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官话"

“官话”,是指官场上流行的一种官员特有的话语系统,据说,它肇始于清代雍正时期。当时,有一批广东、福建籍的地方官被召见,南方官员的粤语和闽语令皇帝在听完一番冗长的汇报之后一无所知。雍正皇帝敏锐地发现。如果老百姓连官员的语言都听不懂,何以治理?此外,上下级官吏说话相互听     

别都拿“官话”说事儿

先作个注解,何谓“官话”?就是时下官方官员,经常不离口而又有号召性,或者具有指导作用的那些话。这些话又有可能颇得百姓欢心。读者诸君,明白了吧!那我就先来说说我碰到的两件小事。     

普通话历史

官话、国语与老国音 现代普通话的历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之前叫“官话”。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二是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三是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多元政绩竞赛：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新解释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干部选拔标准和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注意力分配的视角，从“创造政绩的约束条件”以及“创造政绩的理性选择”两个维度出发，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地方官员间的晋升竞赛的本质是地方官员在有限注意力前提下针对不同行政任务的注意力分配基础上的多元政绩竞争。对中国地方官员多任务竞逐的经验加以考察并进行类型学建构，可以发现地方官员面临着运动性任务、竞逐性任务、日常性任务以及约束性任务的多目标考核。在此基础上，中国地方官员的政绩竞争呈现出“直通赛”“锦标赛”“资格赛”“淘汰赛”并存的多元政绩竞赛格局。对“多元政绩竞赛”分析框架的“小切口”建构，有助于为进一步认识“地方官员行为与国家治理逻辑”的“大问题”提供新的进路及可能。     

如何避免官场政治“秀”而不实

朱新军在2012年第16期《人民论坛》上针对当今中国社会频繁上演的官场政治秀发表观点认为，近年来，指责官员“作秀”渐渐成了许多人的习惯，这种社会心态的产生，除了个别官员的“作假”、“忽悠”之外，原因还有两个：一是部分官员在“秀”正确的内容时。却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二是部分“作秀”因官员缺乏恒心或被误解等原因半途而废，“秀”而不实。那么，怎么引导，使官员能够在政治舞台上“秀”出最佳效果呢？对于官员来讲，一方面，必须在为什么“秀”、拿什么“秀”、怎么去“秀”的问题上进行认真斟酌和考量，以正确方式“秀”出正确内容，坚持不懈地“秀”下去。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公众的怀疑心理，并为政治生态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和社会环境。     

他们为何信“访”不信“法” 苏冀等省部分群众越级信访事件调查

信“访”不信“法”的行为,是某些执法机构和执法官员“逼”出来的。执法官员的政治觉悟不提高、思想作风不转变,即便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森严的法规制度都无济于国泰民安。     

官员迷信究可哀

近日．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博士完成的“我国县处级官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得到了一批实证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县处级官员自称相信“相面”这种迷信形式的比例最高，为28.3％；自称相信“周公解梦”的比例排第二，为18．5％；自称相信“星座预测”的比例为13．7％；自称相信“求签”的比例为6．0％。而且这些官员中，大半家里设置佛堂．每天香火伺候。反之，只有47．6％的县处级官员表示不相信迷信现象。也就是说，有超过半数的县处级官员，不同程度地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存在。     

官员选任制度改革提速

中央和地方双向交流任职、从基层遴选公务员、工人农民报考国家公务员、基层官员集体“充电”……2010年，中国在官员选任制度改革方面打出的“组合拳”，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从公务员的选拔，到各级党政官员的晋升，     

反视察六大妙法

反视察六大妙法●梅桑榆视察是上级官员了解下情的途径之一。古代官员可以“奉命巡按”，敲着锣视察各地，也可以“微服私访”。而今“微服私访”几乎成为绝迹，官员下基层视察，大多事先打招呼、发通知。这种先声夺人的视察，给被视察地区的官员以充分的时间准备。于是，...     

为官定位、官本位与公务员制度

九四年，《党政论坛》开设了“政府形象漫谈”的新栏目，很在意义。我也来凑凑热闹。政府形象是由官员形象构成的，而官员的自我定位问题，则是决定其官员形象的重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官员的“位”分为“社会主义”和“社会公仆”，并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权应该努力使“社会公仆”不致于堕化为“社会主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概念，官是指在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中担任一定职务或享有一定特权的人物，是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这个定义太强调了阶级性。根据这种解释，社会主义…     

灾后重建绩效会影响官员晋升吗？——基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考察

选人用人工作任何时期都在进行，而学界对官员晋升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常态化的分析维度。为弥补这一不足，厘清非常态下的官员晋升规律，本研究聚焦汶川地震受灾区，搜集、整理出263位县级“一把手”数据来系统考察灾后重建绩效对官员晋升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重建绩效和社会重建绩效能显著增加县级“一把手”晋升概率，但对党政“一把手”晋升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此外，良好的社会重建绩效能加快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晋升速度。研究结果表明，“一把手”官员在重要关头、关键时刻的表现会成为上级部门干部任用决策时的考虑，这一发现拓宽了官员晋升的研究范畴，能为完善非常态时期人事管理工作提供一定启示。     

“60后”成地方领导中坚

多名年富力强的中央部委司局级官员近期赴各省份任职。外派基层的“京官”基本都属于“60”后官员，年富力强，而且学历高。     

中国政府官员规模问题研究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臃肿”。但是,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即可发现,中国在政府官员规模方面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绝对规模过大,而是比例、结构不合理和“运行性过剩”。要打破“数量屏障”,避免人云亦云,理性地分析政府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官民比、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农业人口和政府职能,是制约政府规模的五个基本因素。在21世纪初,以中国的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为基础,政府官员的合理规模,应该是控制在全国总人口的1％左右:“官民比”在纵向政府间应当逐层次降低;要分阶段调整政府官员规模。目前对政府官员规模的控制要“适度从紧”,将来有条件时再逐步到位;要重视调整官员结构,包括文化、年龄和专业结构,也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的配比关系。     

“先富”地区无权止步“免费”

据报道,一些教育专家和政府官员希望,“先富”起来的某市能在全国率先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但当地教育局官员却认为,现在还不到时候,“如过早免费,效果会适得其反。”“要搞就全国一起搞”,“应该先让农村教育现代化,再考虑实行免费的问题。”     

江苏省信访局原巡视员张云泉谈——做群众工作要杜绝官话套话

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假话不仅耗费时间精力，而且贻误党和国家的事业，与践行“为民、务实、清廉”都是严重相悖的。我在近三十年的信访岗位上，感到在基层做群众工作，要杜绝“假大空”，做到“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警惕“雅贿”

“雅贿”又被称为“优雅式贿赂”，是行贿者为了讨好附庸风雅的官员，适应贿赂新需求，而在贿赂方式上产生的新变种。“雅贿”一改以往赢接送真金白银、皮袍、人参、香车豪宅和有价证券等传统做法，摇身变成了给官员们送他们喜欢的玉器、青瓷和名人字画等。     

唐太宗也搞过“钓鱼执法”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从唐高祖手上接过大唐江山,为了一洗前朝积弊,打击官员腐败,澄清吏治,太宗皇帝动了一番脑筋. 为了摸底官员群体中到底哪些人是贪官,唐太宗用了个“小方法”——秘密派遣亲信故意去行贿要害部门的官员,就是“钓鱼”.有鱼饵,果然就有“鱼”上钩,“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唐太宗立即派人把这个司门令史给抓了起来,并且要杀他以警诫其他官员.     

“官员问责”呼唤从制度上突破

自2003年“非典”时期一大批各级官员因未能履行职责而被就地免职以来，“官员问责”制开始走进人们的政治生活。这表明我国对重大事故、事件中失职的官员进行问责已经付诸实践，责任政府的形象已深入人心。树立权责对等理念，建立责任政府正在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新的举措。，     

依法规范财产申报制度

微博反腐，在2012年的网络世界中十分红火，被曝光的涉．腐人物包括“表哥”杨达才和袁占亭、“房叔”蔡彬、“房爷”周伟思等。这些人一经微博曝光，立即引发公众对其财产来源的强烈质疑，然而当公众要求公示这些官员的工资收入时，却几乎都被相关单位以“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为由拒绝，这反映出在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和正规反腐渠道的不通畅。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依法规范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公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