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

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按照非法证据种类和多元利益衡量法的双重标准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应当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理分配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但是要降低证明标准并建立相关的辅助制度;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应当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庭前审查和法庭审理四个阶段中建立起检察机关、法院依职权主动排除非法证据和依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公安侦查程序中瑕疵笔录证据

公安侦查程序中的瑕疵笔录证据属于主体真实的证据,与合法证据、非法证据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区别。作为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种"中国式"创新——瑕疵证据可补正的排除规则,附条件的承认公安侦查程序中的轻微程序违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在刑事诉讼理论日益完善,警力资源严重匮乏背景下,系统分析公安侦查机关侦查程序中的瑕疵笔录证据的表现形式和原因,并提出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建议显得格外重要。     

公安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建构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基于严密非法证据排除体系,规定公安机关也负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这不仅对督促公安机关依法取证,保障人权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及时补充控诉证据,提高追诉效率也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如何排除非法证据缺乏程序性规定,要使该规定得以落实,需要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非法证据审查机构、审查程序、非法证据证明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救济等方面作出合理规定。     

浅谈审查批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保障人权，促进侦查机关合法取证至关重要。对现行审查批捕，应从立法上、程序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依据法理和法律的规定对有关证据予以审查排除，从而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运行效果及问题简析

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纳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是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与英国等国家相比,在对象方面、排除阶段方面和目标方面具有其自身的特色。随着这一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发展,对我国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侦查取证法治化水平得到提高;刑事诉讼各项职能得到优化;诉讼程序改革不断推进;冤假错案防范机制得到强化。与此同时,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还面临着非法取证难以遏制,非法证据范围不明,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不完善,法院审理不规范,公正观念未全面树立等问题,需要在法制发展的轨道中不断完善和解决。     

构建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解读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需要和必然产物。该《规定》构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适用程序,奠定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基础。《规定》对“非法证据”进行了界定、规定了审查程序的启动、举证责任的分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具体制度。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公安行政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之路径选择——兼论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依法行政方略

公安行政执法权力的良好运行需要以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公安行政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在"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背景下,实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公安行政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整体框架并未搭建,具体规则亦有很大欠缺。应统一行政瑕疵证据的认定和补正规则,以完善公安行政非法证据制度体系。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为内容建立明确的行政执法非法证据排除体系。将自由心证规则引入行政法领域。     

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原则与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人权、准确打击犯罪和促进司法公正的需要。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建立在合理的＂非法证据＂范围的基础上。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需要遵循人权保障原则、客观真实原则、非法证据推定原则和实质审查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适用,应当区分单一非法证据排除与多种非法证据排除的差异,综观证据的证明能力分别采信。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规制国家的侦查行为,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确保刑事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应确定我国非法证据认定制度的排除范围,构建非法证据独立排除程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机制。     

初步建立非法证据审查程序面临的问题及解决——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语境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缺陷,特别是程序性措施的建立使得非法证据被纳入司法审查的控制之内,将有效缓解我国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现状.初步建立非法证据审查程序后可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即如何认定"非法言词证据"、不受约束的...     

庭前会议阶段非法证据排除方式的重构

关于庭前会议能否排除非法证据在我国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囿于刑事诉讼法将庭前会议的功能定位为正式庭审的准备和辅助程序,导致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效力虚化。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为贯彻集中审理原则、提高审判效率和质量,我国庭前会议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规则经历了一个嬗变过程,有限排除方式成为可能,并且具备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相分离、程序性裁判优先且相对独立、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有机统一等正当性基础。因此,就证据合法性审查而言,我国应探索建立一种相对独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庭前司法审查机制,赋予法庭在庭前会议阶段有限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力,尽量在庭审前解决控辩双方关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争议。     

公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浅析

公诉人在非法证据排除工作中应确立公平公正的中立观念,增强诉前审查非法证据的自主性,对侦查人员出具的取证情况说明要具体分析,坚决排除非法证据。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措施有：设立沉默权或律师在场制度;增强技术手段,提高侦查能力;对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实行听证制度。     

公安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研究

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规定仍然停留在概念层面,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主体、负责发现非法证据的部门及内部工作流程、公安机关负责人认定非法证据情况的程序、相关的救济制度等都有待进一步明确。由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确实存在阻力多、动力小的问题,基于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征,我们不宜在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中引入过多的对抗因素来促进非法证据的排除。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应当突出侦查活动的固有规律,立足于侦查程序内部的单向排除模式,简化排除程序设计,贯彻及时排除原则。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诉讼中切实保障人权、防止使用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提出构建和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设想,并在操作层面上提出保证其实现的一些具体建议。笔者从排除非法证据的启动方式、排除的主体、非法证据的证明以及提出排除请求的时间等方面提出了我国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性规则的框架。当然,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制度的良好运行都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持,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适用有赖于证据审前司法审查制度、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公安行政执法与人权保障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关于尊重当事人人格尊严、非法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讯问查证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等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规定,要求公安机关在公安行政执法中严格行政执法程序,注重保障人权,以加强和改进公安行政执法工作,提高办案质量和执法水平.     

指认错误的制度防范——以目击证人对作案人的指认为例

防范目击证人对作案人的指认错误，是避免冤假错案的产生的途径之一。辨认程序在指认证据的形成初期发挥防范作用．但是这一程序在启动、主持人员的组成和有关作案人特征的询问等方面存在缺陷。事后对非法目击证人证言的审查机制可以弥补上述不足。但是它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侦查阶段难以排除非法目击证人证言，法院阶段审查时，如果是由外界因素导致指认错误，也难以排除非法目击证人证言。在完善指认证据的形成程序方面．应当肯定有关司法解释的积极意义并予以遵守，同时针对主持人员和询问的缺陷进行变革。而完善指认证据的审查程序，需要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增加对目击证人外界影响的询问和完善证人出庭制度。     

自侦案件审查起诉中非法证据的排 除简

非法证据排除作为审查起诉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增加了公诉工作的挑战性。由于自侦案件本身的特点，使得审查起诉过程中对非法证据的审查及排除面临多重困境。应在审查自侦案件时，严格细审，用公诉引导侦查，确立依法排除机制，制定救济程序，从根源上杜绝非法证据。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设想

建立与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时应详细规定各种情况下取得的非法证据的效力,通过立法确定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设立对非法取证人员的惩戒制度,有效减少防止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台湾地区的实践与发展

台湾地区自2003年修法明确规定非法证据规则至今已逾10年,台湾地区司法实务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排除的范围、排除的原则与标准、准备程序的定性与作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在逐步扩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项证据的规范上:非侦查机关公务员非法取证所得的证据;利用高科技侦查手段取得的证据;临检盘查以及诱捕侦查取得的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与反思

2017年新出台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司法解释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发展了我国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解释细化了“非法取证行为”的内涵,初步确立了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完善了程序性辩护制度,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法院在审判前和审判阶段排除程序中的主导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受司法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体的排除对象上仍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难题;而在程序上,律师在程序性辩护中仍面临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审判前排除程序的参与不足以及审判阶段排除程序的形式化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应当从根本上增强法院审判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