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困境与后现代道德重构

现代性曾经是摆脱了宗教神圣价值观束缚的人们借以安顿自己心灵的现实理想模式,但从现代性迷梦中觉醒的人们将面临着因为缺乏主体、缺乏选择、缺乏方向而陷入“后现代道德危机”.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性带来的破坏性影响,重构“道德乌托邦”——中国化的“后现代道德”.而重构“道德乌托邦”,应从确立以人为本、承担他者责任、追求终极价值三个维度着眼.     

文艺复兴与过渡(度)人权时代

文艺复兴使得"权"从"神"过渡给集体的"人",并且"权"又从集体同时性地被分予到"个人",从而提供给了现代人权以现实性的基础载体——单个个体,从这两方面看,文艺复兴对现代人权的发轫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由此可将文艺复兴定性为"过渡人权时代"。但因为传统自然道德的全面解体以及现代人权观念的基质性要素——人工道德的暂时缺失,使得文艺复兴尚且不能进驻到现代"人权"体系的门扉之内,个体面对他者时过度化滥用权力,成为了那个时期最显著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这段历史定义为"过度人权时代"。     

评“个体本位”价值观

<正> 在近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喧嚣声中,有一种声音令人感到格外刺耳,那就是“个体本位”的喊叫声。不论从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头面人物那里,还是从深受自由化思潮影响的学者那里,我们都可以听到这种声音。这次政治动乱的某些“精英”就竭力倡导个人本位,反对群众本位。在动乱期间有人在公开发表演讲时说:“中国的启蒙文化与西方启蒙文化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讲的解放,更多地是讲民族觉醒,民族兴亡的群体解放,而个体解放没有突出出来。”并且污蔑我们在“很     

民主必须是自由的吗

民主 ,是我们的追求 ;自由 ,是我们的渴望。如何看待两者的复杂关系 ,民主是否必须是自由的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分析。以下我们拟从人性、市民社会 ,有限政府角度进行思考。自由和民主 ,尽管同为世人所追求的两个目标 ,但却有各自的内在逻辑。一旦这两种逻辑互不相容 ,两者就会发生冲突。作为两个独立的事物 ,自由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相当的紧张关系 ,二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也格外显著。自由与民主的最基本的区别在于 :自由以个人为中心 ,是一种个体性的权利 ,因此往往被定位于个人自由 ;民主以社会为中心 ,是一种整合性的力量 ,往往被定位于…     

魏晋时期的人生理论与精神

生逢乱世的魏晋人更具忧患意识。悲凉人生激发了魏晋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推崇慷慨任性的个人风范、激昂苍凉的名士风采,主张追求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     

在生存论维度中确立马克思哲学的个体性原则——兼谈中西方哲学沟通的前提性问题

"海德格尔式"的话语已成为哲学表达的"流行语",这自然也体现在近几年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然而我们最应该借鉴的是海德格尔哲学所由以建制的个体性精神.在生存论维度中确立马克思哲学的个体性原则,并不是关于个体的知识性表述,也不是关于个体的心理性描述,而是揭示马克思哲学应如何对个体发挥功能性作用.它的理想方式不是仅仅获得由外而至的普遍性知识,而是由内而发的启蒙与觉醒.只有在个体性原则上,中西马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即不是逻辑意义上谁能包容谁,话语上谁能解释谁,而是随人生境遇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性原则上的沟通是一种"不在场"的沟通.     

人权价值尺度思想研究

人权价值蕴含着丰富的尺度思想。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作为评价尺度的人权价值,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评价尺度,又是个体和社会进行自我评价的价值尺度。人权价值作为评价尺度是衡量人的价值及其全面实现的基本尺度;作为价值批判尺度的人权价值,通过自身的基本属性——普遍性与特殊性、集体性与个体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既反映作为"类主体"的人的普遍价值追求,又反映作为个体的人的多样性价值需要,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既是总体性的价值批判尺度,又是具有独立形态的价值批判尺度;作为意识形态的人权价值,是被赋予了普遍性的思想体系。人权价值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集中体现,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载体。     

论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意识空前觉醒,表现在民族独立意识开始形成并赋予人民性、时代性的新内容。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的原因是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战时的人口流动、内迁难民和内迁文化的影响及抗战中的一些胜利。民族意识空前觉醒不仅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因素,而且为中华民族的最终解放独立奠定了基础,同时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深远的影响。     

网络,乌托邦或异化--对网络社会的解读

尼葛洛庞帝等网络预言家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们对网络社会乌托邦式的设想为人们带来的是网络启蒙。在网络启蒙向人们昭示新的乌托邦的同时,也引发了人类新的异化危机。新的异化意味着人们在网络中的碎片化和对新的网络科层体系统治的顺从。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网络社会中新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     

许诺与虚诺——数字全球化时代的乌托邦难题

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缤纷多彩的许诺和空幻的虚诺,什么是解放和救赎之道?首先,要重新定义人类幸福的标准和指向。数字全球化不是激发“乌托邦的幻想”,也不是刺激“乌托邦的冲动”,更不是追求“激进的乌托邦”,而是对未来保持平和的“乌托邦的理想”。其次,要提倡人文关怀,提倡文化共同体,提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技术和平有序的发展,不能一味给所有事物加速,突然加速的社会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和灾难。再次,我们脚踏实地面对现实,要解决现实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不能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寄托在遥远不可知的未来。     

中国人的“自我”

"东方睡狮"之彻底觉醒,中华文化之光辉未来,还有待于个体性自我的大解放。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洪流中,我们中国人也该改变一下老传统,在世界文化史上堂堂正正地写上一个大写的"我"字,做一个大写的人2007年,我国当代心理学家、北京大学原心理学系系主任朱滢教授出版了他的一本佳作《文化与自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五四”新文学的现代伦理精神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伦理精神源于近代理性主义、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文化思潮,其基本内涵是生命意识的觉醒和自我尊严的高扬,其目的是实现个体人的独立自由和精神解放,使人在社会中按照人的本质生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种现代伦理精神充分体现在"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中。     

后现代主义主体消亡话语的政治哲学解读

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体观念,提倡主体消亡的理论话语,有着浓厚的政治旨趣,它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反对理性控制、反奴役个性、反二元对立。追求自我个性、差异多元、独立平等的个人的真正意图,表达了后现代主义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最终实现的终极关怀。     

从大同理想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对传统社会理想的创造性转换

实现社会和谐,构建大同社会,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美好梦想与追求,这种理想与追求积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之中。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传统大同理想的继承与超越。如果说大同理想、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壮丽乌托邦”,那么,中国共产党则不仅有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而且也找到了实现理想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路,实现了对传统社会理想的创造性转换。     

天使的外衣，人性的囚牢——谈《一双长丝袜》中的自我认同危机

文学评论通常以女性觉醒的视角解读凯特·肖邦的作品,本文试图从人性解放与自我认同危机的视角来解读《一双长丝袜》中的桑默斯夫人因个人实现的理想与当时社会价值的冲突所带来的内心痛苦。以一双长丝袜为契机,作者对人性的解放进行反思,同时对影响自我认同构建的社会注视进行剖析,并探讨解决个人认同危机的关键在于打破二元对立的社会价值观,在多元化价值观兼容的和谐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     

对《简·爱》中的女性意识的再解读

《简·爱》的女性意识主要体现在追求人格自由独立,反抗权势压迫;追求平等的爱情,捍卫感情尊严;追求经济独立,实现人生价值。简·爱这一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成为十九世纪女性意识觉醒的典型代表人物。     

抗争与屈服的矛盾结合——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主义与女性写作

提及女性主义,学界往往以18世纪末作为起点。但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第一次女性地位和形象有所改观、女性作家身份得以建构的一个历史时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时期。当时女性用来对抗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武器——女性写作——依然是当今女性主义者们挥舞的旗帜。通过追根溯源,我们才能更清楚地把握女性主义的发展和转变。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写作充分揭示了处于萌芽状态中的女性主义的特征——一种抗争与屈服的矛盾结合。     

广州青年政治文化特点探讨

一置身于改革浪、开放潮的广州青年,在政治文化上初步形成了新的特点. 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州青年的政治生活得到了充实.这种充实使得他们在政治上的追求开始由虚变实,政治意向日趋透明.其表现一是要求独立表达个人的政治愿望,见表1.     

我国教育个性化趋势分析和实践期待

教育社会化是中国教育长期的价值取向。教育社会化在实践中存在偏差．这就是它的过度性。为纠偏计，教育个性化成为新的潮流。教育个性化的实质是确立学生个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实行学生的自主选择。强调自由选择效果的个体担当。以此平衡教育社会化。本文认为．办学者应当按照教育社会化和教育个性化辩证统一的原则。着力于教育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着力于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为学生的自主选择提供方向引导。为他们的自由发展开辟广泛的可能性；着力于新教育举措的制度化建构。     

有“限制”的考试与有限度的公正

考试是我中国古代的一大传统。然而考试所能带来的公正是有限度的,这分为几个方面。首先,考试作为一项处理人与知识的关系的特殊制度,其本身是通过"限制"一定的答题条件而生,所能带来的公正是仅限于制度本身。其次,考试的公正与政治的公正不同,与教育对公正的追求不同,与对知识获得公正的追求不同。第三,考试作为一种普通制度,所带来的理性也可能影响到诸如社会道德、个体人格等非理性的但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根本原因在于考试有考试的逻辑,考试之外的事务也有各自的逻辑。这三方面造成了考试所能带来的公正是有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