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从起步到较为全面展开仅用了短短四、五年时间。与此同时,作为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也理应得到迅速发展。从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角度出发,探索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上的运用,以期构建适合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略论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因具有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抚慰被害人心理、促进社会和谐之独特价值而大受理论界和实务界追捧;刑事和解适用引起的个人利益价值观与社会公共利益价值观的冲突、报应正义与恢复正义的冲突以及刑事和解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也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发展遇到的障碍。通过对刑事和解制度存在之合理性进行分析,论证刑事和解制度合理性,并结合我国当前刑事和解现状,略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犯罪青少年的经济生活状况及其对犯罪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天津市犯罪青少年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描述了犯罪青少年所处的经济生活状况 ,认为经济生活的贫困或相对贫困对青少年犯罪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文章还指出 ,生活“富足”青少年的侵财犯罪与其收入———支出的“供需”矛盾有密切的关系。     

青少年犯罪与社会机制——长沙市青少年犯罪增多的社会原因调查

去年年末,由共青团长沙市委宣传部牵头,市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局、物资局、长沙火柴厂、湖南开关厂、新生水泥厂、长沙监獄等8个單位团组织参加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就全市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了为期四十多天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全市青少年犯罪问題已日趋严重,它突出地反映了当前社会风气没有根本好转的一个侧面。青少年犯罪有     

走出传统模式 构建新的机制——新形势下干部考察工作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对怎样才能用好人,怎样才能全面了解、充分认识所要任用的人,怎样避免干部考察失真问题,保证用人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做到全面、准确、及时地了解干部,提高干部考察工作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是目前干部工作的一个亟待解决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关于组织部门的干部考察工作,目前大家共同的感觉是:选人的胆子比以前大了,但是选人的方式方法尚没有走出传统的模式,新形势呼唤着干部考察工作必须加快改革的步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向传统的选人用人提出挑战,而目前干部考察工作的方式方法和质量水平却相对滞后     

社会化理论对青少年犯罪的研究

青少年的社会犯罪对于当前的两个“文明”建设具有危害作用。对此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有关部门也作了大量的研究。在进一步深入开展这项工作中,我们认为如何对青少年犯罪的各种原因进行系统地、规律性地概括是提高这项研究工作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犯罪作为一种违反国家法律的非规范化行为是与人的社会行为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这也就涉及到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理论问题。全面地分析并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就     

我国腐败犯罪刑事治理的困境及其破解之道——基于刑事政策的实践反思

从严反腐是我国的一贯传统,但是立法和司法的实践模式反映了"零容忍腐败"的刑事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有限容忍腐败"。《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腐败犯罪的重大修改和"两高"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量刑的司法解释,一定意义上是对"宽容腐败"做法的纠偏和对"越反越腐"民意困境的回应。面对新时期反腐的严峻形势,应当从政治、历史和个人意识各层面检视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实践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源,并且从"政法"结合的系统方法论出发,政治上加强制度反腐,法治上严密反腐的立法和司法体系。     

个体与共同体实现和解的两条道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与超越

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共同关注的主题,黑格尔通过伦理实体的发展试图实现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解,马克思则通过社会发展的三阶段来解决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分裂。通过比较发现,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上,黑格尔的思想是马克思的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对黑格尔有继承也有超越,就继承来说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问题意识并在其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中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超越来说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根基上的超越,即马克思通过辩证方法实现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解有了更为牢固的社会根基——实践唯物主义,而黑格尔的和解是在观念中完成的。     

加大对证券领域犯罪的处罚力度

从现在我国有关证券业的法律法规体系来看，证券立法还是比较系统全面的，但现在证券领域犯罪层出不穷的原因，主要是违法成本太低，执法力度不够，所以建议加大对证券领域犯罪的处罚力度，以达到强化监管、严格执法的目标。     

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防范与控制体系——基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分析

青少年涉毒犯罪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有关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必须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特别是要结合近年来颁布的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注重"双向保护",加强对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防范与控制.     

论刑事政策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影响

随着信息网络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刑法在面对复杂的犯罪类型时稍显无力,刑事政策开始不断地侵入刑罚体系。刑事政策是刑法规范与现实状况连接的桥梁,在规范判断中增加了事实判断,以解决刑法面对现实风险的困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新型犯罪的典型,刑事政策从立法层面可为应保护法益选择提供指导,从司法层面可对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提供价值引导。     

对青少年犯罪“原因论”的商榷

研究我国青少年犯罪原因(以下简称原因论)的同志,恐怕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深入下去。如何把原因论引向深入呢?我想,概括地说无非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进一步占有材料,一是进一步提高思维能力。对于后者,狄慈根有一句话:“科学中总表现出思维能力的作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1页)。那么,在原因论中如何发挥“思维能力的作用”呢?换句话说,用什么样的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去指导下一步的研究呢?这本身就是个大题目。我只能就这个题目,谈以下两点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同行们。     

对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几点意见

一、关于综合治理综合治理是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的重大战略措施,也是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必须下大力量研究这个问题。中央提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以后,天津市认真贯彻了中央关于坚决打击的方针,全市刑事案件发案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促进了社会治安、社会风气的好转和生产的发展。这些成果充分说明,过去一段社会治安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心慈手软,打击不力。前几年,我们在贯彻综合治理方针上出了一点片面性,把综合治理简单地理解为教育,忽视了     

恐怖主义犯罪对民航领域的渗透及其防控

恐怖主义犯罪对民航领域的渗透在宏观趋势上呈现持续性、可控性的特征;在武器、袭击方式的选择上,存在不同比例的权重分布。恐怖主义犯罪的渗透样态,呈现网络性和依托科技化的特征。针对上述特征,应当以传统的法律防控措施为纲,融入新的反恐理念和元素,从法律角度做好长期的反恐应对机制,回应整体渗透趋势的持续性;构建反恐联动防控模式,运用好科技发展下的大数据防控,互相配合协作,实时更新理念、技术,以应对恐怖主义犯罪新的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     

村庄规模与村级治理——对村组合并的考察

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组合并成为一个普遍趋势。村庄规模扩大加深了村级治理的民主化、村级组织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村治人才的培养、村庄内部的利益协调等方面的困难,同时对县乡行政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论公共领域理论对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思想的超越

以近代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模式,虽然通过代议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等间接民主的建制化制度安排而实现了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衡,从而保障了公民的个人权利与自由,但却由于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方式的有限性而拉大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从而难以持续地调动公民对政治的普遍参与,难免导致政治冷漠症.而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则为修补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思想的缺陷提供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公共领域作为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在国家和公民之间架起一座理性沟通的桥梁,从而缩小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增强公民的民主参与热情,进而对自由主义民主所无法克服的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起到某种医治或纠偏作用.     

对农村变革中青少年犯罪原因的新思考

近年来,我国农村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注。先请看下面几个统计数字: 天津市郊县刑事罪犯在全市罪犯中所占的比例,1979年为25％,1980年为26％,1981年为28％,1982年猛增到40％,1984年在对1300名罪犯抽样调查中,属郊县的罪犯占45％。武汉市郊县青少年罪犯中,农民罪犯1970年为113人,1980年为313人,1982年为381人,     

来自囹圄的报告——鸡西市青少年犯罪情况的调查

近年来,我市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是1985年,青少年犯罪问题更加突出。据调查统计:1984年,全市查获案犯中,青少年案犯占百分之七十一,而1985年1—9月,全市查获案犯中,青少年案犯已占百分之八十,1985年1—9月,全市二十五岁以下强劳青少年已占强劳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1985年1—9月,全市二十五岁以下劳教青少年已占劳教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五。为什么我市青少年犯罪问题如此突出,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因素有哪些,为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1985年十月,我们在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等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先后通过开座谈会、书面问卷、个别走访、提审案犯、抽查案卷等方法,对全市1985年1—9月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进行了调查。     

对当代社会治理转型的三维考察

现代社会治理曾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模式,即以代表制与官僚制为基础架构,通过代表制将私人利益和私人意见转化为公共利益和公共意见,再通过官僚制将公共利益和公共意见转化为政府行动,最终以政府行动来促进社会的良好治理。近几十年来,随着一系列经济、社会与政治条件的变化,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发生了全方位的转型。首先,知识经济打破了代表制与官僚制间的闭环,要求各国通过学习型的参与来重塑治理过程;其次,公私部门的二元分立受到冲击,私人部门不断向公共部门扩张并引发了新兴的非营利部门的市场化,要求各国以公共利益为目的重塑三大部门间的关系;最后,城市与社区开始成为国家之外的新治理单元,加剧了社会内部的不平衡,要求各国在国家社会关系再平衡的原则下引导城市与社区的发展。     

对西式治理理论的反思与超越——兼论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理论逻辑

西式治理理论一度在世界政治中广为流行,被认为是实现“善治”和解决现代化问题的良方,然而事实证明,西式治理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此而陷入政治失序的“治理困境”。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西式治理理论只是基于西方地域性经验的建构理论,其适用性必然存在限度。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强大的国家能力是帮助其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和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实践的中国式国家治理理论,不仅是对强调“强社会—弱国家”的西式治理理论的反思和超越,也为“强国家—强社会”的中国式现代国家治理新道路的治理逻辑提供了理论解释,为其他追求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