路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向是践行“新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是适应知识经济、信息时代而进行政府改革和行政创新的必然产物。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出现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治理变革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运作方式和过程等方面对行政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创新。它对西方行政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西方行政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来探析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之路。     

西方“整体政府”改革：理论、实践及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国进行了以"整体政府"为内容的第二轮政府改革运动。在理论上,西方"整体政府"改革既是对新公共管理反思与批判的结果,又是一定意识形态作用的产物,还与各种协作理论密切相关;"整体政府"已成为当代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新趋向,并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新型政府改革模式,即"整体政府"模式。该模式具有深刻的内涵、鲜明的特征和独特的治理结构。在实践上,"整体政府"改革具有丰富的内容,既有改革模式上的共性,又有具体操作中的国别特色,并形成了一种最佳实践模式。这一最佳实践模式具有独特的文化与哲学、新的工作方式、新的责任和激励机制,以及制定政策、设计方案和提供服务的新方式。西方"整体政府"改革对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路具有三点启示:一是建立"内联"治理结构;二是发展"外协"合作关系;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和谐行政文化。     

改革过程中的行政权力畸变及其校正

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权力。行政改革的目的是要校正行政权力对公共利益的偏离。但是央我国的行政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行政行为不规范的问题;提出了行政权力减少数人所窃取并服务于少数人利益的问题,出现了地方极限截留来自上面的分权,并运用这些权力搞地方保护主义和以权谋私,从而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２,行政权力之所以背离了公共利益,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旧的利益关系、权力格避的影响和新折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及其重点

当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政务公开、政府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公正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改革、公车制度改革、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反腐倡廉等十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推及未来“,十三五”期间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将重点围绕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推进事业单位制度改革,加快和加大力度建设“四个政府”,推进政府廉洁履职和反腐败斗争,坚决处理为官不为、克服庸政懒政怠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加快各项行政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等十个任务展开。     

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双重向度

公共行政道德化问题是当代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行政改革和构建新型公共行政模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公共行政的道德化包括两个向度:其一是公共行政的制度和体制的道德化,即在制度安排中有着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着道德实现的保障机制,同时,已经确立的制度又是有利于道德因素的生成和成长,能够对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的提高有着鼓励的作用;其二是行政人员的道德化,要求行政人员以道德主体的面目出现,在他的行政行为中从道德的原则出发,贯穿着道德精神,时时处处坚持道德的价值取向,公正地处理行政人员与政府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和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没有制度的道德化,行政人员个体的道德是不稳定的;但是,如果没有行政人员的道德化,那么制度的道德就会成为空洞的教条.     

论新世纪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

进入新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公共行政体制下的政府是公共型政府、公正型政府、民主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分权型政府、透明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效能型政府和责任制政府。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必须切实解决传统行政体制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实现政府体制转型。     

部门利益冲突的解析与防治

当前“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现象，以部门利益冲突加大了政府机构运行的经济成本，同时加大了我国的社会和政治风险，公权力和经济利益挂钩与政府职能划分不清及其行政监督不力是其重要原因。只有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和加快大部制改革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事相分离，开才能切断利益与权力的关系，只有加强公共行政立法和行政监督来消除本门利益冲突，才能防止政府的公共权力被具有私利的主体所分解，所以，“发展和谐服务型政府”，为社会公正提供有效保障，是以实现政府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的必由之路。     

新世纪政府管理改革的新课题

新世纪的到来给各国政府管理改革带来了新的课题。新世纪是信息通讯技术高度发达,公民参与政府管理及政策制定的机会和期望不断增强的朝代;新世纪将是政府机构改革和组织变革需要不断按照企业精神和再造模式广泛推进的时代;新世纪将是政府官员需要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革心洗面,脱胎换骨,从而要求行政教育培训目标和模式进行相庆变革的时代。这些新的课题正日益引起各国政府和专家学的关注和兴趣,如何积极主动地迎接新世纪     

An application of innovation theory to the strategy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scious pursuit of public goals is the essence of public policymaking. Policy process involves among other things activating and mobilizing various administrative elements such as authority, structure, resources, procedures, and relations. Rationality requires that these elements become continuously restructured, revamped, and realigned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goal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The effort to gear administrative elements to the achievement of deliberate policy goals is administrative reform. This is a continuous and prevasive process.Now the crux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 is innovation, that is, injection of new ideas and new people in new combinations of tasks and relationships into the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process. This is, however, not an automatic process. It requires strategy in order to facilitate its adoption and diffusion throughout the public organization.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relevance of innovation theory to administ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particular and then to devise a heuristic matrix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 strategy that brings to the fore innovational leadership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我国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机关事务管理变革工作经历了初步探索、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三个时期。我国机关事务管理经不断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仍面临管理职能分散化、部门利益分割化等碎片化困境,因此我们应树立机关事务整体性治理理念,构建跨部门协同的集中统一治理体系。调研湖北省、山西省、江西省等地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实践发现,集中统一管理具有优势也面临诸多挑战。未来机关事务管理应增强保障与服务职能,打造服务型组织;提高管理与运营能力,打造高效型组织;健全监督与问责机制,打造责任型组织。     

Managerial Responsibility

The concept of managerial responsibility is a shining thread in the literatur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ut its definition within our constitutional scheme remains elusive. How will we know responsible public management when we see it? We propose one answer: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what we term a “precept of managerial responsibility,” which involves four interrelated elements derived from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udgment, accountability, balance, and rationality. We apply this precept to one of the most vexing problem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stitutional reform litigation. This application illustrates how the precept solves a major theoretical problem of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by defining a role for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that fully comports with the Madisonian scheme of separated institutions—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judicial—sharing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