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我国税收的宪政问题——以税收立宪为视角

税收和宪政的关系是法学界的研究热门,税收问题可以也应当纳入宪政的分析框架中进行研究,这就是税收的宪政问题。我国的税收法制还不完善,其与宪法、宪政的逻辑亦未理顺,这严重制约了我国税收的宪政水平。本文围绕税收与宪政两大问题进行简要论述,从税收的宪政内涵出发,集中关注我国税收立宪的其它有关问题。     

浅议民主与宪政的关系

近些年来，民主与宪政的基本关系再一次成为学者与专家探讨的对象，形成了很多不同的学说流派，本文作者在从根源上探讨民主与宪政涵义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见解。     

税收立宪与有限政府的建立

在现代社会,税收涉及到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及国家的征税权,反映了人民与国家的基本关系。税收立宪通过制度设计限制政府的强制性征税权力,限制多数人的税收暴政,故其基本功能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纳税人的权利。本文从限制国家权力,建立有限政府角度出发,介绍了西方税收立宪理论和有限政府理论,论述了税收立宪与建立有限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     

关于我国税收立宪的建议

我国在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的建设方面都取得突出进展时,适时进行税收立宪势在必行。如税收立宪的范围、税收公平原则的确认、征税权的划分、确定立宪的方式等等都需深入研究与实践。     

社会基础:从宪法到宪政的关键条件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1982年宪法)颁行以来的30年,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卓越成就的30年,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的30年。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还是国家和社会各方面法治化水平的提高,我国现行宪法都功不可没。然而,如果我们从现代政治某种程度上就是宪法政治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     

论宪政语境下的税收监控

英美法早期的宪政运动表明税收监控是宪政产生的推动力量。近现代税收监控的宪政实践要求税收立宪,这是民主、法治的必然要求。税收是政府基于公权力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财产权又是公民权最核心最基本的权利。因此,赋予和保障纳税人税权、限制国家税权是税收监控的应有之义。     

财政立宪主义:我国宪法时刻的理论基础

宪法的第四次修正必将开启一个新的法治里程,一个稳定的宪政结构和常态性的宪政体系终将得以完成,我国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宪法时刻”。近年来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担当了“宪法时刻”的重任,人大制度完善的重要途径是通过审查预算进行的。财政立宪理论研究的宗旨正在于探索财政因素在宪政建设中可能的作用机理,目的在于对我国的宪政发展做出贡献。     

公共财政下的税收债法理论

国家与财政的公共性密不可分,二者关系的厘清,不仅关系着财政学基本理论的明确,也关系着我国财政法治的实现。而税收债法理论一改国家分配论的权力观,不仅为学界理解税收、税法的基本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更有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法体系。以公共财政为背景,从公共财政的核心及具体要求出发,探讨税收之债的基本涵义,着重分析税收债法概念的引入对于税法原则、税法权利及救济等关系着我国财税法治建设发展进程的重要意义。     

《反分裂国家法》的宪政基础

《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既反映民意,又体现宪政精神的良法。其整个内容均体现了现代宪政的原则和精神,具有充分的法理根据和宪政基础。     

宪政视野下的公共财政与监督机制解读

公共财政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财政,公共财政着眼于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目的,满足公共需要,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本文认为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宪政建设的基本要求,它确保公平、正义的实现。但要使公共财政真正服务于人民,体现宪政的精神,必须建立法制化的监督体制,确保公共财政有效运行。     

代议制与公共财政——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模式的形成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宪政包含着责任政府原则,其核心价值之一,就在于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以便保证国家权力用于公共服务。透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历程,就会注意到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是代议制,而代议制宪政模式的作用机理又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代议制既是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又是近代西方国家财政公共化建构的制度之基。因为,只有确保国家财政的公共化才能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这也正是近代西方宪政模式与其古典和中世纪时期宪政模式的不同之处:后者主要是通过司法来规制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表现为司法型宪政模式;而前者主要是通过议会对国家财政的公共化组建和监管,来实施对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表现为代议制型宪政模式。     

中国宪政社会基础的构建

国家与社会的合一及国家权力空间的扩展是中国宪政社会基础建设面临的最主要障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确定国家与社会的界限 ,是确定宪政社会基础的前提条件。宪政社会基础同价值取向具有内在联系 ,应兼顾各种价值的平衡。     

反省与超越:东亚宪政主义发展的路径与模式

20世纪90年代,东亚国家和地区发生了政治转型及民主化的浪潮,形成了所谓的东亚宪政主义。在第三波全球性民主化浪潮中,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引人注目,其已经显示的特质、路径和模式与西方古典宪政相比具有若干不同之处。反思和检讨东亚宪政主义发现,这种宪政发展路径并不是一种成熟的宪政成长模式,并不具有可以为其他后发国家效法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相反,任何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最终都必须在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得到体现,经济起飞的成果最终都必须在一个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宪政体制内得到维持并公平地让民众分享。     

税收与宪政——中世纪英国、法国征税权比较研究

议会对税收的不同态度导致了英国、法国自中世纪后期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本文以征税权为切入点对此过程予以考察,试图得到一些有关税收与宪政的有益启示。     

萧公权的宪政观——《宪政与民主》评述

萧公权先生写于民国年间的诸多政论,于宪政四要素法治、自由、民主、分权中更为青睐民主与法治,主张民治为体,法治为用。萧氏晚年愈加趋向保守,若以对待传统、历史进步论以及宪政建构的路径依赖为区分,其可谓一个中国特色的古典宪政主义者。     

政治文明与宪政的关系

政治文明是一个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抽象出来的且相对独立的概念。从内涵上说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民主 ;从外延上说 ,政治文明包括政治观念的文明、政治规范的文明和政治秩序的文明。政治文明同宪政的关系表现为 :政治文明是宪政的前提和基础 ;宪政是政治文明的支柱和灵魂 ;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主流、本质和终极趋向是政治文明的宪法化和宪政文明。文章最后还讨论了政治文明与中国宪政的建构问题 :即建构“民主”与“宪政”的协调并用模式 ,重塑“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系模式及完善“国家”和“社会”的二元结构模式     

论统一公法学建构的宪政基础——兼谈公法学总论研究的几个误区

始自新世纪初的统一公法学研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公法学的热点话语之一.规范的、建设性的争论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研究走向深入,勾画出了公法学总论的学科图景.但不容忽视的是其间也不乏偏颇误解之声,甚或偏离了统一公法学的研究路径,实有重申斧正之必要.为什么构建统一公法学,建构什么样的统一公法学以及如何建构,终极价值在于宪政.因此,明确宪政主义对于统一公法学理论建构的统领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法: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

法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国家公权力调控社会经济领域的经济法更是如此.中性意义上的"阶级"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是法产生的政治基础.经济法除了具有法的一般政治基础外,还具有经济法特有的政治基础.市民社会是经济法产生的政治前提,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与平衡是经济法产生、发展和繁荣的政治基础.     

论“财政国家”的宪法类型及其中国模式

"财政国家"的制度体系主要由财政收支划分制度、财政收入制度和财政支出制度构成。在"财政国家"的宪法类型上,我国已经实现由"集权国家"向"分权国家"的历史转型,仍然面临"行政分权国"向"宪政分权国"的艰难转折。在财政收入制度和财政支出制度等方面,我国属于"所有权者国家"与"税收国家"的混合形态,亟需实现由"计划国家"向"预算国家"的彻底转型。     

宪政主义:文化与制度的转型

民主、宪政与共和是现代国家政法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国在过去一百年中,共出现十部宪法,可见中国一直在探索着宪政的道路。本文试在总结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西方宪政国家的制度以及自由主义传统,深入分析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寻找一条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政主义道路。本文主要从文化与制度两个方面入手,分析文化制度的历史渊源并联系现代实际,强调支撑制度存在的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并阐述其中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