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指认照相合法性质疑

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及其取得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现场指认拍照就是指按照犯罪嫌疑人所指认的地点范围 ,利用照相或者录像手段进行记录的技术活动。由于现场指认拍照具有人为性、表演性和主观性的特点 ,现场指认拍照所形成的证据的合法性是令人质疑的 ,现场指认拍照容易造成各种危害。目前 ,大量使用现场指认拍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     

试论现场指认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冲突

现场指认虽然作为一种广泛适用于刑事侦查领域内的侦查措施,却因其在法律上的缺位,与新刑诉法中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产生冲突.对现场指认在立法上予以确立,在制度上予以规范,可以在不违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和精神下让犯罪嫌疑人进行现场指认,以达到保障人权和侦查破案的双重目的.     

“门山指认法则”研究：审判外指认之证据能力的合法性维度

审判外指认（如证人指认）错误是无辜的人被错判为有罪的重要原因。“门山指认法则”是由审判外指认之证据能力判断的五项标准综合构成，突破了传统常规意义上对“单一指认”与“列队指认”的程序认识与其法律效力的认可程度。通过对“门山指认法则”进行传闻法则、律师辩护权与正当法律程序三个向度上的合法性分析，在现行刑诉法的框架之下审视我国审判外指认规定。“门山指认法则”对我们思考与完善审判外指认有着有益启示。     

我国“法人作品”与“职务作品”的法律思考

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和第16条分别规定了有关"法人作品"和"职务作品",但在司法实务中常常因为法律规定的原因使得一些作品既符合"法人作品"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职务作品"的构成要件,这无疑给我们的实务工作带来了不便。为此,有必要从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入手,结合两大法系不同国家的立法现状,探究我国著作权法所产生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有关“初查”法律地位的思考

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案件时普遍采用"受案、初查、立案、侦查"的工作程序,但《刑事诉 讼法》没有直接规定"初查",造成其法律地位不明确,并引起实际工作中许多困惑。鉴于初查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建议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第2章第10节进行修改,对初查作出必要的具体规定。     

侦查中的辨认与指认刍议

辨认与指认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目前侦查中辨认与指认混用。侦查人员在侦查实践中应根据不同情形正确使用辨认与指认 ;再次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时 ,应在“侦查”程序中专节规定“辨认”。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重大损失”

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的"重大损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定罪情节,有必要使用司法解释的方式加以具体化.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对"重大损失"的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使得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情况难以按照该规定处理,应该进一步完善.司法解释将刑法规定的"重大损失"限定为"直接经济损失",同时又没有说明其具体含义,适用起来会出现矛盾,应该改为经济损失,包括通常意义上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行为人的经营性收益不应当认定为权利人遭受的损失;行为人非法转让商业秘密获得的收益,应当认定为权利人受到的经济损失.     

思辨:“大义灭亲”量刑情节之变异

"大义灭亲"是指犯罪行为人亲属协助司法机关使其归案情节可作为酌定减刑情节的情形。从伦理角度来看,"大义灭亲"的规定不合理,即可能破坏家庭和睦,不利于社会和谐,也可能使法律疏离伦理,上行而下难效。从法律角度来看,"大义灭亲"的规定不合法,即与自首情节相比较,两者相去甚远,与量刑情节也格格不入。因此,"大义灭亲"不应作为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供司法实践参照执行,也没有必要在司法实践中成为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     

论交通事故“推定责任”及其定罪机能之否定

司法解释将"分清事故责任"作为交通肇事罪成立的基础要素加以规定,而以不同方式确定之事故责任在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认定中有何差异却并不明确。"推定责任"是在法律法规预设的特殊情形下,直接以推定的方式确定交通事故责任,并不以查清事故事实为必要。"推定责任"虽在行政法、民法层面有其正当化根据和实践价值,但因不符合刑事证明的要求,有悖于"分清事故责任"的规定,未满足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从刑法评价的独立性出发,应否定其定罪机能,不应将其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基础。     

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再思考

"一事不再理"一向被视为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实践中多有涉及,但是法律中却无具体规定,由此导致实践中该原则的操作屡现争议。当然,"一事不再理"原则在避免矛盾判决和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的价值获得了一致的认同。因此有必要对该原则做深入思考,从而解决实践中的争议。     

论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相关规定的协调

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的有关规定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有必要予以修改完善。最典型的是关于情节犯的规定。我国刑法分则对各种具体犯罪之情节的规定,应尽可能不用"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抽象模糊的词语。在同一条文中如果既规定故意犯罪又规定过失犯罪,不仅要尽可能标明"故意"与"过失"的字样,而且有必要将两者分开来规定,规定轻重有别的法定刑。     

“讨债公司”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及其规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债务纠纷日益增多,因法律规定比较粗疏,出现了在法律框架内赢了官司债权却无法实现等现象,加之社会分工的细化,"讨债公司"因势而生。"讨债公司"鱼龙混杂,促进和破坏社会秩序的情况皆有。针对"讨债公司"这一社会现象,有必要从宏观视野加以分析,对促进社会秩序的"讨债公司"加以规制,对扰乱社会秩序的"讨债公司"予以取缔和严厉打击,以健全完善相应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     

社区民警“就地访谈”工作法探析

顺应公安民警走访联系群众工作常态化、制度化的要求,适应社区警务模式的需要,创设社区民警"就地访谈"工作法很有必要。"就地访谈"是指社区民警在当班巡逻的过程中,基于自主判断,任意选择一个对象,在表明身份和说明意图后就地与其交谈,以期获取警方所需信息的过程。"就地访谈"工作法有自己的特色,区别于现场访问、入户访谈(调查)以及盘查。社区民警进行"就地访谈"要掌握一定的要领,对"就地访谈"获取的信息也要进行科学的加工处理和存储,并实现信息共享。     

从“广东小悦悦事件”看见死不救行为的罪与非罪

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并没有规定"见死不救罪",见死不救行为一直以来也仅认为是道德范畴的概念。但是,面对屡屡发生的因见死不救行为而导致的死亡或重伤案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行为的性质,甚至考虑将有特定救助责任或义务的见死不救行为规定为犯罪,而不是将见死不救行为全面犯罪化,对于无特定救助责任或义务的行为不宜认定为罪。     

浅谈“翻译学”

本文就"翻译学"做了论证,并探讨了建立"翻译学"的必要.     

我国“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的构建

我国法律尚未规定"污点证人"刑事责任豁免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构建该制度势在必行。这对于应对侦查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规范司法机关的取证手段,消除污点证人的后顾之忧,鼓励其如实作证非常必要。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应当对案件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进行限制,确立有限的罪行豁免,构建污点证人证言真实性的审查判断规则,完善审批程序和配套措施。     

论入户盗窃之“户”的界定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做出修改,将"入户盗窃"行为规定为盗窃罪的特殊类型,导致盗窃罪原有的保护法益产生变化。同时,刑法中并未对"户"的概念进行清晰明确的定义,在实践中也产生一些"入户盗窃"认定的难题。因此,有必要对"入户盗窃"侵害法益进行新的探究,应基于法益保护目的,对"户"的内涵加以明晰,对"户"与住宅、室进行区分,要在明确"户"的功能特征与场所特征的前提下,对"户"的范围进行界定。基于新的探究",入户盗窃"的"户"应该界定为供他人生活起居的场所。     

学到“真知” 取到“真经”

在培训结束时的座谈会上,学员们认为,培训及时和必要,时间虽短,但收获颇丰,学到了"真知"、交流了"灼见"、取到了"真经",进一步开阔了思路,扩展了视野。大     

“剽窃”行为的认定与处罚

"剽窃"与"适当引用"两种行为在表现形式上虽然有些相似,但在其性质上却有本质的不同。行为动机:前者卑劣,后者纯洁;行为方式:前者偷偷摸摸,后者光明正大;行为所及内容:前者既窃取观点,也窃取材料,后者只是利用他人作品的某一方面;"利用"他人作品数量:前者可能"照搬"全文,后者只是其中极少一部分。适当引用是一种正常的科研活动形式,剽窃则是一种违规违法甚或严重的犯罪行为。我国现有法律对剽窃行为所作的处罚规定畸轻,因而有必要加大惩罚力度,将其纳入刑事法律规制的范围。     

“区域”制度背景下缔约国损害赔偿责任探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国必须为具有其国籍或其有效控制的深海底活动承包者提供担保。缔约国因此也承担着健全国内立法的义务,以及承包者不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造成的损害的赔偿责任。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缔约国国内立法如何"确保"承包者履行义务、应当采取怎样的必要和适当的措施、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以及如何执行等问题并未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对这些问题予以细化。为应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对我国深海底立法提出的挑战,我国应当加强基础研究并尽快启动相关立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