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公民权利行使的冲突与边界——以“广场舞”现象为视角

社会发展带来的公民权利意识觉醒无疑是法治社会和法学家值得称幸的事情,但公民对权利探寻的欲望却使得公民对自己权利行使的方向日益模糊甚至产生自我创设新兴权利的现象。法律的滞后性是难以被克服的,公民在权利行使时,往往会逾越必要的权利行使边界而跳入他人繁杂的权利网中,导致种种权利行使冲突。近一段时间,"广场舞"现象矛盾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讨论,对此,笔者从"广场舞"权利行使角度进行切入,探析广场舞相关主体权利行使逾界而产生冲突的原因,从而对公民权利行使的边界加以论证并提出冲突的解决之道。     

“公共利益”不是公民权利的否决性理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作出的警察只能在四种情况下检查居民身份证这一“尚方宝剑”,湖南法学博士陈杰人和火车站随意检查旅客身份证的警察较上了劲他认为自己这样做,不仅仅是维护自己的公民权,也在提醒警察加强依法办事观念（3月29日《潇湘晨报》）.     

律师何以“失语”

毋庸讳言，我国当前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机制还很不尽如人意，律师的职业风险还相当大。律师何红德、朱久虎的际遇，更是将律师执业权利受到公权力的蔑视与践踏活生生，甚至血淋淋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律师何以“失语”？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深圳撤销两类人员“黑名单”彰显尊重公民权利

2010年4月15日，深圳市公安局宣布：深圳办理居住证明取消“不受欢迎的黑名单”。这些“黑名单”共7类，大致就是两类人员，一类是有犯罪记录或者涉嫌犯罪的人；一类是所谓的“非正常上访人员”。笔者为深圳市公安局这一尊重公民权利的举动叫好。     

还“能见度”于民才能遏制权力期权化

权力期权化是更为隐蔽的权钱交易 形象地说，权力期权化就是延时兑现的权钱交易。官员在位期间，以公权力埋单的方式合法地付出投入，待其退位以后再安全地收回利益。相关的调查表明，权力期权化只不过是把任上权力操控的结果留待任后享受。权力期权化的特殊之处在于，行为人放公权力的“长线”，     

公民的“知情权”及其实现

知情权是公民的重要权利之一。知情权分为广义知情权和狭义知情权。狭义知情权是指公民知悉、获得行政信息的权利。中国一些现有的法律中已有关于保障特定公民群体(如消费者、股东 )对特定事项知情权的规定 ;近几年开展的“政务公开”活动又在保障公民行政知情权方面有了一个开端。但是 ,中国保障公民知情权特别是保障公民行政知情权的法律还存在许多缺陷。发达国家在保障公民知情权方面已经有了较为成熟和完备的法律体系 ,值得我国制订相关法律时借鉴。文章最后对中国制定相关法律时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质疑“足以”系具体危险犯或危险犯标志之通说

刑法分则中有六个条文存在"足以"的规定,对此规定,通说中存在具体危险犯和危险犯两种理解;其实,"足以"并非具体危险犯或者危险犯的标志,而是对行为性质或者程度的要求,行为具有或者说达到"足以"程度的,才成立犯罪,否则不成立犯罪,而与是否形成了具体性危险或者危险的判断无关;生产了假药、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非法采集了血液、制作了血液制品,只要这些对象具有"足以"的性质,就构成生产假药罪、生产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非法采集血液罪、非法制作血液制品罪的既遂。     

“酒驾”危害行为的刑法立法对策

近期接连发生的酒驾肇事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也暴露出我国相关立法规制的严重缺陷。基于社会发展和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我们应当积极寻求对酒驾危害行为的刑法立法完善对策。具体来说,可以考虑通过修正现有交通肇事罪法条、增设新的罪名、完善刑罚设置等方式改进现有刑法立法规定,从而有效地遏制酒驾等危险驾驶案件的发生。     

司法独立才能破解“民告官”难题

《行政诉讼法》在颁布25年来的首次修改,让人对其寄予厚望.其实这十年来,“民告官”案件败诉率越来越低,不会是民众越来越“瞎胡闹”,而是司法部门越来越沦为地方利益的保护者,司法公平、公正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破除部门立法才能防范立法腐败

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被“双规”已经超过20天，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郭京毅案件确实是因为受贿，但并非之前传言所指的某特定外资并购项目，而是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司法解释。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与我国刑事抗诉再审的反思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至今虽然已成为宪政人权和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但也不能作绝对的理解。基于现代社会条件的变化,也出现了强调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到重视社会公共安全、被害人权益的保护的转变。因此,对"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理解和适用也应作相应的调整。     

立法目的的历史性变革——从“立法治民”传统到“立法为民”原则的确立

中华大地早期国家"立法设刑"的目的是"治民",统治者是治国理政的主体,民众是被治理的对象,法律则是治民的工具。在儒、法两家为主的先秦时期统治指导理论中,上述理念都是一致的。虽然自先秦以来,"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一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据有一席之地,但即便是一直主张"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的儒家,也从未认为民众不是居于受"治"的非主体地位,因而传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在历代统治者心目中仅仅是一种治国理政时的策略和手段,这种形成定势的传统思维作为历史积淀对新中国的法治进程一直发挥着负面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强调坚持人民在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了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本质上不同的"以民为本"的理念。将"立法为民"确立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性原则,写入了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确定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进一步确立了以"立法为民"作为立法目的这一新时代的新思维,完成了立法目的历史性大变革,在中国法治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必将发挥重大的现实作用。     

控烟立法与“吸烟权”的边界

控烟立法旨在控制烟草产品的危害,而与此同时却也触及到吸烟者的自由和权利.政府公权力介入烟草产品的管制,是否侵害了公民吸烟的合理权利？政府在控烟上的公权力的正当性源于何处？控烟立法与吸烟者“吸烟权”的边界又在哪里？本文将通过探讨控烟立法与“吸烟权”的界定,明晰各方权利义务的配置,为政府合理运用公权力进行控烟提供依据.     

从唐福珍自焚案看公民权利就是最大的公共利益

所有拆迁事件．都体现着一个可怕的观念．这一观念在某些政府官员的头脑中牢不可破。这一观念简单说就是，把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对立起来．认为公共利益理所当然地大于公民权利。最近报道的黑龙江省东宁县县长任侃公然告诫“钉子户”。“不要与东宁人民为敌”．就是对这一观念最生动的注脚。     

尼罗河传说：小矮人的“权利”

人类的足迹最早从非洲开始。而法律的足迹。则可能最早自尼罗河畔一片野生的香蕉林开始……     

“先行先试”立法模式及其实践——以“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立法为中心

"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是"变革性"立法模式和"自治性"立法模式的结合体,是统筹"立法先行"和"试错先行"的较优安排。在欧盟和我国经济特区的立法实践中,这种立法模式得到了成功运用并表现出较大优势。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先行先试"立法模式可以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其长处的发挥和其弊端的弥补,无不具体反映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促进条例(试行)专家建议稿》的立法模式、体系结构和内容目标等具体要素上。这必将为今后的相关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     

“危险概念是一个危险的概念”——关于狭义危险犯的理论及立法检讨

危险犯是指以侵害法益的危险状态的造成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而实害犯是指以对法益实际损害的造成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为更好地为立法论和解释论服务,将实害犯作前述界定是有必要的,借此亦可与结果犯区分开.危险犯与实害犯这组概念解决的是犯罪成立条件的问题,而行为犯与结果犯解决的是犯罪既遂条件的问题.从立法论上,我国刑法分则关于危险犯与实害犯立法模式的选择具有随意性.     

论环境法典的“行政领域立法”属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环境法典确定为“行政立法领域的法典编纂”,需要正确把握环境法典的属性。生态文明入宪、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迅速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现状对认识环境法典的“行政立法领域”属性提出需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目的、国家目标、国家任务不断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环境法典的“行政领域立法”属性的涵义。以此为基础,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分类方法,明确环境法典“领域型”特性,提出环境法典编纂方案。     

论“婚内强奸”行为的犯罪化

针对学界争论较大的“丈夫是否成为强奸罪主体”亦即丈夫是否具有“豁免权”问题，从国内外相关刑事立法及司法例入手，从法理学、生理心理学、社会学及刑法犯罪理论等方面分别进行了分析论证，从而得出婚内强奸行为应当归罪的结论，并提出了程序及实体上的相关立法建议。     

“速度与激情”事件引发的民法思考

四川绵阳“速度与激情”事件多方位反映出民法的问题。公民的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公权力机关在对公共场所进行合法监控时必须保护好被监督公众的隐私权等人格权；公权力机构对依法获得的公民信息因过错而公开的侵权责任。这些反映出的民法问题都应该进行深入思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