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完善研究

行政听证制度是在为了实现公正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规范决策和高效决策目标的探索过程中的成果。该制度在实践中并被证明是现代公共决策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规范性、程序性制度设计。本文在分析行政听证制度本土化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加强公众参与等角度提出完善建议,探讨中国行政听证制度改革的思路。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之思考

在我国的立法和实践中,行政听证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适用范围狭窄、听证形式单一、法律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是现阶段我国行政听证所表现出的主要缺陷.本文针对我国行政听证表现出的前述缺陷提出了扩大其使用范围、采取多种形式等完善措施.     

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是源自于英美法系中自然公正的听取两方面意见的法理,是现代社会民主的标志.所谓的听证,即是国家机关在做出某项决定前,组织召集特定对象,公开、公平地听取意见、建议的一种活动.可以分为立法听证、司法听证、行政听证.随着1996年我国的《行政处罚法》颁布,听证制度已经被我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行政听证制度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作出影响行政相对方一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决定前,给与当事人就重要事实表述意见机会的程序性的一种法律制度.行政听政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在很多国家的法律中都有规定.     

完善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对策思考

规范和完善立法听证制度,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入手：改变立法听证工作的启动模式,将启动立法听证程序的选择权赋予利害关系人,增强听证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权利保护的思路出发,原则性地规定听证客体,规范听证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范围;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完善听证会前的听证准备工作,增强听证工作内容的系统性与针对性;从保障听证参与人相关权利的角度出发,完善听证程序的相关具体措施,统一并规范听证程序;从发挥听证会功能的角度,规范听证报告的制作并明确其使用要求,以增强听证效力。     

我国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立法完善

我国《行政许可法》确立了行政许可的听证制度,但该制度在立法上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听证事项不具体,听证参加人的范围过窄,听证通知内容不充分,听证主持人缺乏独立性,行政主体提出证据的期限未明确,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不明确等等。本文拟对我国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立法缺陷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完善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立法提出一些拙见。     

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在适用范围、程序和实施中存在一些问题,很难保证听证的客观、公正,甚至可能导致听证程序流于形式等。本文建议通过扩大行政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建立听证主持人制度、创立简易程序等办法来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     

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

我国有行政处罚、价格决策和行政立法三种行政听证,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适用范围狭窄、形式单一、程序规定不具体等不足。应该在树立依程序行政的观念基础上,扩展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并完善其程序规定。     

论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及其完善

听证作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在保障人权和监督政府行为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听证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但还不够完善,应当进一步完善行政听证制度,使其规范化、法定化。     

关于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立法构想

听证制度在行政程序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我国听证制度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尚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制度,我们有必要以制定行政程序法为契机,对行政听证制度作出统一规定,以加紧完善我国的听证制度,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法规范分析及其完善

发源于西方自然正义原则的听证制度,对于当事人权益的保障及行政行为公正、合理、高效的实施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本文通过对制度的现实分析,在梳理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法规范基础上,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有助于听证制度功能充分地发挥,达致法律目的的实现。     

行政立法非正式听证研究

行政立法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实质性区别在于行政立法主体受听证笔录拘束的程度。基于行政立法自身的特点,行政立法应当更多地采用非正式听证。任何行政程序都需要有具体程序制度的支持,因此,应当建立支持行政立法非正式听证的各项具体制度,包括公告制度、评议制度、相对案卷排他制度和效力制度等等。     

行政听证在我国立法中的现状与完善

行政听证作为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 ,为现代各国广泛采用。我国目前已有立法、价格决策和行政处罚三种听证 ,但由于我国引入该制度较晚 ,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很多缺陷和不足 ,本文仅就行政听证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就其完善提出了一些构想。     

我国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之完善

1996年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试行）》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重大进步,标志着我国税务行政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建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的税务行政听证程序已经难以发挥保障行政处罚公正合理的功能。因此,必须从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正确看待听证制度的社会价值,不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引入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概念,扩大税务行政处罚听证范围,明确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对象,进一步扩大听证申请人的具体范围,完善告知程序和审查制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诸多方面,完善我国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     

论《行政监察法》中的检查制度和调查制度——兼论行政检查和行政调查的研究方法与思路的拓展

《行政监察法》中的检查制度和调查制度是行政监察检查权和行政监察调查权运行的载体。作为制度意义上的行政检查与行政调查存在着性质与功能的差异,共同构成了行政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目标实现的制度要素。行政检查和调查制度关联着公共权力、公民基本权利、政府治理、行政行为,关联着执法、廉政、效能等行政监察工作的热点,关联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理论范式,有可能成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增长点。     

我国检察权制约行政权的制度构建

在我国,检察权与行政权具有同等的宪法地位。检察权理应有效制约行政权,但现实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检察权制约行政权的实效远不尽如人意。我国检察权制约行政权有其理论基础、宪政基础、实践基础、文化基础,也顺应国际潮流。检察权要通过对行政权运行的程序控制和结果审查以及实行检察一体化、实现检察官的职业化、专业化和明确检察机关的具体行政监督职权来保障有效制约行政权的实现。     

论行政收费的设定和监督

近些年来“乱收费”现象愈演愈烈,使行政收费引起了社会重视。因为,虽然乱收费中不排除某些非行政性的收费,但行政收费的“乱”首当其冲。要治理行政收费上的乱,必须从规范行政收费设定上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行政收费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督。     

行政许可持有人强制信息披露制度问题研究

以行政许可持有人为信息披露义务主体的行政许可信息强制披露制度是一种削弱行政许可持有人信息优势地位、优化行政许可监管对策的重要制度安排。行政许可持有人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具有舒缓监管信息不对称状态、强化行政许可持有人自律、促使监管权力规范运行的价值。行政许可持有人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需在遵循利益平衡、比例原则下综合考量利益关联度、信息搜寻成本、信息披露成本、专业化程度、市场竞争度等标准。     

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听证制度的若干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的有关听证程序内容过于简略化、原则化,不易操作,需要加以完善。听证适用范围应扩大到各种具体行政行为,“较大数额罚款”需重新界定;听证申请权须延伸到所有利害关系人;听证告知制度要规定告知方式及告知书的内容;听证通知制度应规定将第三人和案件调查人员作为听证通知的对象;应明确规定案件调查人员享有质证权;尽快确立案卷排他性原则;应充实听证中证据制度的规定,丰富听证程序适用方式。条件成熟时可将听证制度专列于《行政程序法》之中。     

关于行政评价法制度的研究

建立行政评价法制度是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法发展的新趋势。行政评价法的概念在各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中逐步明确化。行政评价法制度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根据公众满意程度评价行政绩效,具有公共性的基本内涵;程序性是行政评价法的根本属性。在我国导入行政评价法,对于实现政府行政决策科学化,使财政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提高行政效率以及遏制腐败等方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行政评价法制度应以效率、成果概念为核心,注重效率与质量、效率与程序的平衡;行政公开是行政评价的本质要求和显著特征,行政评价能够推动公开的深化,促使政府主动公开信息;行政服务向民营化转变是行政评价法制度的目标之一;行政评价法制度的宗旨是实现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处罚权的刑事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通过对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是我国行政法学和检察学的传统理论。现实中行政处罚以罚代刑,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等违反刑事法律问题普遍存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存在局限性。应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确立人民检察院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刑事法律监督地位,设置相应的检察监督机制,以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和惩治经济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