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环保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难点与应对

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中规定的“监督管理职责”,不仅包括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职责,也包括其为避免公益损害持续或扩大,依据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规定,运用公共权力、使用公共资金等对受损公益进行恢复等综合性治理职责。对于辖区内未经审批的露天垃圾堆放点,各级政府具有监督管理职责,在无法查明违法主体等特殊情形下,各级政府应发挥其综合性管理职责,自行组织修复,从而更快更好地实现公益保护目的。对于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政府,检察机关可以开展公益诉讼。上级检察机关对于确有错误的生效公益诉讼裁判,应当依法提出抗诉。对于重审中的诉讼请求,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     

行政监督管理职责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的限度分析——以2017—2020年行政公益诉讼判决书为研究样本

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行政诉讼法》,明确检察机关有权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从而解决检察机关介入监督行政监督管理职责的合法性问题。经过三年全面实施,检察实践尝试在事实上划定检察机关介入行政监督管理职责的维度,确定检察机关监督行政监督管理职责的限度,试图全面拓展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由于检察机关一方面偏差定位法律监督机关之宪法功能,另一方面模糊处理实现检察权之权能间的界限,导致检察机关介入监督行政监督管理职责存在诸多缺失。为弥补缺失,需要回归法律监督功能,根据法制原则,围绕权力外部"功能秩序"平衡和内部优化逻辑,在修正监督对象、评价标准、监督方式以及反馈形式的基础上,确定检察机关监督行政监督管理职责的限度。     

再辩“怠于行政职责论”——就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与曹树青先生商榷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是对行政管理权的补充而非替代,寄希望通过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以应对环境管理公权力的不足是公益诉讼制度不能承受之重.环境公益诉讼的本质属性、制度生成背景和民主价值取向内在预设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当然主体为公民个人和环保团体.唯有将公民个人和环保团体作为基本主体的制度设计才能实现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理性回归.     

论可诉性是行政行为的本质属性

可诉性是指法律行为的可诉性,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是指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诉诸法院司法审查的一种本质属性,这是判断行政行为的一个根本标准;过去,我国学界对行政行为特性的认识却忽视了这一点。可诉性是贯穿于行政行为与行政诉讼的一条红线,它使公民行政诉权的行使与法院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成为可能,具有普遍适用性。     

行政公益诉讼多头监管情形下行政机关履职行为判断

鉴于当前行政管理体制实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分级负责”的原则,在实践中会出现多头监管情形下履职不充分,最终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形。对于此类案件,在启动公益诉讼程序时,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履职的判断,既要兼顾各自职权设定的内容及目标,还应充分考察共同履职的手段是否已经穷尽,并以此为基础确定诉前检察建议对象。     

未成年人监护监督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解与适用

2022年以来,未成年人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不断拓展。未成年人监护权益保护作为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的重要内容,使得未成年人监护监督行政公益诉讼存在适用空间。其适用不仅能够加强未成年人监护检察监督工作的刚性,还能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监护监督规定笼统化的问题。要明确未成年人监护监督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合理适用磋商制度,拓宽线索来源以发现较为隐蔽的监护侵害行为,同时注重监督与配合并重,实现与行政机关的双赢多赢共赢。     

论经济法可诉性缺失的弥补

2008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正式实施,反垄断法的实施意义不可谓不重大,但是随着颁布其中的一些规定也引起了争议,其中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或者说对垄断行为的诉讼问题就是争议较大的一个。反垄断法是经济法部门中极为重要的一部,但对于可诉性依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经济法的可诉性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在分析经济法可诉性概念及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法可诉性实现的建议,以期对经济法的完善有所裨益。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情节恶劣”的理解与适用

《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情节恶劣”做出解释,但在具体适用上仍有可讨论与细化的空间。该解释第5条第（一）项规定的“长期”具有模糊性,应将其理解为长期或多次。第（五）项兜底条款的适用应基于本罪在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和行为对象上的三重特殊性,并参照前四项所列情节的严重程度,认定以下几种情节应属本罪的“情节恶劣”：行为主体方面,系被害人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或与被害人有血缘关系;行为方面,多次性侵或在公共场所、未成年人住所或学校宿舍、教室、医院等职业场所实施性侵;行为后果方面,致使被害人伤害或怀孕与第（三）项“致使被害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者患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的”程度相当,应属情节恶劣。     

预防性安全生产行政公益诉讼办案难题和破解路径

预防性安全生产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要旨在于确立一种“全面预防与协同治理”的复合监督机制。当前,预防性安全生产行政公益诉讼实践中显现出信息壁垒长期存在、监督职责难以厘清和履职情况不易判断等案件办理难题。为有效破解以上问题,应加强信息共享与合作机制建设,打破信息壁垒;完善监管职责认定和履职情况判断规则,形成监管合力;推动建立危机防范体系并制定应急预案,扩大监管效果。     

实现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立法的策略探讨

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目的就是保障行为人的各种经济权力。在具体法律实践中,经济法是否能够切实保障经济法权力并有效实施,主要问题还是实现经济法的可诉性。目前我国在法律体系和法律诉讼机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就需要研究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立法的实现。本文在主要论述了经济法可诉性的概念和理论,总结出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立法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提出几点有效措施。     

浅析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立法的问题及对策

经济法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法律部门,是保障行为人各种经济权力的法律。在具体法律实践中,经济法实现对经济法权力的有效救济,保障经济法的各种权利,主要是看如何实现经济法可诉性问题。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在法律体系、法律宋诉讼机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研究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立法实现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详细阐释了经济法可诉性的相关理论,进而提出了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立法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了实现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的策略。     

经济法责任及其诉讼程序的反思与拷问——兼与颜运秋教授等商榷

无视经济法责任来讨论经济法的诉讼程序无疑是缘木求鱼的做法。由于传统部门法已经渐趋成熟，以及传统部门法划分标准理论的变异，从而导致经济法缺乏普遍的自己专有的法律规范，往往多是借用了传统法律规范，由此决定了经济法无独立的经济法责任。而是“四大责任”的综合。因此，经济法无构建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程序的必要性。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与有无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程序无必然联系。解决经济法可诉性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经济法的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公益诉讼问题．以及经济法私益诉讼的司法保障问题。经济法的诉讼程序在于亟待建立违宪审查程序及其宪法法院（或类似机构）。并在现有三大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公益诉讼制度和加强私益诉讼的司法保障。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与行政公益诉讼

一、问题所在(一)行政公益诉讼的尴尬局面伴随着一场又一场被冠以"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相继发生,加之所谓"十大公益诉讼"等评选活动〔1〕的展开和相关媒体的广泛报道,曾经令人们感到陌生的"行政公益诉讼"也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益诉讼被誉为"法治建设中的一个可喜的信号","昭示维护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2〕行政公益诉讼则被作为"推进法治的重要路径"来定位,已然成为近年来极为热点的问题之一。〔3〕但是,被称为"公益诉讼"尤其是"行政公益诉讼"的     

行政诉讼法修改剑指“三难”

正法乃治国重器,良法是善治前提。首次大修的《行政诉讼法》迎来一片点赞声,接下来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法律颁布实施后,是否能够得到较好的实施?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该决定自明年5月1日起施行。这是行政诉讼法实施24年来的首次修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三难"催生新行政诉讼法现行行政诉讼法是1989年4月4日由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自1990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实施以来,在解决行政争议,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条款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和起诉主体。结合现有学术研究成果和具体司法实践情况来看,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提起条件应当满足个人信息处理者主体适格、存在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并且损害了众多个人权益三项条件;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三种法定起诉主体应当分别定位为主要起诉主体、必要起诉主体和补充起诉主体;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具体路径选择需要结合两种公益诉讼模式的立案条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主体类别以及处理主体与信息主体之间的关系具体判断。     

行政许可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衔接缺失及司法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自2004年7月1日实施至今已经5年,该法施行之初,在誉之为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的同时,很多有识之士对该法实施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预测,忧心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不能为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提供一个良好平台,不能为完全实现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原旨提供司法保障。5年来的     

“地域歧视第一案”的行政法思考

因悬挂横幅导致的“地域歧视第一案”已适用民事程序调解结案,然而,这起案件并非民事案件。该悬挂横幅的行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和职责权限内,行使行政职权、运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且具有可诉性,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该案件当作民事案件审理有其内在的深层原因．其中暴露的我国行政法律的缺陷已不容忽视。行政法治的不健全,必然会影响到国民对法治进程的信仰．完善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已迫在眉睫。     

浅议经济法的可诉性

可诉性是法的基本属性之一，而目前我国经济法的可诉性却很难得到保证。本文重点分析了我国存在的妨碍经济法可诉性实现的各种因素，并就如何切实保证经济法可诉性提出了相关见解。     

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几点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是,《行政诉讼法》却没有提供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导致公共利益受损时的合理救济途径。本文在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作了简要介绍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我国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