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与西方法治传统

西方法治 ,无论是理念还是制度 ,都源于人们对人生意义、价值的认知和关怀。古典的法治理念和学说脱胎于希腊时期人文思想的襁褓。而近代法治的生成又得力于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张扬。人文精神的理性追求奠定了近代法治主义的思想基础 ;人文精神对人的深切关怀唤起了人们的法律信仰 ;人文精神内在的自由平等精神锁定了西方法治的价值取向。     

论法律信仰与我国的法治建设

法律信仰就是主体对法律的主观心理信念及在这种信念引导下的行为拜从,是法治社会的精神先导,也是解决我国目前法治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根本出路。跟建立法治社会的要求相比,我国在价值理性建构方面存在着不足,也因此影响了国民法律信仰的建立。构建价值理性要充分重视本土资源,重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作用。     

浅谈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已经被认定为一项基本的治国方略,法律信仰对法治国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法律信仰状况令人担忧,培养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需要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     

转型中国的法律体系建构

按照中国执政者依法治国的施政蓝图,到2010年中国将形成自己的法律体系,立足于这样一个重要时点的临近,本文以中国政府尤其是立法机关关于法律体系建设的认识和实践为基本线索,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法律体系建设的整体思路和布局问题。文章将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在法律体系认识和实践上的主要技术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即理性主义的建构思路、国家主义色彩、立法中心-行政配合的运作模式,以及简约主义的风格,认为这些特征在集合意义上铸就了当下中国在法律体系建设上的某种封闭性质;主张就此进行深入反思,并从转型中国社会法治秩序形成的原理和要求出发,树立一种关于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构建的开放性思考,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法治与法律信仰

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并将其写入宪法使其具有宪法的最高权威和效力。全民法律信仰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标,但由于我国的一些体制和历史方面的原因使得公民的崇尚法律意识的水平远远跟不上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因此如何提高全民的法律信仰成为我国建设法治社会工作中的紧迫任务。     

法律理性与法律教育

法律理性包括法律的理性、法律人的理性和法律教育理性三 个方面。法律理性的多重性决定了法律教育问题的复杂性。法律教育理性是法 律理性的重要内容,法律教学方法是培养学生法律理性的具体手段。课堂授课 法和案例教学法主要传授法律的理性知识,诊所法律教育主要培养法律人的理 性。我国应该建立双轨制的法律教育制度。     

网络社会秩序建构的法律路径研究

网络社会同样需要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要把有序关系引入到网络社会中．需要借助于法律的作用。由于网络社会秩序建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法律体系诸部门特别是民法、知识产权法、刑法、行政法等协同作用。要充分发挥法律对网络社会秩序建构的作用．应克服“网络法律虚无主义”和“网络法律万能论”两种错误倾向。     

法律思维的转型与法治建设

法律逻辑学理应以法律思维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以一般抽象思维作为自身的研究对象．法律思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思维是指一定的社会主体在与法相关的社会实践中所遵循的一定的思维样式；狭义的法律思维仅指法律职业主体的思维方式。我们决不可用对狭义的法律思维的研究取代对法律思维整体的研究。法律思维与法律意识的关系密切，它是法律意识中不可或缺的内在渗透性要素。因此，欲推进法律意识现代化进程，就必须努力实现法律思维的现代转型并努力培植公民的法律信仰。     

论个体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冲突与协调

个体因各自不同的判断负担,就何谓善、何谓正当乃至正义的观念以及在具体情境下该如何行为的决断上,其形成的理性多样且无穷。法律的理性则是国家在各个专门领域关于上述问题的答案以及由此确定的若干价值目标及相应路径选择,通过法律规则和原则表达。由于法律的集体主义性质和创制方式,法律的理性有限,不可避免地与个体多样、无穷的理性发生碰撞。故二者的冲突一直存在,如何协调?在关乎宪法性的根本问题和基本正义方面,个体理性应服从法律的公共理性,同时也应为个体理性质疑法律公共理性提供公开的途径,以检验法律的公共理性。此外,协调二者冲突的现实性在于:在个体理性的内外限制以及平等原则的运用客观上达到了一种社会控制的效果,这大大缓解了个体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冲突,而确立制度上的博弈空间乃为协调二者冲突的持久之道。     

法律信仰的路径——传统中国法的考察与当代中国法治状况的反思

法律被一个社会所信仰的关键前提之一，在于它必须是一个民族传统的某种形式的延续。从这个角度看，自汉代初年的“引礼入律”就是将中国古代社会久远的传统注入到法家建构的法律体系之中，并统摄在儒家思想的灵魂之下，由此使法家的法律体系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也促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信仰的形成。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宗教及世俗的双重特征，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自上而下的实践表达，使这种信仰极易为民众所接受，并持续近二千年之久，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的人为割裂，是今日中国社会法律信仰难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建设法治社会必须面对与反思的重大问题。     

法律文化之法律信仰——法治的精神内核

"信仰"本身不是法学上的概念,但是在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法律信仰被越来越多的法律实践者甚至法学理论界所推崇。本文通过阐述法律信仰的内涵,法制与法律信仰的关系,强调了培养和提升法律信仰的重要性、分析了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并且提出了如何培养和提升公民法律信仰的对策,以期更多的人能够自觉的将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自觉自愿的服从法律,实现真正的法治,使法治不仅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更是作为一种社会状态而存在。     

浅谈法律信仰

伯尔曼的法律箴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完美的阐述了法律信仰的应然性和必要性.本文即从此出发分析了我国法律信仰的现状,从历史传统和现实中的法律现象两大视角透视我国民众缺乏法律信仰的主要原因,并从立法、执法、司法、公民的普法等多个角度,探寻培养我国民众法律信仰的途径和方法.     

孔子学院发展中的法律困境与建构

孔子学院法律制度建设落后,存在着主体资格定性不明、基本法律依据缺失等法律障碍,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国不同于西方的法律文化传统和制度理念.为保障孔子学院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制定《孔子学院法》,明确孔子学院在汉语言推广中的战略地位,完善孔子学院主体制度,并建立孔子学院危机应对法律机制.     

法律工程视野中的法律解释方法体系建构

建构完善的法律解释方法体系是中国法治实践走向深化的迫切需要,也是法学研究者长期以来追求的重要目标,但却一直未能如愿.法律工程思维的引入则为这一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方法指引和手段依赖,为法律解释方法体系的建构在具体解释方法的整合、操作手段的规则化和多元价值的协合提供了支持,这是法律工程思维自身具有的综合集成性、建构性、设计性特质和求用导向能够引致的重要转变.     

法律与作为西方理性精神核心的数学理性

数学理性是西方理性精神的核心。在西方文化史上 ,数学曾经既具有技术层面的应用性功能 ,也具有思想意识层面的解释性功能。数学对西方法律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 ,西方法律文化体现了大量的数学理念 ,这些数学理念直接影响了法律的内容 ,使西方法律文化别具特色。罪刑法定等重要法律原则的提出就与数学理念有关。     

论法律的思想实践及其实践理性原则

法律的思想实践即主体以法律工程设计模型为对象而在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中进行的以思想操作与思想实验为核心的思维实践活动。法律的思想实践是全部法律实践活动在逻辑上和事实上的真正起点。思想性、实践性、现实性、创造性、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结合,是法律的思想实践的基本特点。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客观性和逻辑一致性,则是法律的思想实践必须遵循的实践理性原则的核心原则。     

法律信仰——法治的精神支柱

法律信仰在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起到关键的作用。然而当前在我国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法律信仰危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传统的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更有思想观念的影响。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法治社会将无法形成。     

论西周法律思想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价值

西周主要的法律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明德慎罚＂和＂礼治＂。本文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分析西周法律思想,取其重人事、主张教化、慎用刑罚等精华,舍弃诸如礼法不分、注重身份等级的糟粕,重新认识法与德之间的关系,寻找提升法律权威的途径,从而推进当代中国法治建设。     

西方人文精神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本文认为西方人文精神对于中国法治建设有着积极的影响,我国应博采众长,依据中国国情移植国外先进的法律思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     

浅谈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建构路径

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以"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原心定罪"为核心的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法律儒家化的过程。本文以此为着眼点,剖析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建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