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蔡定剑”

2010年11月22日，著名学者蔡定剑先生英年病逝．对于这位为民主宪政理想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思想者，社会各界痛惜不已、追思如潮，掀起了罕见的“蔡定剑现象”。     

蔡老师心中充满正义

本刊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近日因病去世。蔡定剑2004年初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官位，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任教。从官员转身成为学者，他始终身体力行去实践他的理想，始终秉持建设性心态，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出可操作的改革提议。在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路途上，蔡定剑一直坚韧地前行着。     

市民社会之于民主法治建构：根基价值及其启示

长期以来我们在民主法治建设中对国家的宏观制度设计重视有余,而对社会民众的日常参与关注不足,使得我们的民主法治建设曾经遭遇到了困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民社会视角在学理和实践问题上日益受到关注,诚如马长山教授在《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中所揭示的那样：市民社会之于民主法治建构具有根基价值和不可或缺性。视角的转换、学术的关怀标志着一种建设性、实践性的民主法治观的日益确立与展开。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一再表明,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完善,对于民主法治建构具有根基价值。     

法学专家给力拆迁立法

尽管在2010年，“CHINA”的英文发音被戏称为“拆哪”；尽管一起又一起血腥的暴力拆迁事件持续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大脑和神经；尽管“新拆迁条例”还在不断地讨论中。我们看到，有一批良心未泯的法学专家在研究、在探索、在呼吁、在呐喊，正如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主任蔡定剑老师。用他生命的最后一点余力，为拆迁立法而奉献。     

民主思想传入我国小史

正当本期发稿之际,我们万分沉痛地获悉社友郭永芳先生因病不幸逝世。先生正值知命之年,英华早谢,使人欲哭无泪。“孔子著春秋,绝笔于获麟”,先生毕生从事古文献和科技史研究,著述颇丰;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特为本刊撰写此文,呼唤民主科学,为我们留下了永远的纪念。先生浙江青田人,生于1937年4月18日,生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研究员,古文献和科学技术史专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构建文明和谐的甘肃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构建和谐甘肃”就是在甘肃这么一个省域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基本内涵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也就必须紧密结合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的理解来把握“构建和谐甘肃”的基本内涵。一、构建的“和谐甘肃”,应该是民主法治的甘肃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所谓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     

几句政法口号的误区

中国是个口号大国，放眼望去，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都有许多颇具中国特色的口号。应当说，一些代表了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口号，比如“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代表为人民”等等，对于普及社会民主法治意识、推动国家民主法治进程，有着积极意义。但有些口号，貌似表达了某种法治理念，却有违常识，极易使人跌入陷阱。不妨列举三例加以分析。     

不要忘记孙中山的社会建设思想

孙中山先生早在《建国大纲》以及其它文章中，‘就曾提出社会建设。他说：“统一以后，则重心又移在社会问题。”他不仅把社会建设视为“重心”，还对社会建设做了系统论述，完整阐发。他的社会建设思想虽然没有在他手中变为现实，但是，他的先进理念启迪了后人。孙中山先生在社会建设方面有哪些见解呢？孙中山把“人本”、“民本”作为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孙中山脑子里充满着自由平等。他认为人人共处于世界大家庭；他认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一国之内，实行“民有”、“民享”、“民治”。“天下是人民公有的天下，国家是人民公有的国家”，人人平等，“无尊卑贵贱之见”，“无贵族、平民之阶级”；他认为人人“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各得其所”，“国家的利益大家可以均沾”，“全国男女，无论老少，都可以享乐”，“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共享安乐之幸福”；他认为人人具有极高的道德境界，“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具备“为四万万人谋幸福”的博爱精神。     

编后语

贵刊上期刊登了周利娜《苏格拉底之死与民主———读斯东的<苏格拉底的审判>》一文。作者认为 ,“真正杀死苏格拉底的元凶并非民主本身 ,而是缺乏法治的民主” ,“苏格拉底之死 ,是有民主而无法治造成的悲剧” ,其根本原因在于“雅典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 ,但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笔者对此论断却不敢苟同。柏拉图的《克里同篇》曾阐明了苏格拉底拒绝逃跑、选择服从法律判决的理由 ,表明“雅典社会不但是一民主社会 ,且是一法治社会”。事实上 ,斯东本人也同样不认为“苏格拉底之死是由于雅典缺乏法治的民主”所致。他认为苏格拉底之所以与他的…     

台湾“民主”的困境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本文摘取自张维为先生为16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对于人们认识台湾当今的“民主”很有帮助。本刊特选登其中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论文原来的题目是：《台湾“民主”的困境、原因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年民主路线图（上）

30年来，在中国社会先后出现的“法治”、“人权”、“依法治国”、“政治文明”、“以人为本”、“保护私产”、“和谐社会”、“公民社会”等流行话语。莫不源自“民主”这一普世价值的精神滋养，它们支撑着政治变革的渐行渐深，也见证了执政理念和国家价值观的不断成熟。     

孙中山“权能分治”与“五权分立”思想述评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从事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同时,他在宪政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权能分治”与“五权分立”思想便是其宪政理论的精华。一、“权能分治”孙中山先生第一次表述“权能分治”思想,是在他1922年发表的《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一文中:“政治主权在于人民,或者直接以行使之,或间接以行使之。其在间接行使之时,为人民之代表或者受人民之委托者,只尽其能,不窃其权。予夺之自由仍在人民。”[1]孙中山先生把国家的政治权力分为“政权”(或者“民权”)和“治…     

“以德治国”的核心和重点是搞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

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 ,倡导“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各有什么样的内涵 ,两者之间该有怎样的关系和联系 ,如何在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使“法治”与“德治”相互协调 ,相互促进 ,以共同保障社会稳定 ,共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行进 ,就成为学术理论界应该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 ,本刊组织编发几位学者的有关研究文章 ,以期引起学术理论界对这方面的重视     

劝读《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正>毫无疑问,这是一本重申常识的著作。蔡定剑先生是我国知名的宪法学者,对宪法、宪政、公民权利、民主、自由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和实践考察。呈现在人们眼前的这本《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汇     

做个有“祖”的人

我曾说，无论教育如何“现代”，都别漏掉一点：培养孩子的“身世感”。即在精神、文化、情怀和风物记忆上，做一个有“祖”的人。具体地说，即做一个有祖国的人，做一个有故土的人，做一个有家传的人。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你到哪里去？一个人，只有打通了时间，找到自己与历史、个体与族群的联系，他的生命方可定位，方有“来龙去脉”和坐标系，他对自己的生命角色才有完整感受，才能“立身”，并持有生命的身份证。     

民主是我们的生命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比喻、这个命题，我’是赞成的、接受的。但是拿它和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说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相比，我就更赞成、更欣赏这样的比喻和命题了。民主是“生命”之于民主是“好东西”，实在是高得多、重的多。两者甚至无法比较：你怎么能拿“生命”和“东西”相比呢？因为“生命”是鲜活跳动的，最高贵的，必须倍加珍惜；     

论推进“枫桥经验”的法治化

“枫桥经验”是国家法治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实践，折射出朴素而深刻的法治原理，彰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内涵。“枫桥经验”虽是一个地方治理的经验，但是蕴涵着许多普适性规则，不仅在中国具有代表性，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我省公安机关是建设“法治浙江”的重要实践力量，必须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与深刻内涵，自觉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法治实践，努力推进“枫桥经验”的法治化建设。     

中国社会秩序整合原初理念探析

任何一个智能生命群体 ,都将按其原初的生存方式、社会秩序理念 ,构建其社会秩序模式。就像古希腊的城邦民主理念催生了雅典民主政治 ,古罗马用“私权神圣”创设了“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一样 ,中国古代社会秩序整合的原初理念是“合和”与“威摄”。     

从科学走向民主——读《在理解与信赖之间》

自“五四”以来,国人常以科学和民主并举,因为二者都是现代性中最重要的价值,也是相对来说我国比较稀缺的资源。所以,近百年来这二者至少在口头上赢得了国人的普遍推崇。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复杂,不仅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不可越界使用;而且两者也有交会之所,有时也会出现紧张和冲突,需要我们认真协调处理。一方面,科学事业作为现代社会动用大量社会资源的活动,涉及到公民的利益分配和平衡,必须要受到相应的民主调控和制约,不能以科学天然合理的名义,自外于民主政治的管理。对此,笔者在本刊2005年第5期“民主社会中科学的社会控制”一文中…     

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法治与德治——认清治国之道走长治久安之路——谈德法兼治与社会治安的关系

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倡导“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各有什么样的内涵,两者之间该有怎样的关系和联系,如何在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使“法治”与“德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以共同保障社会稳定,共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行进,就成为学术理论界应该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本刊组织编发几位学者的有关研究文章,以期引起学术理论界对这方面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