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辞赋家的牢骚

讽谏君王的大赋是汉赋正宗。然而，《吊屈原赋》、《长门赋》、《答客难》、《解嘲》、《归田赋》、《刺世疾邪赋》等这些抒写政治牢骚的名篇影响不小。汉代辞赋家的牢骚，大抵生发于作者才能压抑、生活困顿，以及社会的小人得志、用人不公，揭露了封建帝国盛世的阴影和末代的腐朽。汉代第一个发牢骚的辞赋家是贾谊，最后一个是赵壹。贾谊在文帝二年被守旧派排挤，担任长沙王太傅，在赴任途中过湘江时“为赋以吊屈原”①；赵壹的《刺世疾邪赋》作于熹平二年。②辞赋家的牢骚首先是政治才能被压抑，也就是“士不遇”。因为大臣谗害而文帝疏远…     

“孝”文化的当代伦理困境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孝＂的文化。无论是从先秦的《孝经》到汉代的＂以孝治天下＂,还是魏晋的＂孝治＂,唐代的＂忠大于孝＂,或者到宋元明清时孝道教化的通俗化,＂孝＂文化在不同时期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本文对传统＂孝＂文化遇到的伦理困境加以详述,力求找到消解当前＂孝＂文化困境的最佳途径。     

盛世写华章

近日,海南国际旅游岛文化名片——《海南赋》首发并被海南省博物馆收藏。《海南赋》一书收入以赞咏海南山水以及各城市的赋文十一篇,还有《海南赋》、《五指     

汉代“郊祀乐”的道家文化色彩

汉代是"黄老之学"兴盛时期。汉代时期的道家文化与祭祀乐文化发展道路如出一辙,都是源出于民间,被帝王、上层所采用而掀起高潮,然后又重新回归于社会,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化活动。方士在上层的活动中造就了祭祀天地的《郊祀乐》,这为汉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春秋晚期从礼乐到礼义的转型

春秋晚期,随着＂礼崩乐坏＂的出现,社会开始了从礼乐到礼义的转型。表现为：礼义观念不断深入人心,而＂赋《诗》言志＂的行为也逐渐为＂引《诗》言志＂所取代。产生上述原因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五点：各级贵族僭越礼制;士阶层崛起,诸子纵谈,百家争鸣;传播媒介的改变;乐器的变迁;新声对雅乐的挑战,等等。     

汉代“郊祀乐”的道家文化色彩

汉代是"黄老之学"兴盛时期。汉代时期的道家文化与祭祀乐文化发展道路如出一辙,都是源出于民间,被帝王、上层所采用而掀起高潮,然后又重新回归于社会,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化活动。方士在上层的活动中造就了祭祀天地的《郊祀乐》,这为汉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班昭《女诫》的教育思想探析

文章以汉代历史文化为背景,依据班昭的人生经历、家学承传和文本内容,论证《女诫》的女性教育思想,即是劣势中女性生存智慧的教育,及两性平等教育的理念。同时也论证了《女诫》在汉代群体自觉意识向个体自觉意识转变过程中的重大贡献。     

冲突下的民族意识形态——论台湾传记文本《里程碑》和《无花果》

《里程碑》和《无花果》为回忆与记录日据时期台湾知识者生存挣扎及精神困惑的有代表性的自传体文本,均涉及殖民社会及战争状态下的民族冲突及国家认同问题,《无花果》并将这一问题导致的困惑延续到战后初期。两部文本在时间上共同完成了较为完整的对战争及冲突过程的回顾;空间上亦涉及台湾、大陆和日本,以及从台湾立场出发对三者复杂纠葛的观照。本文拟引入对民族主义的分析和研究成果说明上述文本呈现的民族意识的多重面向和变化,包括:在对抗和冲突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来源于民族文化传统、个人体验和台湾独特的历史境遇;这种民族意识可以成为抵御异族压迫的精神动力,也可能在民族内部政治文化冲突中被削弱;台湾殖民社会复杂性导致民族内部“他者”的形成;由于特殊的历史政治状态,在民族冲突下形成的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思想并未发展为爱国主义;民族意识的历史记忆可能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改变意义。     

探讨董仲舒学术思想 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董仲舒是汉代经学大师,班固《汉书》载:"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五行志》又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由此可见,董仲舒是汉儒的领袖,同时表明他在汉代的崇高地位。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和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使之名声大噪,不能不视为儒家划时代的伟大人物。他为汉代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上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地位。董仲舒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学术思想是很庞杂的。从他建构的"天人感应"理论来看,不仅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而且吸纳了秦汉的阴阳家、道家、法家等诸家思想及自然科学的成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体系。任何理论学说,只有不固守己见,不断地自     

台湾漫画发展史

<正>台湾早期漫画的兴起和民族情感的抒发台湾早期漫画多是政治漫画,民族意识浓厚。据说,1927年杨国城和陈继章在《台湾民报》以一幅政治漫画绘台湾日本殖民头目站在资本城,结果被警察拘留20天。1935年鸡笼生(原名陈炳煌)出版《鸡笼生漫画集》为台湾第一个出书的漫画家。1945年第一本综合杂志《新新》月刊,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热心文化的青年陈家鹏、王花、     

林安梧：先公民后君子

传统儒学以希圣希贤、以作为传统社会下的＂君子＂概念优先。《论语》中对＂君子＂描述为：＂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甚至到汉代更强调要＂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重点变成好像以‘道义’为主,‘利’好像不能谈了。＂林安梧说。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过程中农民的抵制心态

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的过程中,由于民族意识缺乏、国家观念淡薄、＂好男不当兵＂消极文化的影响以及兵役人员的徇私舞弊和被征壮丁所受的虐待,朴实的农民在＂经济伦理＂和＂安全第一＂的考量下,用他们所理解的生存法则—规避和逃跑对战时的征兵进行了＂和平＂的抵制。     

钱澄之《田间诗学》考

钱澄之《田间诗学》从体例上看以＂《序》曰＂、＂《谱》曰＂、＂朱注＂为标注,将毛、郑、朱三家相提并论,择善而从;从阐释特点来看则以名物、训诂为阐释经文的基础,具有考据特点;阐释诗旨时以尊＂古序＂为立场,或申说《序》说,或据《序》说而另作发明,或对《序》说存疑,或直接否定《序》说对诗篇作文学解读。《田间诗学》的这些特点在清初汉学派的《诗经》研究中具有普遍性,它反映出了清初汉学派在治经方法上的进步。     

悠悠环路情

悠悠环路情魏毅合肥市一环路建设系列报道之一引子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合肥在汉代即为＂全国１８个大城市之一＂。──转引自《合肥城市建设志》概述＂安徽需要大城市，目前首先要把合肥建设成为现代化大城市＂。──摘自回良玉省长《政府工作报告》一、决策合...     

宋赋巫山今何在

宋玉是战国末期楚国伟大的辞赋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历来与屈原并称齐名；他创作的《高唐赋》、《神女赋》等名篇，更是影响古今，享誉中外。赋中所写“巫山云雨”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而逐渐演化为中国文学的“云雨”经典意象，仅《常用典故词典》就收录了与“巫山云雨”内容相关的近60种变体措辞。     

论汉代的抒情言志赋

一个时代,人们总有自己的情感、心声需要抒发,因而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抒情文学。在先秦,《诗经》与《楚辞》南北辉映,代表了那一时代的抒情要求。那么,汉代的抒情文学在哪里呢,众所周知,汉大赋是以状物为主的,不是抒情之作。直到汉末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汉代的抒情之作主要是大赋之外的那些拟骚之作,被刘勰称为“杂文”的“对问”之作以及一些抒情小赋。这些作品才是真正的汉代抒情文学的主体,是上继诗骚,下开百代抒情     

贾平凹小说中的“畸形儿”及其文化隐喻

贾平凹小说中的＂畸形＂人物很多,但具有文化隐喻的＂畸形＂人物自《废都》开始出现,而具有文化隐喻的先天＂畸形儿＂是《白夜》（1995）中颜铭的豁嘴婴儿、《高老庄》（1998）中子路和前妻菊娃的儿子——双腿残疾的石头、《秦腔》（2005）中夏风和白雪的没长屁眼的婴儿。＂畸形儿＂意象在《白夜》《高老庄》《秦腔》中反复出现,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它隐含了作者不断变化的城乡观和文化态度。不仅如此,贾平凹借助＂畸形儿＂意象揭示了深刻的世界性主题——城乡关系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且表现出显而易见的艺术独创性。     

戈尔丁的人性救赎之路——兼论《蝇王》透视下的“悲观的乐观主义”情怀

关于人性之善恶,自古以来争论不休,中国的孔孟之学主张＂人之初,性本善＂,西方文化主张＂原罪论＂,认为人性生而有罪。威廉·戈尔丁作为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寓言编撰家,他的以《蝇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以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而卓著于世,威廉·戈尔丁也为此殊荣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戈尔丁的《蝇王》一反英国荒岛文学之传统,叙写了人性恶的文学主题,但作者在说明人性本恶的同时并不赞成罪恶,他旨在通过对《蝇王》人性本恶的表述倡导人类社会的善良与道德。从故事情节的道德评断上看,戈尔丁实为一个具有乐观生活情怀的＂悲观主义＂者。《蝇王》促使人类认识自身之恶,以达解救并改善自身之目的,这为人性恶之救赎提供了可行之治。     

联题秀水书长卷 雄视山川赋锦篇——徐联雄印象

正徐联雄,1954年生,字关佳,别号墨香斋主,贵港市人,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贵港市政府副秘书长、政协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广西诗词学会理事、广西楹联学会副会长、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书法家协会会员、贵港市诗词学会会长。书法作品获西安碑林等多家博物馆收藏,并多次获区内外各项比赛奖。诗赋代表作有《贵港赋》《东湖赋》等十余篇,其中《贵港赋》于2009年8月3日在     

刘勰论两汉文学(续)

二、“五言流调,清丽居宗”——汉代的五言诗两汉文学中,赋体为宫廷文学的主要形式,作者都是士大夫文人。由于大多数作品内容上的空虚贫乏,文字形式上的艰深晦涩,不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形式逐渐为人们所淘汰。代之而起的,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兴的五言诗。这种诗体,继承了《风》、《骚》的传统,又从民歌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一旦形成,便在汉魏文学史上占有统治的地位。关于五言诗的产生、形成,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五言诗盛行于魏晋南北朝,但汉代是它产生和形成的时期。因此,研究汉代的五言诗,就可以看到五言诗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