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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小时候因为家里贫穷,几乎没有读过书。所以,在以前的生活中,外婆除了照顾家人、做好家务外,没有其他精神生活。我是跟着外婆长大的。记得两三岁时,外婆每个周末都会早早地把我叫起床,把家收拾停当后,便带着我上街,穿过一条不长的小道后,就进入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坐着很多人,他们嘴里不停地念着什么。这时,外婆会带着我坐下,然后和他们一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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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在我的内心就会泛起一阵涟漪,什么时候我也能实现我的愿望,把周围的残疾朋友们组织到一起,共同感受生活的美好。2003年10月20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我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我正式上岗担任了省报社社区残协专职委员。上任伊始,为了了解社区中每位残疾人的详细情况,我每天拄着双拐奔波在楼群大院之中,往返于辖区十几条街路间,对辖区内的所有残疾人逐户地进行摸底调查,按类别记录在册,和他们谈心、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从生活和思想上了解他们在想什么、盼什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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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联,干着高兴,心里踏实."
记者:您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做到市残联理事长的,在这一职位上一待就是10多年,您对残联工作有什么样的体会?
杨惠春:我以前在县里工作过,也在乡里工作过,我知道老百姓心里是怎么想的.特别是残疾人,他们是生活最困难最无助的一群人,所以对他们的工作不要说大话空话,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好处,你让他们得到康复,或者帮他们找到一份工作,这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事儿了.在残联这么多年来,我有一个职业追求,那就是宁干过头事儿,不说过头话.残联的工作不用唱什么高调和赞歌,你就踏踏实实做,想方设法让残疾人得到实惠比什么都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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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新冠疫情来得太突然,我还没有考虑好是否回台湾过春节,武汉"封城"的消息就发布了。就这样,我一个人留在了武汉,见证了这一段病毒肆虐、全民抗"疫"的历史时刻。留在武汉共度时艰"封城"后,我心里有点慌乱,但是很快就接到了台办、街道、社区关心问候的电话、信息,让我有什么困难直接找他们。随着疫情扩散,我和许许多多市民一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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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受到校园欺凌,高一学生横山不惜用自杀的方式嫁祸给施暴者。最终发现真相的女法医说了这样一段话:"他们(欺凌者)会有一个新的生活,会忘记摧毁你人生的那段经历。就如同我至今都不认为,当初孤立我、侮辱我的同学,会记得曾经对我做过的一切。这就是事实。而作为被欺凌的一方,也打心里不会原谅这些人,老死不相往来已是最大的宽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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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农民工二代,以"80后"、"90后"为主。他们或者曾是"留守儿童",或者曾是随"农民工一代"父母进城寻梦的"无根儿童"。在他们身为"农民工一代"之辈渐渐退出城市舞台的同时,他们陆续涌入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不属于他们的高楼大厦间寻梦,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农民工二代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都有所不同。在我采访到的十几名服刑人员中,当问及将来是否还要回到农村老家时,回答几乎都是"不"。而且,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也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因此,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他们游离,稍一失控,偏离人生航向,走入犯罪歧途就会成为必然。为了有效预防农民工二代犯罪现象的发生,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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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晟 《Women of China(中文海外版)》2004,(12)
〔二选一] "妈妈听到我很难成为一个好的篮球手时并没有失望。如果我想成为职业篮球手,他们不会反对,但他们希望我另有所长。妈妈最大的期望是我念大学。在中国要成为职业运动员十二三岁就得开始训练,每周只去学校3次.每次三四个小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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