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路径之一:法律移植

中国法制现代化选择的路径之一即法律移植。法律能否被移植素来有许多争议,但本文对法律移植持肯定态度。因而对法律移植的合理性问题,法律移植过程中的供体与受体的审查考量及法律移植的方式,法律移植过程中伴随的本土化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立足本国国情借助外来先进的法使之与本国法相整合,有利于中国法制的现代化。     

试论清末法律移植及其现代启示

清末修律开启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其中,法律移植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它对我国今后法制的发展影响深远。如今在法律制度的构建过程中我们很有必要温习这段历史以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本文试图从清末法律移植在法理、司法、立法方面移植外来法的成果进行分析来回顾这一运动,以期对今后法律移植进行借鉴。     

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中国法制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它是在引进西方法文化的同时 ,批判与吸收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内核的矛盾冲突中逐步推进的。法律移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任何被移植来的西方法制文明因素 ,只有扎入中国的文化土壤 ,得以积淀下来 ,进而成为本民族法文化的一部分 ,才是成功的移植。     

浅论法律移植若干问题

世界各国法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吸收大大促进了法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法律移植是对外来法的继受,在法律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本文从法律史的角度总结了法律移植的发展规律,阐述分析了法律移植的范围和影响因素,提出了法律移植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法律移植与法制现代化问题研究综述

法律移植与法制现代化是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法律移植对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系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围绕研究法律移植对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作用、目的以及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对策和建议等问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探讨,研究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成果,但在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界定标准方面,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论法律发展中的本土资源与外来资源

"法律移植论"强调外来资源,而"本土资源论"认为我国的法律发展更应该注重本土资源。本文通过分析指出,中国的法律发展,究竟是注重外来资源,还是本土资源,应视具体情况而定。那些传统法律文化能够为当代法律发展提供充分制度资源的领域,我们就应注重本土资源,反之,则应注重外来资源。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基于胡适先生“接受现代化”引发

中国走向法制现代化的路径有两个:一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继承、创新,即法的本土化;二是对西方现行法律的接受、学习,即法律移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主要路径是移植和创造,而不是继承和弘扬,但法律移植不是完全的西化也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一个国家自觉地将其他国家法的理念、体系、原则等植入到自身法律体系中,并经过适当的本土化而予以贯彻实施的一种法学理论和实践活动;法律移植的理论基础是法律的普适性。本文指出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和法律移植能够降低立法成本,进行法律移植是我国尽快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当然选择。     

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从预期违约制度的移植谈起

法律移植是人类法律进步,法律文化互动与交融的一种主要形式,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过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法律移植在促进移植国法律完善与进步的同时也会与本土法律文化产生冲突,本文以预期违约制度为例探讨法律移植以及如何避免和减少法律冲突问题。     

论法律移植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人们一直为法制现代化的含义而争论,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法律移植。从法制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法律移植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刑法教义学:经验、反思与建构

当代中国刑法教义学经历了去政治化工具的教义学、作为解释学工具的教义学及作为学科精致化工具的教义学的发展节点。面临实定法的粗疏与缺陷,理论继受过程中的移植落差,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发展呈现出诸多特殊的面向。一方面是中国刑法实定法规定的非理性,另一方面是刑法教义学本身的高度理性,二者之间形成了持久的紧张关系,在这种紧张关系之中开展教义学研究需要厘清实定法不可质疑性前提与教义学科学性的关系、立法论与解释论的关系,培育连接立法-司法-法学研究者的教义学共同体,同时警惕对德日刑法教义学的过度路径依赖,积极进行本土化教义学理论的创新与构建。     

历史境遇与法系构建:中国的回应

法文化传统的取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中已有合理结论,而法律移植作为法治构建和运行的必然选择已成为历史定论。二者合乎逻辑的契合,才能创制法律的本土化,并使新构建的法律符合中国的国情状况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使法律辉映出应有的权威性效力而成为制度事实。历史的理性回应是,必须消除法律的虚无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牢固树立法治观念,构建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重新认识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

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来源于苏维埃行政法实践,其属于社会主义法系模式,既不同于大陆法系模式,更不同于英美法系模式。这种立法模式的基本特点在于以国家管理机关为中心安排法律结构和法律位阶等级体系的模糊性。在当代中国,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应该进一步完善。首先,以组织法律来构建我国行政组织法律体系是必要的。其次,以宪法为指导,确立行政组织法律主义这一组织法治原则。再次,在既有法律基础上构建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最后,重视行政组织法与行政管理法或行政作用法的密切联系。     

邓小平法治理论是依法治国的指南

邓小平法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内容十分丰富 ,涉及到我国法制建设的各个方面 ,但其核心精神十分明确 ,即 :完善法律制度是根本。这一极其重要的结论 ,是邓小平同志在对我们党和国家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得出的。在我国全面进行经济、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邓小平同志对加强行政法制建设、保证政府严格依法行政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主要包括 :一要加强行政组织立法 ,二要严格依法行政 ,三要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进程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创新 ,在这一创新过程中 ,当务之急就是要以邓小平法治理论为指导 ,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法治道路 ,正确处理依法治国向纵深推进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重大关系     

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初步比较

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和台湾地区建立了不同的法律体系,其现行行政诉讼法也存在较大区别,对之进行比较研究,便于进一步了解和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差别主要体现在：出台背景,总体内容,体制及法的结构,立法目的,受案范围,管辖的规定,参加人制度,前置程序,证据制度,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再审程序。     

法律发现的实证分析——以我国行政诉讼为重点

法律的发现主要指法官用来发现解决个案纠纷的法律规则而使用的法律方法。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了对法律发现进行研究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发现的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传统的成文法观念下,实际上存在着广泛的法官具有创造性的发现法律的活动。通过对我国行政诉讼中法律发现实践的价值分析,又可发现,法律的发现实践不仅弥补了法律的空缺,深刻地反映了法律到底应该是什么,而且维护了行政的活力。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在正视法律发现的正当性的基础上,从多方面改革现行司法制度,促进法律发现的发展。     

论我国判例制度的建立

我国以制定法为基本法律渊源 ,排除判例的法律渊源地位的法律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因此 ,在我国建立判例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建立我国判例制度宜采取法律移植的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克服多方面的障碍。     

试论法律移植及其本土化

当前,在法律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如何科学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并将移植法律与本土资源充分结合,在本土资源认可和整合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移植法律的效用,是我们实现法律制度现代化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行政规范性文件之民事司法适用

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行政规范性文件是重要裁判说理依据。行政规范性文件民事司法适用之法理基础,在于其是我国规范等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民法非正式法源,且在公私法融合的背景下,行政规范性文件也无可避免地需要适用于民事司法。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民事司法适用分为法源与非法源意义上的适用。非法源意义上的适用,指行政规范性文件"为认定事实之依据"。法源意义上的民事司法适用规则,包括形式、实质、程序三个方面。     

关于行政法总则的期望与构想

制定行政法总则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制定行政法总则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的行政立法实践已经走出了中国特色创新之路,党和国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强力推动,为制定行政法总则夯实了基础和条件保障。行政法总则的制定,应当以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行政法律体系中已有的或应该有、可能有的共有普遍性和引领性规范提取出来,作出统一规定,既构建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为各分编的规定提供依据。从行政法总则到行政法典的制定,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是促进我国建成法治政府的极为重要的举措和通道,也是对世界行政法发展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