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协商民主作为多元社会治理的积极回应,对预防和化解转型期多元社会矛盾外显体现的群体性事件意义重大,有助于完善公共决策机制、利益协调体制和治理民主制度,从而有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但是,协商民主也因面临平等基础与公共责任匮乏、低效率以及维稳压力等现实困境而可能引发更大不公、损害公共利益、导致民众情绪失控以及民粹主义行为滋长等激化群体性事件的风险。为此,将协商民主与依法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依据矛盾形成发展阶段与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类型,选择恰当的治理方式是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必然出路。     

群体事件与社会安全

群体事件是当前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中最突出的问题,处理失当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现在已经进入了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而且中国社会还可能面临更多的矛盾冲突。群体事件的发生是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矛盾的表现,其产生和解决最主要的是靠政府制定公平的政策和政府的角色定位,长远来看,增强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建立包括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公平的社会政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以规则和信任化解官民冲突

如果现在执政者还不能从改写不合理、不公平社会规则的高度来审视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来反省官民之间的矛盾,仅仅依靠所谓的＂意识形态式＂的旧思维和旧方法来解决是没有出路的。     

利益矛盾视域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与化解之道

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千差万别。从利益矛盾视角管窥,多数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群体利益矛盾、官民利益矛盾激化而引发的一种社会冲突现象。体制内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阻滞、多元化的利益协调机制重构滞后、利益谋取的价值导向机制不够公正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相应地,完善体制内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增强利益协调机制的整合能力、实现利益谋取的公平最大化是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之道。     

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近年来各种矛盾交织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呈现出高发态势。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分为民族群体性事件、宗教群体性事件等三种类型,由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民族和宗教影响,境外敌对势力干预等原因引起,有政治化、国际化、组织化的发展趋势。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要严格区分事件性质,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法对社会控制的作用,建立健全处置事件的组织,建立多元化解机制。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探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存在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民众社会心理出现偏差,二是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途径和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针对这三个原因,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消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诉求表达与利益博弈机制,促使群体利益纠纷自我化解;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矛盾冲突。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演变态势及其动态应对机制

改革开放后我国群体性事件演变的基本态势是:群体性事件类型格局从过去单一的物质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转向多元类型并存的格局;发生的动因从在过去共同物质利益受损粘合点走向共同群体意识粘合点;公民参与群体性事件方式从被迫性转向主动依法抗争性;新兴媒体对群体性事件助推作用更加凸显等。根据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演变态势应采取动态管理机制,包括群体性事件分类治理的方针;动态追踪人民内部矛盾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以构建公民权利平等为核心路径化解社会不公平感的冲突源;根据非线性的演变特点健全社会矛盾预警和危机应急管理机制等。     

论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及预防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化解人民内部矛盾,遏制群体性事件发生,已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群体性事件一般由诱因、流言传导、群众参与三个要素促成的,三个要素相互作用导致事件发生。为此,建立民意表达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关注民生民意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对策。     

中国农村土地征收问题浅析

近年来我国进入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在这些群体性事件中,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农村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成为许多地方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中国农村征地制度亟须改革。     

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与防范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于矛盾的多发期。在开放、多元、动态的社会环境和信息化条件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不稳定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在短期问题与长期积累矛盾的相互叠加下，在国内不稳定因素与国际反华势力的相互交织下，群体性事件是今后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时间内不可避免的现象，其频发将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应该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更应该深入研究，寻找到有效的对策。     

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成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表现形式。改革中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利益调整的失衡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广大群众较为严重的政治依赖性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政治根源;公民开放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与不适当膨胀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思想根源。     

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群体性事件应对机制构建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是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社会矛盾升级的一个突出反映,科学地分析转型期的社会矛盾,理性地应对由社会矛盾升级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的长效机制,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通过建立各种应对机制来达到从容应对、科学决策、信息权威、处置果断、降低成本、社会和谐的目的。应急管理机制包括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决策机制、新闻发布机制、控制处理机制、善后处理与评估机制等等。     

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构建探析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应提高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化解社会矛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稳定的基础。试图通过分析群体性事件的含义、性质、特征,找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构建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机制,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应对突发卫生网络事件的思考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人民的利益诉求及表达方式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态势,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根据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已由一万起增加到六万起，参与人数亦增加到307万人。这其中，突发的卫生网络事件也在呈增长态势，     

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和化解机制

群体性事件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正确应对群体性事件,要坚持"现场第一原则",坚持信息公开,不断拓展沟通渠道,慎用警力,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从根本上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应建立健全包括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机制在内的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     

公安机关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及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各种社会矛盾和热点问题不断凸显,由此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日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不和谐因素。积极预防、有效应对各类群体性事件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应尽职责,而其中,公安机关更是责无旁贷。从公安机关的职能角度出发,提出措施有: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进一步完善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进一步加强防暴警察队伍建设;强化公安民警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试论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应对职能的建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各群体之间利益的摩擦与碰撞,使得社会问题和体制的缺陷不断显现,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之一。政府部门应该结合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和新要求,重新构建其职能,努力回应群众呼声,建立群众利益表达渠道;积极解决利益冲突,解决矛盾;控制收入分配,调节、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提高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效地遏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其应对措施

我国正处在重要的社会经济转型期,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与公民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双重交织,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发展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深入探究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找到内在的根本原因,寻求解决办法已成为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努力实现社会平稳发展转型的关键。     

对构建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的思考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严重隐患,如不能妥善处置和有效预防,则有可能触发更多、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从而不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政府机构应加强对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的重视,对有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做出及时、准确的判断,提前做好准备,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以最大限度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     

价值累加理论视角下的中国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成因分析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社会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地出现群体性事件,但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可以预防的。从社会学价值累加理论的视角对群体性事件成因进行分析,可为解决群体性事件提供借鉴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