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学语境下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创新探讨

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已具雏形,但处于"粗放"状态,形式主义比较严重,应急反应结构单一,"条条"与"块块"分割,难以形成整体的协同效应。要打破各地为阵、自成体系的格局,既强化危机时中央政府的统一决断权,又保证平时组织机构正常的分权运作,同时调动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应对,就必须创新公共危机管理模式。为此,本文根据协同学的科学原理,尝试性地提出构建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模式的主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界定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概念,揭示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特征、结构与层次,探究构建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机制的路径。     

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模式分化及现代化转型

随着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方式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飞跃。目前，我国形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和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目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三大模式的实践表现都未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政府主导下“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推动多属性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明确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加强公私协同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私主体在协同关系上的情感嵌入是实现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明确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促进与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衔接，能够实现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公共管理方式转向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格局中,社会公共管理方式正在向多元化、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变。协同治理能够避免单一主体社会管理方式的"失灵",是我国社会转型、建设和谐社会与法治政府的需要。协同治理过程中,在保障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要积极发展与培育社会组织;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协同治理制度体系与参与机制。     

摊贩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第三方机制及其实现

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机制介入政府摊贩治理行动的研究以浙江新埭镇摊贩治理行动为个案,以协同治理理论为理论支撑,从社会组织功能视角探究社会组织协同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可行性及实现路径。治理政策倡导、利益整合与利益实现、矛盾化解以及促进有序治理结构的生成是社会组织协同政府进行摊贩治理的功能体现。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反思,社会组织协同政府开展公共管理的长效机制要从社会治理空间让渡、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培育公共精神等方面加以实现。     

基于EMAC模式的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多省交界区是我国公共危机的多发地段,"囚徒困境"与"屏障效应"严重影响治理效果。以湘渝黔边"锰三角"为例,分析了我国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至下而上"推动和"至上而下"干预模式,存在着治理主体单一、缺乏规范化的跨边界合作治理制度保障和一体化协同合作机制等缺陷。美国《州际应急管理互助协议》(EMAC)以法律的形式构建了跨州协同治理框架和运作机制,给我国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极大启示。我国多省交界区应构建全国性的危机救助合作框架、跨省多中心治理网络、一体化的运作流程,以实现跨界协同治理目标。     

社区协同治理中的社会工作人才、机构与方法介入

新时期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与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给中国的社区治理提出了"结构性"的挑战,呼唤我国社区治理走向多元协调的"协同治理",强调在政府主导下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服务者共同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格局。这一模式的形成,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与条件。社会工作以其助人自助的社区治理理念,以其恢复、预防和发展功能,以及专业化职业导向,为实现社区协同治理提供了新的人才资源、组织资源与方法介入。     

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地方实践及经验启示

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农村社区治理的地方实践探索中,作为国家实验区,江苏省太仓市形成的"政社互动"模式、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的"社团化治理"模式、山东省日照市形成的"治理体系及治理流程再造"模式,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启示。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基础性治理制度体系改革是基础、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核心、"上下互动"的实效参与是关键。总体上来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其目的是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其实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个体解放。     

公共管理方式转向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格局中,社会公共管理方式正在向多元化、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变。协同治理能够避免单一主体社会管理方式的“失灵”,是我国社会转型、建设和谐社会与法治政府的需要。协同治理过程中,在保障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要积极发展与培育社会组织;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协同治理制度体系与参与机制。     

从“单方供给”到“多元供给”——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综述

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合作国家理论、公民参与理论、社会协同理论为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针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需结构失衡、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呈现非均衡化、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错位与渠道单一的现状,为了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应该从传统的国家单独供给向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与社会化的方向改造,形成由政府、市场及社会构成的多中心供给模式。     

十八大以来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实践与新方向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方面进行了诸多新探索,形成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公平正义、司法公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诸多新理念与新思想。在新理念、新思想指引下,治国理政的实践探索逐步展开:加强反腐体制改革,实现权力运行规范化;加强法治建设,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促进社会治理协商化、民主化、包容性;强化开放、流动社会中的公共管理服务功能,促进城乡管理服务一体化。这一系列新探索正是新时期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重要体现。十八大以来,党的治国理政呈现出新的发展方向及新特征:党内民主成为推进社会民主建设的源泉和引擎,法治模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新模式,顶层改革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相呼应,在放权社会中推动形成"政社互动"的良好局面。     

近年来公共管理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

新世纪以来,随着欧美各国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深入推进,公共管理理论研究进入"第六波"发展浪潮。当前,公共管理研究呈现出新的理念与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从新公共管理(NPM)转向新公共治理(NPG);研究重心从强调"管理"要素转向"公共"要素;行动主体转向科层制与市场的结合体———网络。展望后危机时代,全球公共管理发展将面临系列共同挑战,出现新的主题与研究方向:全球化3.0时代的比较公共管理和全球公共管理研究;处理全球复杂公共事务问题的协同治理和网络治理;Web2.0信息技术时代的数字治理等。     

“参与式治理”理念嵌入下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

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履行公共职责,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手段,提供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政府存在伦理、价值、方式的必要前提。当前,在民众不在场、非文化部门缺位、社会力量乏力等因素的限制下,公共文化服务在现实运作中出现一些形式化、片面化、局部化等问题,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利益保障属性无法得到充分实现,结果则表现为民众利益的受损。参与式治理是一种治理模式,侧重于强调利益相关主体协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中,生产政策和分配资源。借鉴"参与式治理"思维,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在民意表达与回应、政府内部组织协调机制、公私合作、社会组织参与等方面进行体制完善与模式创新。     

"智能+社会组织监管"机制创新研究

"智能+"理念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引入,实现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和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互联网+"这一理念已在政务、社工、社会组织监管等领域得以推广,"智能+"在政府工作领域得以实现。以社会组织监管为研究对象,探求"智能+社会组织监管"运作机制及其特征,体现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灵活性"与"开放性"、过程监督的"全方位"与"透明性"、评估工作的"便捷性"与"科学性"。要使其特征对社会组织监管产生积极影响,必须重视法律与政策、管理责权、技术支持与平台构建这三大板块的建设。     

我国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政府公信力研究

在民主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背景下,一种强调多中心协同、参与及责任的治理模式正逐渐成为许多国家摆脱"信任赤字"的"救命稻草"。以治理理论为基础,从多中心治理的视角出发,结合公共问责理论提出的要求,分析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发现多中心分权不当、合作不力、问责不足等问题直接阻碍了国家治理进程中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性、回应性和有效性的实现,影响了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基于此,通过法治建设、制度建设和全面监督系统实现依法分权和治权,打破政府单一垄断公共权力的地位;通过信息公开机制和提高多元主体参与意识,实现协同参与,增强各主体间的互动回应;以道德基础、科学政策、绩效考评体系和公共问责机制,实现公共问责,为构建服务型政府、高绩效政府、责任性政府付出努力,最终改变我国政府公信力弱化的现状,以期稳步提高政府公信力,走向善治。     

实现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善治”路径探论一一基于社会资本重构的视角

基于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在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实现农村社会整合，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方面显示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文章论述了乡村治理与社会资本的理论关联，并具体分析社会资本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社会整合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弄清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现状的基础上，对如何重构农村社会资本，以解决“乡政村治”模式下的治理困境，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社会资本视域下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基于江西省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新时代的村民自治转向社区自治,村级组织建设的重心正在从村民自治转向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建来统领乡村工作,成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向。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江西省农村基层"党建+"在工作理念上突出协商取向,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和整合民意;在组织设置上,构建"一核多元"党群管理架构,提升组织力协同发展;在工作机制上,建立健全公开机制和监督机制,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在工作内容上,强调"党建+村中心工作",实现与基层实际有机融合。优化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必须使"党建+"工作服从治理需求,根据社区社会资本的总量和分布决定其内容和机制;必须强化建章立制、确保规范运行,开展实质性内容的党建活动,扩大工作覆盖面;同时,必须使"党建+"工作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着力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区域公共管理中的地方政府职能与治理结构协同机制:一个新分析框架

城市群、都市圈、都市区发展将是新一轮城镇化的重要态势,区域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地方政府是区域公共管理的重要参与者,提升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公共事务治理能力意义重大。梳理国内外已有研究,提炼出地方政府职能与治理结构协同机制分析框架,围绕区域公共问题,地方政府与上层级政府、区域内各级政府组织、市场和社会等主体间的互动是协调职能与治理结构关系的关键。浙江省"五水共治"与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两大案例的比较研究,验证了分析框架的理论预设,同时也发现要确保协同机制正常运行,离不开利益驱动机制与组织内技术化、专业化设置等适用条件。     

多元协同扶贫模式之构建:特征、现实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多元协同扶贫模式在主体、方式、格局和目标等方面有着不同于传统扶贫模式的显著特征。构建多元协同扶贫模式是应对贫困治理严峻形势,提高扶贫成效的需要;也是减少社会排斥,实现扶贫过程中公平的价值目标的需要;还是克服碎片化贫困治理,促成贫困治理中主体合作与协商的需要;更是遏制扶贫腐败,形成扶贫治理主体之间的监督与制衡的需要以及打破信息壁垒,推进扶贫信息的共享与整合的需要。构建农村协同扶贫模式应从主体的协同、观念的协同、信息的协同、制度的协同和过程的协同等方面多管齐下,以提升扶贫治理效果,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探索与思考——以社区建设创新农村管理

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全新课题,是伟大而艰巨的创造性工程。本文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以社区建设创新农村管理,最根本的是实现从行政管制到公共管理、社区服务的转变。它需要将村民委员会改制为社区居民委员会,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探索社区公共管理、社区自治、社区服务、文化组织功能,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功能;党和政府要从宏观引导和公共服务着手、农村社区要从民主治理和社区服务着手,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方式。     

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

乡村公共文化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和村落自组织文化两种实践样态。公共文化服务因文化阵地建设的供需分离、文化活动重"送"轻"种"、文化资源开发的异化现象等问题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呈现出"内卷化"逻辑;村落自组织文化因文化责任主体缺位、组织主体弱化、参与主体缺失等因素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呈现出"无主体逻辑"。两种实践逻辑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应建构国家资源与村社组织协同的公共文化发展模式。这一协同治理模式的实践过程本质上是通过国家介入来激活地方性内生文化资源,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实现多方利益主体的合作,激发出社区的文化活力,确立起文化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