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监禁制度的理论探讨与规范诠释

《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对贪污受贿犯罪设立终身监禁的制度,司法实践中出现"终身监禁第一案"所触及的适用问题亟待解决。从刑罚理论层面考量,终身监禁的设立不符合刑法修订体系化的要求,同时有悖刑罚报应与预防的目的要求。从现实司法语境出发,终身监禁是一种刑罚执行措施,实质意义上终身监禁是一种死刑替代措施,具体到适用层面,应通过刑法教义学明确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时间效力与适用标准,以期达到对终身监禁制度的合理控制。     

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对三起终身监禁案例判决书的剖析

三起判处终身监禁的案例,勾勒出了司法实务中适用终身监禁的量刑标准,包括对象标准、数额标准与情节标准。但是,这三份判决对于终身监禁适用标准的具体认定存在着数额标准过高、犯罪情节认定不清、量刑界限模糊等问题。一方面,应当制定更为合理的司法解释,明确终身监禁与死刑立即执行、死缓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要重视非数额情节的认定。     

健全完善刑罚执行监督机制的问题研究

刑罚执行是是刑事诉讼活动的最后阶段,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保障.刑罚执行监督是国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刑罚执行监督机制的研究,对于确保刑罚执行的准确、合法、有效具有重要意义.     

健全完善刑罚执行监督机制的问题研究

刑罚执行是是刑事诉讼活动的最后阶段,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保障。刑罚执行监督是国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刑罚执行监督机制的研究,对于确保刑罚执行的准确、合法、有效具有重要意义。     

贪贿犯罪终身监禁适用下死缓虚置问题研究

终身监禁的设置是为了弥补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之间的空挡,通过对贪贿犯罪中死缓适用的变化量实证分析发现,终身监禁并没有弥补空挡,反而是普通死缓适用虚置的原因之一;同时发现终身监禁适用的数额跨度过大,无期徒刑与普通死缓的数额适用区间存在重合,普通死缓的数额适用空间被压缩,其原因在于立法与司法解释没有明确死缓与终身监禁的适用标准界限。通过厘清《刑法》第383条与《解释》第4条的逻辑与内涵,扩大贪贿犯罪中死缓适用的数额区间,量化特别重大损失从而可以解决贪贿犯罪终身监禁适用下死缓虚置的问题。     

船舶碰撞损害赔偿法律适用问题之研究

船舶碰撞是典型的侵权行为,国际公约及各国立法均有船舶碰撞实体法的规定,于是产生了适用中的法律冲突问题。本文通过对部分国家冲突规范和国际公约规定的研究,分析了我国现行船舶碰撞损害赔偿法律适用中出现的问题及对应适用的法律,提出完善我国船舶碰撞法律适用的立法建议。     

终身监禁制度若干问题探究

对贪污受贿犯罪设立终生监禁制度具有反腐败和死刑替代措施的双重作用。终身监禁制度是死缓的一种执行方式,刑罚严厉性是介于一般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的中间刑罚。对贪污受贿犯罪设立终身监禁制度符合我国的刑罚体系,能够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符合我国严格控制并减少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未来的立法修改方向上,针对短期内难以废止的死刑罪名,可以在保留死刑的框架内设立终身监禁制度,扩大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范围。     

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的现状与展望

通过对涉台民商事案件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参照或者直接适用国际私法规范解决涉台民商事法律适用问题是各地法院的普遍做法。当前,不同法院对涉台民商事案件属性识别存在分歧的原因是审判人员对涉台政策的认知不同,而适用国家法律解决涉台民商事案件所占比例过高的成因则在于当事人衡量两岸关系的特殊现状,理性地回避了选择适用台湾地区"法律"。对祖国大陆而言,为了摆脱当前涉台民商事法律适用面临的困境,应当从观念培育、理论构建、政策检讨和规范整合四个方面着手,解决国家统一前认可合法性未获承认的台湾当局民商事法律效力的正当性问题。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困难的法律原因及对策

《刑法》第330条设立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实践中面临适用困难的问题。从法律原因上看,主要是与刑法、行政法相关规定衔接时没有体现违法和犯罪的差别,刑法与相关司法解释衔接时出现该罪主观罪过受限、与他罪适用竞合有关。为此,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完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日常传染病防治和重大疫情期间的适用情形,使刑法与行政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衔接补充,为构建公共卫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防控现代化体系提供刑法保障。     

刑罚体系中的非监禁执行方式

在世界各国的刑罚体系中,自由刑占据着主要位置。但随着现代刑罚的改革及传统刑罚观念的转变,尤其是自由刑在执行过程中造成一系列弊端,使刑法学家开始关注并倡导非监禁的执行方式。本文介绍了几种效果良好的非监禁执行方式及我国在具体适用非监禁方式上存在的问题,以便使人们了解非监禁执行方式在刑罚体系中的作用。     

论贿赂案件的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侦查赂贿案件行之有效的手段。在适用诱惑侦查时,其范围应严格限定于有证据证明的严重受贿行为,其对象应是很可能因同一事件或其他事件继续受贿的犯罪嫌疑人,其证据条件则是缺少相关物证书证或"第三方证据"。可以从人、物和环境三方面来设置侦查诱饵,由此设计行动方案、创造侦查条件、确定合理行贿理由、实施贿赂交易、荻取监控证据。从而,利用诱惑侦查之结果,通过监听、搜查、调查和审讯等秘密的或公开的侦查措施,全面查清侦查对象的受贿事实。     

劳动关系法律问题研究——以企业弱势为研究起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着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当前劳动关系总体是稳定的,但也出现了由于劳动关系主体分层化、运行市场化、矛盾显性化等带来的企业弱势的新趋势。和谐的劳动关系发展模式应该是利益协调型的。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必须建立健全权益保障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有效的管理与整合机制、良好的矛盾疏导机制与预警机制。     

论受贿案件讯问笔录的制作

讯问笔录是刑事诉讼的证据之一,其是对讯问内容的有效固定,该阶段证据固定的优劣对后续诉讼程序的开展十分重要,故在该阶段不但要注重讯问技巧,同时也要掌握讯问笔录的制作技巧。受贿案件的讯问笔录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实践中受贿案件的询问笔录的制作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辩侦交易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运行

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侦查工作中引入辩侦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加大反贪力度和推进反贪工作."辩侦交易"一般应用于取证量很大或取证非常困难,需要很大投人却回报很小甚至可能没有回报的案件.运行时应遵循辩侦交易有限适度原则,双方自愿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我国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困境与对策

贪污贿赂犯罪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毒瘤,当前我国贪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工作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又提出了严峻挑战。从总结当前贪污贿赂犯罪出现的新特点入手,探究侦查工作开展所遇到的困难,以侦查实践为根本落脚点提出解决对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实务工作者启发。     

反腐新常态下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需要注意修改条文和刑法原则的一致性以及新罪名的及时确定性。在贪污受贿罪数额和情节并重模式中要考虑情节犯理论影响下的四大因素。加大惩处行贿罪的同时要避免在受贿罪从宽情节方面对刑法总则的违反,建议去掉减少损害后果这一法定从宽情节;行贿罪需要参照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设立数额标准,但不应舍弃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方面要件。我国应在立法上将贿赂犯罪标的范围从财物扩展到财产性利益,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刑法修正案本身的反思则不应局限于如何组合现有的修改方式,而应放眼整个刑事法领域的维度,推行经济犯罪(刑事)立法一体化的研究和落实。     

法律意识形态再生产与传媒涉法案例细读

传媒的功能之一就是建构意识形态。传媒在报道“杨新海杀人案”时,通过对犯罪的妖魔化、对惩罚的自然化和对政府责任的讨论,揭示了传媒法律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的机制。     

遏制“贿选”:法律规制和社会治理

“贿选”是村民自治进程中非常态的现象。贿选的成因是复杂的,危害是严重的,但并非是不可避免的。治理“贿选”,法律规制是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为社会治理提供法律依据,可以规范村委会选举,引导村民自治走上法治轨道。但是,根治“贿选”不能单纯依靠法律规制,因为法律规制治标不治本;只有从“贿选”现象背后充分发掘其产生的现实土壤,多角度多层次社会治理,才能标本兼治。     

论预防和应对贪污贿赂案在侦查中的翻供行为

近年来,在贪污贿赂案件中的翻供行为愈演愈烈,成为了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从根本上防止翻供,侦查人员必须在侦查阶段就提高防范意识,采取有效对策,确保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文章深入分析了在贪污贿赂案件中翻供行为的特点和原因,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预防和应对翻供行为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