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之友"与公益诉讼

在我国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中,"法庭之友"已经成为一个新元素被纳入制度构想.根据"法庭之友"制度,非案件当事人可以向法庭提供与案件相关的背景信息、不为法院所知的案件事实或法律适用意见.将该制度与我国现有的专家辅助人制度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法庭之友".在公益诉讼中引进"法庭之友"不仅有助于实现司法民主,更具体体现了"支持起诉"原则.     

论侦查阶段的"诉讼分流"制度

侦查阶段的"诉讼分流"是一种重要的刑事诉讼分流,其实质是在侦查阶段进行"司法外和解".它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保障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并且能够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国外侦查分流有较成功的做法,我国侦查程序中在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各阶段均存在分流的空间.     

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指导司法行政工作、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要充分认识新时期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从全面提高司法行政队伍的综合素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不断增强司法行政队伍拒腐防变的能力等方面,切实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     

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1+X"模式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构成应采用"1+X"模式.在"1+X"模式下,"1"指矫正官,是专职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国家公务员,主要从事社区矫正过程的刑罚执行、行政管理等工作."X"指除矫正官以外的工作人员,包括司法社工、社区矫正志愿者等,应由社会组织担任,主要从事社区矫正过程中的服务性工作.     

法律概念的规范构造:从"既定规范"到"个案规范"

由于案件事实的变化莫测与规范文本的模糊、冲突或漏洞等情况,事实与规范并非一一对应,法律究竟是立法者制定的既定规范还是司法者续造的个案规范?通过分析司法裁判的形成过程,推导出法律是一个从既定规范到个案规范的体系化概念.既定规范只是对未来行为的预设,并不必然适用于当下的个案,个案规范潜藏于既定规范和案件事实之中,是一个有待于通过解释规则发现、选择甚至续造的具体规则,是直接适用的个案裁量基准.既定规范是指由制定法、判例法、习惯法、公共政策等组成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范体系,个案规范源于既定规范的转换和特定化以及解释者的漏洞填补,解释规则是勾连既定规范与个案规范的通道.个案规范不仅保障了法律的个案适用性和灵活性,而且对法律概念具有建构价值.     

以法官品质要素为视角谈司法公信力的提升简

司法公信力包含司法权运作和受众心理两个层面,其内容涵盖“信仰、信心、信任”三个方面.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在构建司法公信力的过程中,司法权的运作主要是借助法官这一群体来实现的.法官品质的提升必须不断增强专业知识技能、致力于服务社会和自我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达到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实现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司法逻辑下的"假离婚"

法院裁判"假离婚"案件的司法智慧是贯彻"区分原则":区分意思表示动机和内容,以确认当事人终止婚姻关系意思的法律效力;区分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以界分该意思表示之于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变动的不同法律效力;区分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以规制"假离婚"引发的次生问题.相较于将"假离婚"阐释为"通谋虚假离婚",司法实践秉持的"区分原则"契合了离婚的法律构造、离婚的运行机理以及公法和私法区分的法律逻辑,应该成为解决"假离婚"引发的利益纠葛和法律评价冲突的当然选择.     

"富二代"精神重塑的几点思考

"富二代"是一个特殊群体,存在不少问题,亟待重塑精神.要用生活关爱,增进其家庭归属感;用成长关怀,强化其事业趋赴力;要用慈善关切,培养其社会责任心;用视听关防,升华其健康审美观;用司法关注,点亮其戒勉警示灯.     

浅析"入世"对法官职业素质的要求

“入世”,是不可回避的挑战。我们的法院和法官将会遇到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并去接受这一严峻的现实考验。试想,一个不懂得蓝球规则的人要去当一个蓝球裁判,面对众多的观众和激烈争夺的双方,眼花僚乱地去判断“三秒”、“带球走路”、“带球撞人”以及犯规等,不难想象,这样的裁判是无法“执业”的。笔者试从简单的比拟,分析“入世”对我国法官职业素质的要求。“入世”决不是一场简单的蓝球比赛,法官也决不仅仅是一个视野只有350平方米的蓝球裁判。正视我国法官的现状和未来,笔者从以下三方面理解“入世”对我国法官素质的要求: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司法适用分析

"但书"司法适用的现状暴露出令人担忧的问题,归结起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但书"司法适用少,作为支撑无罪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引用得更少;"但书"司法适用不统一、不协调。对此,论证和阐明"但书"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当务之急。从必要性角度分析,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出罪机制的建立;是刑事诉讼法适用的内在需要和实体前提。从可行性角度分析,是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分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法律规范基本构造发挥效用、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保障和认可依据。据此,可从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构建"但书"的司法适用路径,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司法适用分析

"但书"司法适用的现状暴露出令人担忧的问题,归结起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但书"司法适用少,作为支撑无罪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引用的更少;"但书"司法适用不统一、不协调。对此,论证和阐明"但书"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当务之急。从必要性角度分析,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出罪机制的建立;是刑事诉讼法适用的内在需要和实体前提。从可行性角度分析,是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分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法律规范基本构造发挥效用、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保障和认可依据。据此,可从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构建"但书"的司法适用路径,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     

海峡两岸刑事司法协助问题再研究——写在《反分裂国家法》施行后

《反分裂国家法》施行后,两岸刑事司法协助活动在双方的竭诚努力下,将会蓬勃开展。为促进两岸共同的和平稳定,应当进一步廓清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基础性问题、内容范围及实现途径。在完善内地中央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积极促进双边协议签订,将是一种有效途径。     

民愤的反思：刑事司法的阿基里斯之踵

民愤在刑事司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对司法起到一定的外部监督作用。但从根本上看,民愤违背了司法独立、司法理性、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等原则,可以说民愤是刑事司法的一个致命弱点。正确认识民愤有助于摆正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进而促进刑事司法公正。     

释“干照”——从“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宋代田宅诉讼说起

宋代社会，契约文书伴随着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及土地权利的分离，广泛地应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与此同时，“干照”作为“田宅诉讼”中各类契约文书的通称，也因其具有示信、客观真实的证据作用而成为宋代司法判词的常用语。“干照”是宋代社会及司法活动中的固有词汇，它真实地反映着唐宋的社会变革，把它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语言符号置于宋代社会结构的网络中，其背后反映的是宋代司法结构的变化与司法传统的转型。     

司法行为模式论——以行为理论为视角

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决定行为据以发生的权力在属性上的差别,而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则往往由行为对象所决定。正是司法行为对象的差异性决定了司法行为体系中存在着目的行为、戏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以及交往行为等不同模式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性,而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又决定了作为司法权构成要件的司法解释权、司法审判权、司法监督权与司法调解权等四项子权力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性。     

司法公正的障碍还是保障？——中国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研究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中国内地特有的司法制度,也是备受争议的法律制度。从该制度实施亲历者的角度,选取了近三年来五个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情况,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从审委会与司法独立、司法责任、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对备受争议的专业化冲突、判而不审、不公开透明、组织行政化等问题深度分析论证,在正视该制度不足的同时,肯定审委会制度在解决疑难问题、防止错漏偏差、维护司法公正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在现有法官队伍状况下,审判委员会制度有保留的必要。     

我国现行司法救助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我国现行司法救助制度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申请救助的主体采用列举式的立法模式;申请救助的条件未规定统一的认定标准;缺少审查决定程序的规定。要从立法上完善司法救助制度须从法理基础入手,明确其存在的意义和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一项较为完备的司法救助制度应有的程序。     

司法介入中国足球“黑哨”问题之法理分析

足球“黑哨”具有社会危害性,并已达到了犯罪程度。面对足球“黑哨”问题,司法应该介入。中国足球协会名为社会团体法人实为足球运动管理机关,它被赋予了部分行政管理职能。足球裁判的法律地位应为国家工作人员。吹“黑哨”的足球裁判主要涉嫌受贿罪以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外国刑法都把体育竞赛中的贿赂行为作为犯罪加以规定。     

论司法程序性裁判

司法过程是形成案件事实、发现并适用法律、处理各种程序性问题的过程,司法裁判相应地包括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后者具有相对独立性.司法程序性裁判机制的缺失是当前程序性违法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司法改革徘徊不前的重要原因.中国司法改革推进路径在于通过规范司法程序性裁判消除司法程序性违法现象,重塑司法形象.为此,必须重新审视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调整司法程序性裁判的价值定位;必须重新把握公开审判原则,增加司法程序性裁判的透明度;必须根据程序主体性原则,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必须重新梳理司法程序性裁判的对象,建立有效的程序权利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