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主宰论——儒家义利观的现代诠释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中,有些人的心灵为外物所惑,不明是非,不辨善恶,陷入价值迷惘之中,变成了随风飘荡的游魂野鬼。如何才能使这些游魂野鬼重新变成具有崇高道德品质的人呢?根据时代精神,全面正确地诠释儒家义以为上的义利观,从心灵深处清除五鬼,净化人的心态,找回真我,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试论儒家"义利观"对现代诚信政府建设的意义

通过对儒家思想中的基本命题＂义利观＂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再思考,多层面、多视角关照审视这一关乎社会、政府、公民,可以说是全社会的根本问题,以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理性光辉观照现代化诚信政府的建设,思考现代化诚信政府建设在文化上需要的合理内核。     

孟子义利观的经济伦理学意义

孟子的义利之辨并非只是空谈伦理道德,而是具有实际的经济伦理学意义。表面上看起来,孟子似乎不愿谈利,只谈仁义,但实际上在他的仁政主张中却很具体地涉及了利的问题,包含了对经济制度、生产活动、市场行为中的利益做出合乎道义的安排的实际内容。其中一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社会进步的必然 --义和利从对立到统一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自先秦到如今一直争论的热点问题.义和利在旧时代是一对矛盾,而在新时期应是对立统一的.义利统一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义利统一的基本前提是规则的完善与力行.     

市场经济下的义利观

义利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伦理规律问题，表现为道德与个人物质利益关系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直接目的虽然也是利润，但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追求最大的社会效益，即追求社会大义。因此，在市场经济下，我们仍然需要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社会利益的关系，坚持集体主义     

论孔子的孝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作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孝的思想贯穿社会发展始终,孝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孝作为儒家核心理论之一,倡导百善孝为先,君子立身,孝字为本等理念,不仅对当时社会,而且对后世道德价值观的塑造也影响深远。我们应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孔子的孝思想,寻求其合理成分,挖掘其现代价值,使其在当今社会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从儒家传统的义利观形成与发展来看,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与后来经过宋儒和近代儒家改造的“禁欲主义”的义利观是不同的。必须把二者区别开来,才能真正把握先秦义利观的本意,才能结合我国当前转型时期的实际评述其现代意义。一、先秦儒家义利观主要以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义利观为代表,准确的理解三人的义利观是正确认识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根本。1、孔子的义利观。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义是成为君子的前提,明确提出“君子愈于义,小人愈于利”。把义利先取后取作为衡量人格的标准。他认为“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这就直接在人性上对君…     

论孔子国家统一的思想

主张国家统一是孔子的一贯思想。他主张政令统一,天下有道;提出发展生产是统一的基础;鞭笞防碍统一的思想和行为;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平等思想,团结边远及各方面的人。他讲仁德、重教化、主统一、求长治久安的思想,于今仍有启迪作用。     

当代经济伦理视域中的“义”“利”问题

“重利轻义”和过分的“重义轻利”都不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是“义利统一”的正确义利观，这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当代我国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发展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坚持“义利统一”必须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人民利益的统一，必须坚持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统一，必须坚持求利目的与求利手段的统一。     

变革与制约--毛泽东义利观的变迁及其与传统义利观的关系

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借助唯物史观的理论张力,把历史观和伦理学统一起来,以利益原则为基础来探讨义利关系,对传统的义利之辩作出了新的回答。而其晚年的思想和实践却又折回以“义”拒“利”、以“平均主义”说“义”、以“公利”压制“私利”的老路。就毛泽东的义利观与传统义利观的关系而言,“革命的功利主义”可谓是对传统义利观的革命性变革,而其晚年的回归则深刻地反映出传统义利观的深层制约。     

论现代公诉权的价值构造

"公诉权"在我国被长期认为就是专指"刑事公诉权"。在这一片面认识的束缚下,"公诉权"很难被介入到民事、行政诉讼领域中,客观上阻却了公诉权的生存空间。其实,公诉权也是一种诉权,它除了涵盖刑事公诉权外,还应包括民事公诉权和行政公诉权。现代公诉权的确立,不仅便于我们对各个诉讼制度框架进行整体把握,而且有利于深化和挖掘公诉权理论的新内涵,科学合理地配置公诉权在具体制度中的应用,更好地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以维护法制的统一。     

试论爱国主义教育的当代特殊价值

新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教育在当代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纵向看，在和平建设时代，爱国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文化资源，爱国主义教育上升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横向看，在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成为弘扬民族精神，抵制西化的重要文化阵地；深度看，在国际共运低潮中，基于中国崛起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强化和提升政治教育的有效抓手和平台。充分认识爱国主义教育的当代特殊价值，有助于我们为搞好爱国主义教育找到切入点和着力点。     

论现代政府的公信力源泉及其价值定位

政府公信力问题是当前政府所面临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学者所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取信于民尽管是当代政府所必须致力于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府的被质疑和被批评也应视为一种新常态。受质疑的政府、批判性公民等等这样的现象,是一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并且也是政府不断改进工作、提升能力的某种助推器。当然,政府公信力的源泉本质上在于政府自身。所以,政府公信力的建构和提升一定在于政府自身的积极作为。但是,政府公信力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往往还不仅仅取决于政府自身的努力,它涉及到由政治民主化程度、政治结构及其功能改善、人民群众现代政治意识的确立等等所构成的社会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绝不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意义。     

论唐代司法效率及其现代价值

唐代法制是中华法制文明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 ,唐律中关于司法效率的规定已相当完备。唐律明确规定了官吏判案的期限和超期判案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同时为了保障有关判案期限的法律规定得到落实又建立了勾检制度。这一系列规定严密、有效 ,对于我国目前进行司法改革、提高司法效率仍有可借鉴的价值     

论网络舆情的引导

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越来越成为现实社会社情、民情的集中反映,稍有不慎,一起个别事件就可能引发一场舆论风暴,如果再被境内外敌对势力操纵、利用,就会对社会稳定和政府形象造成严重影响。面对汹涌的网络舆情,相关部门要下好先手棋,掌握主动权,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及时发布权威声音,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赢得公众和媒体的理解与支持,全面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当代中国价值观管理兴起及其原因探析

长期以来管理一直被认为是一门科学,人文因素在其中很难占有一席之地.但是随着科技理性独断一面的逐渐暴露,人们开始对其进行反思.文化价值因素开始重新受到关注,在管理学界最大的体现就是文化管理和价值现管理的兴盛.这一发端于美日的世界历史事实,现在已经波及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在国家治理和企业管理中,价值现管理正日益受到重视.中国价值观管理的兴起,既有国际的动因,也有国内的动因.对中国价值观管理兴起及其原因的探悉对于当代中国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     

论当代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对当代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要充分考虑多元化、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后现代主义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遵循对话--主体间性原则、认同--共生原则、养成--超越原则和生活--实践性原则.借鉴现代西方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价值澄清模式、价值观体谅模式、价值课程教育模式和认知发展模式的有益经验,持续增进青少年的价值认同.     

关于完善我国法官遴选制度的几点思考

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是保证高素质法律人才进入法官队伍 ,本文就完善我国法官遴选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论传统人情关系与现代公共规则的冲突和价值转换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耕家族社会,人情是调节社会关系和维持秩序的主要因素.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网络成员间有着亲疏不等的情谊,彼此相互关照,而对网络之外者则实行差别对待,担任公职者因此利用公共资源为"亲友熟人"谋取利益,从而造成政治腐败.在一定环境中,人情也有某种正面作用,但它与现代法理权威的基本精神是不相容的.充分竞争和高度流动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地瓦解人情网络,同时也应当完善相应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