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创新

我国腐败的泛滥不在于缺少相关制度,而在于现有制度运行的失效,在于法治社会的缺失。对腐败的治理关键在于推进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本文从法治社会与防止腐败关系的角度,通过廉政法治文化建设、权力法治化、民主公开的立法、司法独立等几个方面促进廉政法治社会的形成,完善反腐败的法律机制,达到限制权力防止腐败的目的。     

论法治的政治生态文明功能

政治生态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构成要素,是指一个国家政治运行的内外部环境的和谐状态。政治生态文明有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治可以作用于每一个指标而体现其功能。总的来说,法治的政治生态文明功能具体表现在政治和平功能、政治发展功能、政治稳定功能、权利保障功能、权力制约功能等五个方面。     

外部人员列席检察委员会制度的建立

法制进步促进公众法治意识和监督意识的日渐强化。权力,作为一种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同时又对人民生产生活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社会管理职能,在人民法治意识和监督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临督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以及权力寻租下的腐败对社会生产生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和强烈呼声。司法权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其公正性始终是关注的重点之一,且这种关注直指司法权的决策核心环节。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泛化及其立法防范

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不可缺少的权力 ,同时也是一种应当受到限制而又很难加以有效控制的权力。如何在行政自由裁量权问题上将社会发展所激起的行政权力扩张需求与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协调一致 ,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总量的增长为行政法治基本框架制度所容纳 ,避免旨在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权在其运行过程中过多地牺牲法治价值和个人利益 ,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始终未能摆脱行政自由裁量权泛化趋势的困扰 ,而我国行政法治理论则对此极少关注 ;有关自由裁量权的研讨更多地聚焦于滥用及控制方面 ,但对滥…     

中国当前反"权力寻租活动"战略研究

本文论述了权力寻租的基本理论以及中国权力寻租的现状,认为我国权力寻租产生于我国转型时期的双轨体制背景下,主要产生原因是政府权力过大以及监督制度缺乏。权力寻租造成了经济损失、社会资源浪费等影响,同时带来腐败等社会公害。对此,文中提出了反"权力寻租活动"对策再研究,并认为政府应该分权并加大监督力度来改善权力寻租这个问题。     

专统犯罪学“三段论”体系的生态学观——犯罪生态学的新视角

犯罪生态学是生态学理论和实践在犯罪学方面的运用,它着重从社会生态、群体生态和个体生态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解释犯罪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并努力遵循其生态关联规律来对犯罪现象进行生态调控,以便提高社会、群体和个体自身犯罪的免疫力和抵抗力。运用生态学来对传统犯罪学中的犯罪现象、原因和预防进行分析,能够建立起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使社会生态系统发挥最佳的整体性效能,优化社会生态循环质量,提高社会有机体的犯罪免疫力,达到抑制、减少和消除犯罪这一目的。     

儒家“活法”与权力制约新论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权力廉洁、正当运行的重要条件。由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儒家"活法",它一般性地参与构造了权力运行的双重领域与二元秩序,即公共领域与"活法"领域、国法秩序与"活法"秩序。故此,权力的制度笼子必须延及权力运行的儒家"活法"领域与"活法"秩序。学界主流的权力制约理论存在两大不足:一是与中国的权力架构及运行实际存在差距;二是忽视了儒家文化对权力运行的影响。基于现代法治社会权力行使主体隐私权克减的通行法理,设计出既符合中国权力架构,又能控制权力行使主体的微观与私域行为,进而反制儒家"活法"对权力廉洁、正当运行的负面影响的制度尤为必要。     

论宪法精神与和谐社会

在当代,和谐社会与以宪法精神为基础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法治社会不等于和谐社会,但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建设一个以宪法精神为核心的法治社会。从宪法精神角度看,公民间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终极价值关怀,而国家权力间的和谐和国家权力与公民人权间的和谐便是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根本支柱。     

姜明安：法治中国与司法公信力的关系

二者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须。因为建设法治中国，法律必须被国民信仰，司法必须被国民信任和尊重，否则，法律、法治将形同虚设；建设法治中国，政府权力必须被制约，而制约政府权力的重要机制是司法。人民如果不信任司法，不运用司法监督和控制政府权力，政府权力的腐败和滥用将不可避免；建设法治中国，社会矛盾和争议必须主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关于法治的思考

法治 ,即法律之治 ,不是用法来治 ,这是法治与人治的本质区别 ;法律至上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社会公众树立起法律至上观念 ,是实现法治的社会精神基础。法治与民主是伴生的 ,保障民主必须限制权力 ,法治的重要功能是限制权力的滥用 ,权力的正常运行仅靠当权者的自律是不够的。程序不仅是保证法治运作的手段 ,也是法治所追求的实体价值目标。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动力分析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也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形成合力,是我们应该思考而又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动力可以分为原动力在于人的需要,根本动力在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直接动力在于理论引领与权力推动。     

论现代法治框架下的警察行政权

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公共福利,必须赋予警察在社会管理方面一定的公权力,这种权力即为警察行政权。警察行政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直接面对着人民的个人生活,其行使如果越过必要的界限,极易造成对公民私权利的侵害。把警察行政权的行使纳入现代法治的框架,对其的运行强调法律、比例、程序、制约、救济等法治原则,重视行政相对人的能动作用,加强对警察机关及其警务人员行使警察行政权的行为—公安行政行为的监督,将会有效地防止警察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     

经济的知识化、知识的权力化与法律的知识化

知识经济已经成为新世纪经济发展和法律变革的时代主题 ,社会经济的知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的权力化 ,引起了构成法律基本要素的“理”即生产方式与“力”即国家权力的相应变化 ,进而引起了法律的知识化发展趋势 ,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法律更具有合法性 ,未来法治的重心应是加强知识的法律化和法律的知识化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生态文明法治基本原则的凝练与展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法治建设明确了生态化方向,习近平法治思想是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的基本指引,从中总结生态文明法治的基本原则,可以将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要求与法律制度联结起来。生态文明法治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反映生态文明法治理念,另一方面为生态文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提供明确的指引。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并参考学理上总结的环境法基本原则,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法治的环境公平、绿色发展、风险防范和公众参与原则。环境公平建立在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人与人关系协调的保障;绿色发展和生态安全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两项要求,分别从发展的限定和风险的防范两个角度为人的行为提供指引;公众参与是彰显人之主体性的基本方式,可以从形式和实质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发展规律研究

社会转型是一个价值更替、秩序重构和文明再生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承继以往优秀传统、解决当前现实问题、规划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时期。西方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法治的发展既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又包含着基本的共性特征;既植根于各国的传统和国情,又遵循了基本的法治规律。我国当前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西方国家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建设的共性特征、基本经验和一般规律给我们以诸多启迪与借鉴,也有助于我们预测和把握我国法治的未来发展趋势。     

法治信念的危机与法治论者的姿态——法治进入方法论时代的背景考察

中国的法治建设,在起步阶段就遇到一系列理论冲突与现实矛盾,这属于法治进程中正常现象。面对冲突的理论和复杂的社会现实,法律人对法治的信念不能丢失。信念的丢失而引发法治的危机说法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但是,从面死而生的角度看,这会使人们更加理性和正确地看待法治的进程。也许只有在法治论者的苦苦挣扎中,我们才能够深入理解法治的真谛。坚守法治信念是法律人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法治理论和法治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中国古代的“权力”理念——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体与法律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价值观与西方确实有着诸多的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将＂权力＂视为治国工具,而西方先人一开始就对权力充满戒心。本文分析了孟德斯鸠、魁奈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梁启超等对古代中国政体的认识,并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先秦儒家认为＂人性善＂,对贤人始终寄予希望;先秦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主张利用＂人性＂,加强君主的权力。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则坚持以法治限制人性,制约权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权是一个畏惧、荣誉、品德兼而有之的＂混合政体＂,中国的＂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     

中国法治发展的目标冲突与前景分析

中国的法治发展是与社会结构转型、体制转轨和大国崛起等进程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为化解制度创新、秩序转型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等因素之间的目标冲突,中国法治实际走上了一条政府推进型的渐进发展道路。为此,可以把中国法治发展划分为经济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社会建设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以及政治主导的法治发展阶段。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如果从现在到2020年的中期发展目标能够如期实现,中国预计在2020年有望进入"政治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同时也要看到,从现在到2020年之间的不确定因素会导致法治发展的不同前景。     

论强制性调解对法治和公平的冲击

调解是不发达社会主导的纠纷解决制度.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调解退化成一种基层社区自治的制度和司法程序中"依附于"判决的制度.在大型有组织社会,发达的调解与人治并存;判决的权威是法治社会的标志.东方发达的调解制度是人治社会的一部分,它不是先进文化,恰恰是东方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制度原因.解放后我国调解的走俏正是我国的人治社会使然.改革开放以后判决的短期走强是社会法治冲动的产物.强制性调解构成对法治基本价值的损害.既然我国已经选择了法治之路,我们就只有选择以判决为主导的纠纷解决制度,坚持调解的自治与自愿原则,并对调解进行法律规制.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之理念溯源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是指导我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法治观、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与法制理念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提洪了思想根基、本土资源与全球视野,并为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继承和发展。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产生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实践,应以法治国家建设推动生态文明法治的顶层设计,以法治政府建设完善生态文明法治的体制机制,以法治社会建设保障生态文明法治的社会基础,这也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