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中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研究的学术梳理

行政诉讼中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一直是学界有所争议的问题。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从理论与实践全面分析来看,行政诉讼中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其合法性与合理性,不可一概反对,但也不该简单用之。应当在正确界定其性质的基础上,明确被告可以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间,在强调对该行为进行审查之必要性的基础上,确立规范的审查标准,从而对此予以必要的法律规制。     

试论行政诉讼受案制度的改革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自创建行政诉讼制度以来,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几经调整,在总体上呈现出逐步扩大的态势。但是,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体制,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以及双方行政关系中行政合同可诉性问题等几个方面依然存有缺陷,致使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受到了诸多不适当的限制。这些规定既限制了行政相对人的诉权,也严重阻碍了我国行政诉讼和行政审判的发展,因此,必须针对上述几方面的缺陷,适度拓展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简析行政复议机关的被告地位问题

行政复议机关能否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应当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此已有了明确的规定,但理论界还有不同的看法.完全肯定说与完全否定说均有明显不妥,而折中说相对而言较为合理但也还有弊端,可以考虑修改相关法条.     

个人人事档案是否可依申请公开

[案情]陈某某退休前系某乡镇卫生院医疗工作人员。2017年10月28日,陈某某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公开其退休时的档案材料,该局受理后,向陈某某送达了书面《告知书》,告知陈某某所申请的个人退休档案材料不属于政府信息,故不予公开。陈某某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陈某某个人档案不属于政府信息,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履行法定告知义务,遂判决驳回陈某某的诉讼请求。陈某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某某又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之反思

一般认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认以行政主体为标准,这一规则给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带来了不利影响。以行使权力时的行为是否为行政行为为标准,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目标,则非行政主体等都可成为行政诉讼被告。我们必须对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做出反思。     

从行政诉讼看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条件

行政诉讼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诉讼制度。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依法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或事采取的能直接发生行政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其表现形式有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处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许可等。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或法定的其他组织;二是具体行政行为是对特定的人或事作出处理的行为;三是具体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只能一次性     

新法解读

新法速递政府信息公开纳入法治渠道2011年8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开始施行。该规定首次对人民法院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中遇到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全面规范。     

行政法治视域下刍议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

在行政法治视域下,村委会享有法律授权的行政职权,在正常的职责活动中履行着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有确定的行政主体地位;因而,其运用行政职权,管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进而,在履行某些行政职能并以自己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争议引起诉讼时,应当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被告席上的法院院长

58岁的杨德龙，坐在了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被告席上，脱下法袍换上囚服，两道浓眉、—双大眼、高直的鼻梁，尽管外在的帅气在杨德龙身上依旧可见，但作为一名法院院长内在的公正忍心、公平之责却早已不复存在。     

统一行政行为概念的路径选择——以境外行政诉讼立法技术为借鉴

在深受大陆法系行政行为理论影响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法律上创设以行政行为为基础的行政处分概念,并使之完善的过程中,立法技术的运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行政处分概念便成为具有实践性和技术性特色的实效性概念。近年来,虽然我国学者提出了统一行政行为概念的各种"概念界定型"的有益设想,但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莫衷一是。借鉴国外立法技术经验,尝试运用科学的立法技术来统一行政行为概念是非常必要的。     

行政案件被发回重审后被告不得重新举证的法律分析

笔者在代理行政诉讼案件过程中,经常遇到已经上诉的案件被发回重审后,被告又重新提供证据的情况。有些被告为掩人耳目,在案件发回后开庭审理前,又重新整理了一套证据和法律依据提供给法院。在其重新整理的证据和依据中,被告又加进去了在原审时没有提供的证据和依据,力图以此证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的。笔者认为,     

浅议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在行政诉讼中确立调解原则有利于发挥行政机关的主动性,也可以减轻法院不必要的诉讼负担,符合我国中华民族的诉讼传统,能最根本的解决纠纷,案结事了.随着对行政权力性质认识的深入以及对行政诉讼法实施多年来的实践总结,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原则已经势不可挡,虽然现在行政诉讼调解还未得到正式立法上的支撑,但已经以“和解撤诉”、“协调和解”等形式昭示天下,并且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的工作成果.     

析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之必要性

非诉监督机制已难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以致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实施的现象日趋严重,法院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势在必行。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宜将纳入诉讼范围的抽象行政行为界定为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且有必要提高相应的法院管辖级别;在国家赔偿方面,应体现“国家被动提供救挤”的原则。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相对人不得起诉抽象行政行为,但随着抽象行政行为的逐渐增多,其他非诉监督机制已难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以致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实施的现象日趋严重,法院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势在必行。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宜将纳入诉讼范围的抽象行政行为界定为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且有必要提高相应的法院管辖级别;在国家赔偿方面,应体现“国家被动提供救挤”的原则。     

行政诉讼中的被告

我国行政诉讼的被告确定是一个实践问题.但在理论中,被告资格确定与行政主体理论紧密相连.能否贯通行政主体理论与行政诉救济理论之间的联系,从体系的角度确定并扩大行政诉讼被告的范围,真正使得行政诉讼称为有效的救济手段.     

上诉发回重审案件中抗诉权行使之限制

[案情]被告人刘某甲、刘某乙、孟某明知是毒品而故意贩卖,一审法院分别以刘某甲贩卖冰毒92.02克、麻古8粒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以刘某乙、孟某贩卖冰毒25克、麻古8粒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审判决后,三被告人提出上诉,一审检察机关未抗诉。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重审法院未予改判。此后,一审检察机关在原判事实、情节、量刑均未发生明显变化时,以主刑部分量刑适当、但遗漏附加刑提出抗诉,即依法应对刘某甲并处没收财产、对刘某乙、孟某并处罚金为由提出抗诉,二审检察机关支持抗诉。二审法院终审判决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救济途径

目前,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不服既不能申请行政复议、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只能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复核;这一行为实际上成了公安机关最终决定的行政行为,缺乏应有的法律监督,不符合依法治国的理念.事实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机关履行处理交通事故的职责行为,其法律性质是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确认;应当完善对这一行为的法律救济制度,允许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6200万元资产姓“私”姓“公”？——“中国民告官第一案”再起风云

曾几何时,他的企业红遍中国电梯界,他的名字在珠三角无人不知,然而,一夜之间,他从自己的企业被扫地出门,从拥有三家企业、数千万身家的“创业者”变成两手空空的落魄者,一腔热血写成的八年创业史,两行热泪书写的五年告状史,汇成岁月的长河,染白了他的双鬓,他一直在等待着一个公正的答案——     

站在被告席上的受害人

2001年2月5日上午8时许，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座无虚席，一桩情节并不复杂，起因却十分特殊的诈骗案正在进行公开审理：本是“受害人”的刘登鸿，为了讨回自己一万多元“欠款”，竟然利令智昏，与他人一手策划了一起诈骗案，不仅未讨回分文．反而一头栽进了高墙铁窗里。庭审结束前，年近半百的刘登鸿痛哭流涕，悔恨交加：“都怪我平时不学法不懂法，才落到这般境地，当时我并不晓得自己的行为是犯罪。现在，我才大梦初醒，可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行政审判若干问题探索

行政审判历经十余年的发展，从无到有，取得了举世嘱目的成就。回首十余年行政审判的历史，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和《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出台为契机，认真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进一步促进行政审判的发展和完善，对实现依法治国基本目标，建设政治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反思与超越:中国行政主体理论批判

随着中国现代行政法理论的深入发展与法治行政的实践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因行政诉讼确定被告的需要而构建的中国行政主体理论——"诉讼主体模式"——所固有的缺陷渐渐暴露出来。为此,我们需要从本土化、正当化和功能化三个层面,在借鉴大陆法系国家行政主体理论——"分权主体模式"——的基础上,重构中国现代行政法的行政主体理论,并以渐进的方式替代现有的行政主体理论,以期回应当下中国法治行政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