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保障制度

从本质上说,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保障制度属于民事诉讼法领域。诚实信用原则以及社会实践需要确立、完善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保障制度,而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保障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有助于诉讼公正、效益价值的实现、证人制度的完善。为了实现公正、提高效益、遏制伪证,我国应确立证人宣誓制度,引入和改造交叉询问制度,完善证人伪证处罚制度。     

共同被告人诉讼权利新辨

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的总称。共同犯罪诉讼程序由于被追诉人的复数性和诉讼客体的牵连性以及诉讼行为的关联性等特点,各共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共同被告人享有与共犯证人对质的权利、请求分离诉讼的权利、接受法律援助的权利和请求其他辩方开示证据的权利。为此,刑事诉讼立法应当对这些权利作出明确完备的规定。     

论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证人出庭作证一直是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规定所要求的 ,它对于诉讼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增强诉讼活动的透明度、保障诉讼司法公正有着巨大的意义。但现实社会中 ,证人没有出庭作证的情况时有发生 ,严重困扰着诉讼活动的顺利和公正。我认为导致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原因有很多 ,除有执法工作人员的法律水平和证人的观念原因外 ,其根源是法律制度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不健全、不完善。     

法定回避,不应打折

如果在诉讼程序上违反法律规定,未能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即使你的实体处理结果是公正的,被告人仍然会认为是不公正的,对法律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所以,法定该回避的,必须回避。     

关于证人拒证问题的思考

证人证言对于查明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对于分清民产案件中当事人的是非，责任和过错都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证人普遍存在不愿，不敢，不想作证的现象。这一现象有存在，影响着人民法院的诉讼活动，给审判工作造成不良后果。为此，笔者结合审判工作，就证人拒证问题谈谈看法。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保障机制

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情况向法院所作的陈述。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种证据类型之一,在诉讼证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现代各国刑事诉讼的通例,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相关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在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质诘问权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及启示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对质诘问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被告人的防御权以实现公正审判,其基本内涵为刑事被告人在程序中应享有面对面地、全方位地挑战及质问不利证人的适当机会。如果符合义务规则、归责规则、防御规则和补强规则的例外,证人在审判外的证言也可不经法庭质问而被作为裁判的事实依据。欧洲人权法院的观点对我国进一步完善符合国际公约的质问规则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被告人亲属证人作证特免权研究

亲属证人作证特免权是指被告人的亲属证人依据法律规定,有权拒绝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目前大多数国家均对证人的该项权利做出了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中均没有亲属证人作证特免权的相关规定。应汲取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亲亲相隐制"精髓,借鉴国外立法实践,构建我国的亲属特免权制度。     

论共同犯罪中的辩诉交易公共利益和被告人公平审判权--从美国诉辛格尔顿一案看辩诉交易理论的新发展

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诉讼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诉讼制度 ,其存在的价值取向在于更好地节约诉讼成本和控制由对抗式的诉讼程序所带来的诉讼风险 ,曾被认为是程序公平的重要体现。在近年来欧洲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在进行刑事诉讼体制改革和制度移植过程中 ,都把辩诉交易制度作为其移植的重要内容 ,且这一制度也引起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的注目。 1998年美国诉辛格尔顿一案的发生 ,在美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对检察官在共同犯罪中与刑事被告人之间的辩诉交易 ,获取刑事被告人的证言(即污点证人 ,taintedwitness)的行为 ,从国家作为一个主权者的权力、政府公共利益、被告人的公平审判权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辩诉交易理论在新的视角下获得了新的发展。     

认罪认罚被追诉人上诉问题研究

应然层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程序设计围绕效率价值展开,被告人认罪认罚后上诉浪费司法资源,因而应当被否定;实然层面,认罪认罚从宽相关配套机制不完善,公正价值难以全面保障,允许上诉是被告人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认罪认罚制度公正与效率价值对立平衡点在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检察机关一般应当以量刑根据发生客观变化导致量刑畸轻为由启动抗诉程序.其重点在于由上一级检察机关审查原审认罪认罚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情况,权利保障到位的,应当提起抗诉以保障诉讼效率;反之则以抗诉错误为由撤回抗诉,待未来公正价值得以充分保障后,采裁量型上诉模式,防范滥诉以保障诉讼效率.     

对质制度的双重解读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从诉讼法的角度考察对质,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作为司法机构查明事实的手段与方法。从被告人的角度来说,可称之为"忍受对质的义务";另一种情况是被告人面对指控者或不利证人进行质问的权利,又称为对质权。经过历史的沉淀,被告人对质权作为基本人权已被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广泛接受与认可。欲构建中国对质制度,须赋予被告人对质权,并就2012年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的有关规定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清理,同时完善相关的程序保障措施。     

认罪认罚从宽的价值体认与制度构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以诉讼效益和诉讼公正为价值基础的集合性制度,以效益和公正二元价值体系为研究进路,该制度可以适用于侦查阶段;在其适用过程中,应赋予检察机关程序终结权、保障被害人的程序权利并合理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其所适用的案件犯罪证明标准不应降低。在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应着力建立认罪认罚案件全程分流机制、被告人自愿认罪保障机制和规范化量刑机制。     

论交叉询问方式

发源于英美当事人主义下的交叉询问制度,力图通过对证人的轮流询问,从而达到发现事实真相的目的。完善我国的交叉询问面临的是如何继续扩大被告人庭审中的权利,同时又对新引进的制度和原有诉讼模式进行整合的问题。     

论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的确立

传闻证据规则是一项旨在保证证人出庭、有利于法官做出正确裁判和实现程序公正、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为促进我国诉讼证据制度及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闻证据规则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我们应当着眼于诉讼制度的整体,完善各个相关的配套制度,从而循序渐进地实现该规则与我国现存诉讼制度的结合。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刍议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助于控诉犯罪 ,提高诉讼效率 ;有助于侦查机关队伍建设 ,有助于控辩双方平等对抗 ,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但要对侦查人员的证人资格进行认定 ,规定侦查人员的作证范围。要转变司法人员的思想观念 ,完善立法 ,理顺公检法三者间的关系 ,加强侦查基础建设 ,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略论刑事证人的法律地位

在刑事诉讼中 ,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庭认定案件事实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为了确保刑事证人出庭作证 ,使案件得到公正审判 ,必须在制度上对出庭刑事证人的法律地位予以完善     

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的量刑程序评析

设置完备科学的量刑程序能够确保量刑公正的实现,量刑程序作为刑事审判程序中的重要一环,必须具备审判程序所要求的各种内在品质,这样才能使凭借量刑程序而得出的量刑结论公正,才能真正树立司法权威。采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美两国,其量刑程序具有彻底的独立性、完备的程序要素、重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等特点,可为深化我国正在进行的量刑程序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试论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

凡设立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国家,大都规定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但是我国的法律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没有规定。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得出我国应当对这一权利予以设置,对于人权的保障,诉讼成本的有效节约,诉讼公正的实现,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警察应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

我国目前通说中的证人概念是:“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诉讼参与人。”也就是说,证人必须是诉讼参与人之一。而诉讼参与人,“是指除专门机关依其职权办案的人员以外,享受一定的诉讼权利并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而参加诉讼的人。”由于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是专门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证人的范围就不能将侦查人员包括在内。因此,在我国,警察出庭作证不仅在实践中十分少见,而且在法律上和理论上没有根据。依照上述对证人的定义,侦查人员不是诉讼参与人,当然就不能成为证人。这样,警察是否应当出庭就成了一个在实践中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浅析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是美国司法实践当中的一种诉讼模式,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检察官和被告人双方进行协商,即检察官向被告人许诺:只要被告人承认有罪,检察官将降格起诉并保证法院也能对被告人判处较低的刑期或较轻的刑种从而结束诉讼。我国对此尚未规定,从其价值角度看这一做法大大缩短了办案时间,又提高了办案效率,我们应有条件地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