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     

风正帆高好运航——巢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纪实

巢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中，牢记“三个至上”，坚持“质量立院，科学发展”的工作指导思想，强化“公正、公平、高效、廉洁、文明”的审判理念，努力为巢湖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他们在赢得当事人满意的同时，     

法治战略实施的“战术”问题

“法治战略需要战术(法律方法)的配合”是一个中国语境的命题,因为该命题在西方的含义是颠倒过来的:“法治战术(法律方法)需要法治战略的配合”.西方是先有细腻的法律方法或技术,然后才出现了法治战略.然而在中国,首先是政治上开启了法治战略,然后发现政治上法治战略与法学上法律方法、技术是割裂的,在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的位置,战略布局没有战术的配合.当我们思索法治战略与战术结合的时候,却又发现很多西方政治家提出了警惕法律方法在法治战略中走向极端的问题,认为过于细腻的法律方法很可能引领思维走向法治的反面.在中国,因为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而难以推进法治,因而需要提醒把法治战略与法律方法、技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学习到西方法治的经验,并使法治在中国发扬光大.     

大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全面提升“法律六进”水平

法治文化,是指与法治国家相适应的,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为引领,全面构建和完善知识普及、观念引导、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法律六进”（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新模式,是进一步深化发展新时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实施的客观需要．     

中国“法治大跃进”批判

当代中国,在法治逐渐成为无可置疑的社会主流话语的同时,从官方到民间,也慢慢地滋长出了一种可称之为“法治浮夸风”的政治社会气息,并已经非常显明地形成了可以称之为“法治大跃进”的思想与实践行动的社会现象。“法治时间表”的制作设置、政府主导“法治指数”的设计与应用、“口号”法治、“运动”式法治,就是法治大跃进典型的现实表现。本文揭示了中国法治大跃进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从革命的浪漫主义、民粹主义、偏狭的政治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法律工具主义、唯意志论、唯科学主义、革命论、国家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十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展开了思想批判;同时从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进行法治政党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建设四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进行了实践批判;提出了必须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抱持理性务实的态度、保持足够的耐心与克制,坚持踏实而坚定地循序渐进地不断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的基本立场。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个理论支柱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矗立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地基上的一座高大巍峨的理论大厦，其由“全面依法治国论”“法治体系论”“法治轨道论”三个理论支柱所支撑，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最稳固的体系结构。这三个支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最具原创性、范式性、体系性的理论精髓。“全面依法治国论”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革命、法治系统工程、法治文明新形态的三重定位。“法治体系论”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中国特色法治理论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法治轨道论”阐明了法治轨道如何明确法治的正确道路、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实践问题。三者相互贯通、浑然一体，它们扎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沃土内，生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应运而生又独具匠心的时代标识。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乡村法治困境解读

乡村法治化运动在乡村社会遭遇的窘态与困惑是发起者始料未及的,国家法治被乡村社会有意无意的歪曲,“下乡的法律”不断被乡土社会知识传统解读,法治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冲突愈显突出。本文放弃简单地对法治与乡村社会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进行批判的进路,试图通过借鉴和采用法社会学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强调回到中国的特定语境,回到乡村的生活场域和具体经验中,探讨当前造成乡村法治化困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分析实现乡村社会法治化之可能和必要,进而提出实现乡村法治化的可行路径。     

法治底色描绘乡村振兴秀美画卷——长沙法治乡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近年来,湖南省长沙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推动法治乡村建设为着力点,不断增强农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成功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9个,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10个,创建了江背镇金洲村等21个市级“法治乡村示范点”。一、长沙法治乡村建设取得的成效     

我国乡村法治建设的几对矛盾及其对策——结合“章丘经验”的思考

中国乡村法治建设任重道远，章丘经验开了一个好头，它向人们揭示了乡村法治建设在资源、主体、动力、主线、模式等方面的五对矛盾及其相应对策，即：充分发挥“小传统”资源，广泛吸收全社会参与，积极搞好村民自治，正确树立权利观念，高度重视契约价值     

从革命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马克思主义法制(治)观在中国的成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在法制(治)观念上有四大转变,这就是：革命法制观、“大民主”法制观、制约法制观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观。这四种法制(治)观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对法制(治)的不同看法。我们欣喜地看到,法治日益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可以相信,社会主义法制(治)将越来越完善。     

跛了脚的"法治"--与夏勇先生商榷

夏勇先生《法治与公法》一文的论述和“法治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公法问题”的论断有待商榷。法治很难分为私法意义上的法治和公法意义上的法治,而且法治与以德育人(治德)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要实现法治的价值,必须公私为谋,德法兼备;否则,便是跛了脚的“法治”。     

司法行政机关应充当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的“排头兵”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以法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要部门的司法行政机关,应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中当好“排头兵”,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铺设好“法治轨道”。(一)要充分认识司法行政机关在新农村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     

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统合意义上的“法治改革”论

探讨法治与改革的关系目的在于找出深化改革的路径。我们需要改变对法治与改革之关系的简单思辨,在对立统一关系中探寻法治与改革的统合体。“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的命题是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高度凝练,其中一核心内容是统合法治与改革关系的“法治改革”概念。在此概念基础之上,深化改革以“法治中国”为目标,“法治中国”则以深化改革为路径。在深化改革和法治建设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法治与改革两种方法都有了价值追求,也是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的正确方向。     

当代中国法治路径的考察——从一个乡村基层法官的判理说起

现代中国实现法治的路径研究很大程度是研究乡村社会的法治实现路径。论文从乡村社会的一个案例说起，通过这一案例展现了乡村法官在具体的裁判执行过程中，如何协调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针对这一状况，我们引介了国家正义与乡土正义的概念，详述了法官解决乡村纠纷的过程和实现法治的可能路径。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创新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篇经典文献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做出了原创性、集成性、划时代贡献。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法治轨道”、“人民至上”、“自我革命”、“‘两个首先要’‘两个不动摇’”、“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全面推进法治体系更加完善”、“两个结合”等新概念新理论新范式,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历史方位上谱写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新篇章,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新时代新境界。     

“法治中国”的意义阐释

法治中国的提出决不是要停滞改革,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稳步实现社会转型。这既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更为深入的分析之上,也是对法治观念、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更深刻的洞察。“法治中国”是法治精神的全面延伸,需要把法治精神内化为政府、政党和公民对法治的信任,把法律、法治话语当成思维决策的意识形态,把法治精神全面延伸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解中去。“法治中国”实现了由局部到整体的升华。法治中国使改革有了长远目标。在法治中国的目标明确以后,法治优位成了我们认可行动方针,任何改革都应该于法有据,应该重视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应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深化“五五”普法教育的探索和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将“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这两个重要概念写入了党的纲领性文件。特别是首次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提出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命题。“弘扬法治精神”的提出和践行，意味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进入了新的阶段，确立和实施十年之久的依法治国方略，正在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的内核，从法制体系的构建升华到法治文化的培育，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消极法治＂的理念与实践路径

法治可以区分为“积极法治”和“消极法治”两种不同模式。前者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并积极推动的实践模式，后者则主张法治发展是一个自生自发秩序的演化进程。在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当下中国，引入“消极法治”的理念以克制过于极端的积极法治思维，克服法治建设中动力来源单一问题及其产生的干预私域、流于形式主义等弊端，走出一条“积极法治”与“消极法治”并重的“均衡法治”道路，对于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一根本目的尤具助益。     

延吉市制定出台“法治延吉”创建标准

为扎实推进“法治延吉”创建工作，实现法治城市创建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市依法治市办公室依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创建“法治延吉”活动的决定》、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全市开展创建“法治延吉”活动的决议》和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创建“法治延吉”活动的实施方案》制定了“法治市、法治机关、法治镇（街）、法治单位、法治学校、法治企业、法治社区、法治乡村”创建（检查评比）标准。并下发给市直机关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驻延各单位实行。     

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有效对策

法治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对于我国全面构建法治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现阶段法制建设现状并不理想.基于此,本文重点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有效对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旨在通过一系列手段推进法治乡村建设,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