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危机:治理兴起的原因分析

政府合法性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是任何新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所在。治理可以视为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中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双向互动的管理过程。政府的合法性危机,是治理理论及其实践兴起的直接原因。     

政府合法性视角下的顶层设计与国家治理

在政治领域,对于任何国家或政治组织来讲,其所提出的一切理论、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维持其合法性而展开,国家治理、顶层设计也不例外。本文认为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今天,面对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新挑战,有必要分析任何重大政策对于政府合法性所造成的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划分来讲,顶层设计侧重于在理论上构建改革的总体规划,国家治理侧重于在改革实践中解决各项问题。在人民群众越来越注重现实利益的社会条件下,从政府合法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顶层设计和国家治理活动共同构成了当前政府合法性的实践基础。     

当代西方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践发展及其启示

当代西方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兴起与西方地方自治传统、地方分权改革和公民治理模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近年来,西方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践路径在宏观上体现为地方治理结构的调整,在中观上体现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发展,在微观的操作和实施上体现为公民参与形式的灵活多样。借鉴西方的实践,推动我国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取得新的发展,同样可以从治理结构的调整、参与的制度化和形式多样化着手进行改进。     

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组织机制重构——基于CGRs理论的分析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路径。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棘手问题"属性、碎片化管理现状和协同失灵现象成为影响改革绩效的主要表现。在协同治理机制(CGRs)理论框架下,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可以从协同驱动、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等三个维度进行构建,通过运用该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进行分析发现:通过领导力、不确定性和相互依存等驱动要素充分调动和激活各级党委、人大、财政、审计等各方面力量,建构有原则地参与、共享动机和联合行动能力等协同过程,形成交互协同并相互制约的预算绩效协同治理体系与机制,可以有效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程。     

特大城市的群租治理模式转型：从运动式治理走向包容性治理

尽管群租的"治乱循环"已成为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但已有研究对此仍缺乏充分的学术建构。依据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可以将群租的"病因"诊断为特大城市中的居住贫困。通过对群租治理京沪叙事的逻辑提炼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特大城市的群租治理是一种典型的地方运动式治理,它悬浮在国家运动式治理与基层运动式治理之间,治理意蕴的弱政治化和治理机制的半常规化致使其面临合法性与有效性双重危机,不但难以消除居住贫困,反而造成了居住贫困再生产。相比之下,包容性治理强调将"包容性"嵌入群租治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中,将群租治理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美好生活和赋权增能的政治使命,在特大城市设立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的独立办事机构作为群租的"元治理"单位,构建利益表达机制和府际合作机制,不仅可以增强体制特征合法性,还能够通过创造有效性来累积体制作为合法性,是更为适宜的群租治理模式。     

中国乡村治理四十年变迁与经验

回顾四十年来中国乡村治理实践的演进历程,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乡村治理自我探索时期、乡村治理制度化建设时期、乡村治理组织化建设时期、农民主体能力建设时期以及新时代乡村治理国家整合时期。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乡村治理四十年变迁蕴含着鲜明的中国经验:(1)中国政治体制优势下的国家高位推动;(2)改革进程中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群众首创精神;(3)遵循试点到整体的渐进性改革路线,构建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角平衡格局。中国乡村治理四十年实践所蕴含的宝贵经验对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改革创新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     

行政审批局模式的适用性探讨

行政审批局作为近年来行政审批服务领域政府创新的重要举措,备受关注,在一些地方风靡起来,同时也饱受争议。作为地方的大部制改革试点,行政审批局模式体现了整体性治理的一些特性。而整体性治理不仅是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变革,还需要建立在协调机制、整合机制和信任机制等一整套运行机制之上。行政审批局模式目前还只是一些地方市、县的积极探索,没有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上级相应机构与之进行对接业务,因而并非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标准范本,地方政府不能脱离本地区经济社会状况而盲目跟风,必须因地制宜。对于已经采用行政审批局模式的一些地方,可以结合整体性治理的基本理念进一步改革完善。此外,行政审批局模式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机构衔接整合、信息平台建设和信息资源共享等一系列配套改革。     

风险社会、治理有效性与整体治理观

制度既是对风险的系统性回应,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从风险社会的角度来看,现代制度面临着普遍性治理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治理问题的凸显,在知识界和实践界中出现了从关注制度现代性到重视治理有效性的转向,治理结果有效性优先于制度形式的合法性。而提高治理的有效性,应该树立整体治理观,并重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改革。     

治理结构多元化：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通过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些典型个案进行分析,发现其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强调国家统一管理而导致的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当代中国的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是历史遗传和传统体制的产物,与转轨时期纵向政府间关系中存在的压力型体制也有着内在的关联。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从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地方治理结构多元化与国家的统一管理并不矛盾。因此,在已有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基础上,实现地方治理结构多元化应该成为继续推进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市民提案:日本合作治理的新动向

大力推进作为社会治理基本形态之一的合作治理,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我们有必要在不断总结改革实践经验的同时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循此目的,本文聚焦于邻国日本近年来兴起于城市内部的合作治理新型实践——市民提案,着重分析其创设背景、制度概要、民主合法性以及典型实践等内容并提出对我国的若干启示,以供国内相关研究和实务参考。     

中国县域治理改革的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

国家治理的根基在县域。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县域治理改革在经济、行政、社会和政治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基层探索,既有丰富的地方实践,又贯穿着内在的理论逻辑。整体来看,中国县域治理改革的基本特点是从区域突破转向全国联动,从经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从管理改革到治理改革,从纵向放权改革到横向分权改革。未来中国县域治理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推进路径应把握并遵循县域治理的特点和规律,树立县域治理的政治地理空间思维,区分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分类设置治理机构,联动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县域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创新的趋向

<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纷纷引入参与式治理。在实践中,以民主的分权、商议民主、赋权于民和自治为基本内涵的参与式治理主要体现在参与式规划、参与式预算和参与式监督,其有效运转有赖于公民社会要件和政治经济要件。实践证明,参与式治理既提高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又改善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正面临着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以兼容的冲突。学习并借鉴既有的参与     

地方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研究

公信力是政府职能履行有效性和政府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保障。从公众感知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文献分析与量化研究方法,探讨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这有助于推动政府公信力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排序依次为治理效果的良善性、治理主体的参与程度、行政过程的科学性和服务质量的优质性。基于此,通过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打造协商沟通平台、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精准服务能力以及重视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增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协同治理:“悬浮”化乡镇基层政权“软着陆”的实现理路

乡镇基层政权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良性互动的逻辑基点。我国税费制度改革后,基层政权"悬浮"问题凸显,表现为"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下的权责倒挂、基层自治空间被"瘦身"下的治理合法性内卷化、治理资源配置"失调"下乡镇可持续治理动力不足等。协同治理对于推进"悬浮"化乡镇基层政权"着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应通过厘清乡镇政权运作逻辑、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等协同治理实践来实现"悬浮"化基层政权的"软着陆"。     

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

政策转化是衔接实践探索与制度建设的桥梁与纽带。地方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策转化对创新行动的牵引、固化和扩展功能。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看,只有把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总结好,通过政策产出的形式转化好,才能在区域和全国层面形成良好的积聚和带动效应,最终为推进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当前,与实践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举措大量涌现相比,社会治理领域的政策跟进和转化能力不足,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改革的社会成效,也制约了制度供给的效能。基于对当前地方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之主体结构、关系网络、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的考察,要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能力,必须充分吸纳政策转化的主体力量,持续优化政策创新的行动结构,不断激发政策创新的深层动力,积极完善政策创新的配套保障,努力构建科学的政策学习机制,注重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地区横向整合,进而科学地把握政策转化时机,不断提升政策产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分析及消解思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克服困境,提升治理能力的过程。合法性危机、中等收入陷阱与社会转型陷阱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出现的三个主要困境。以信仰体系为价值定位,从公信力与政治诉求、分配制度与发展模式及利益与社会失序等方面的内在联系中找出现代化困境的成因,以合法性、经济体制与分配制度改革、社会治理改革为基点,为消解现代化困境提供思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网络世界的合作治理:服务型政府的选择——以南京市的调查为例

网络世界随着中国民主治理改革的深入发展,利益结构不断分化,公民意识觉醒,民主程度日益加深,加强网络世界合作治理和网络公共服务职能将成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课题。为此我国各地展开了网络世界服务型政府治理的实践探索。本文以南京市服务型政府治理的实证调查为研究个案,对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治理之实践现状进行考察。通过研究分析,发现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治理实践与居民的社区志愿参与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应根据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应有的治理特征和价值取向,针对我国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治理实践存在的问题,培育居民对地方服务型政府的信任感和亲切感,不断促进网络世界居民社区志愿参与和志愿精神的孕育与成长。     

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变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比较研究

经验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权威危机和管理性危机对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危机情势,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权力结构、制度与技术安排上进行了多项治理创新,通过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地方治理变迁,地方治理正趋于取代地方管理。但是,这种可选择性替代路径仍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最终起作用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创新符合整体性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将有力地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地方性与合法性——一个关于“治理”的文本分析框架

公共性、地方性和合法性可作为当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微观"立体"分析框架。公共性从横向层面体现为代表性与回应性,地方性从纵向层面体现为参与和多中心治理,合法性从垂直层面体现为治理绩效、价值认同和公民一致服从。以公共性为轴心,将公共治理的地方性与合法性有机整合起来采取行动,是政府明智的政治策略选择。     

中西政党政治比较视阈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

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也是现代政党政治学的前置问题与基础命题。廓清中西语境下合法性的概念阐述及合法性标准的评判差异是论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理论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源自其生成逻辑、理论体系、执政理念、政治实践四重维度上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具有合律性、合理性、合价值性、合实践性、合历史性、合民意性等内在特质。面对来自西方政党政治逻辑、意识形态的外部挑战和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国家治理效能亟须提升的内部挑战,需要在执政合法性话语体系的自我建构、历史叙述模式的创新发展、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多元重塑、执政效能提升与党的自我建设、推进法理型合法性建设等方面实现党执政合法性的巩固与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