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主义的影响

一、实现了对克林顿总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巨大转变 二战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大体上分为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超越遏制战略”和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扩张战略。目前美国仍然处于这一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总的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有“三大支柱”，即安全、经贸和人权。主要是因应2001年“9·11”事件和国际恐怖主义，乔治·W·布什总统在美国的综合实力基础上，借助反对恐怖主义之机维持冷战后美国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和“领导地位”，推出其国家安全战略即布什主义，强调军事主义，     

美学者论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1998年底出版保罗·斯代尔斯主编的《新安全议程-全球纵览》一书,概述了“非传统安全”的缘起及主要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摘介如下: 一、非传统安全的涵义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形势相对缓和,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地位相对下降。许多国家开始关注非军事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及其防范措施,如恐怖主义、种族冲突、环境恶化、粮食和能源短缺、毒品交易、跨国犯罪、人口增长和非法移民等。这些问题与传统的外部军事威胁相对,被笼统地称为非传统安全。     

论欧盟共同防务与安全政策中的俄罗斯因素

冷战时期苏联的军事威胁是影响欧共体共同的安全政策的主要因素。冷战后 ,俄罗斯对欧盟安全的威胁不再是当务之急 ,但仍然是影响欧盟共同的安全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冷战时期西欧共同安全政策更多地局限于防守 ,而冷战后则表现出扩张的态势。目前俄罗斯支持欧盟的共同安全政策和建立欧洲独立防务的努力。欧盟共同防务和安全的发展 ,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的互信与否。由于欧盟与俄罗斯的合作是建立在俄罗斯虚弱、而又不能忽视其在欧洲安全问题上作用的基础上的 ,因此它们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将既合作又竞争 ,既相互需要又相互斗争 ,妥协与矛盾并存。     

美国与核恐怖主义的安全化

冷战后、尤其是"9·11"后,核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上升,美国政府通过对核恐怖主义的安全化操作获得了相当的特殊权力.通过对特殊权力的运用,布什政府较为成功地发展出一套层次性防御措施.但与此同时,美过度运用安全化逻辑导致了对假想敌的塑造,使其在伊拉克及伊核、朝核问题上陷入困境.这甚至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私人安全公司与东南亚海上安保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内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多,对现有国家行为体的应对能力形成挑战,于是,大批的私人安全公司开始出现。近年来,安全问题私有化也发展到了东南亚地区,大批来自欧美国家的私人安全公司涉足东南亚地区,积极提供海上安全服务。一方面,私人安全公司在应对东南亚海盗及海上恐怖主义威胁,保障海上航行安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雇佣私人安全公司不仅会削弱国家对暴力机器的绝对控制,甚至可能会升级、恶化地区冲突。鉴于私人安全公司在东南亚海上安保中的双重作用,东南亚国家也相应地加强了对海上私人安全公司的管控,以趋利避害。     

新时期美国海上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特征分析与经验借鉴

美国东西两面濒临海洋,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大国,又是当今世界综合实力第一的海洋强国.随着冷战的结束,与传统安全相关的海上危机有逐渐减少的趋势,而与经济、资源、生态环境、能源、海盗、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相关的海上危机却日益增多,愈益成为海上和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美国在遭遇和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海上危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系统和健全的海上危机管理机制,也摸索和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海上危机管理经验.为有效预防、管理和化解危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些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海上危机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拉美地区的安全形势与安全合作

当前拉美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和安全形势包括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两个方面。国际安全方面的主要威胁和问题是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和难民、边界和领土的争端与冲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国内安全方面的主要威胁和问题是政治的脆弱性、治理能力的丧失、经济的危机、失业和贫困人口的增加、社会的动乱、民族间的冲突。自冷战结束以来 ,恐怖主义的凸显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九一一”事件后 ,拉美国家之间、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在安全和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在加强。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 ,美国在安全和反恐斗争方面需要拉美国家的合作 ,而拉美国家在维护国内和国际安全方面也需要美国的支持。然而 ,拉美国家之间 ,特别是美拉之间在上述问题上也存在不少矛盾和斗争。美国借反恐加紧控制拉美国家 ,而拉美国家当然不会听任美国的控制。美拉之间这种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和斗争的状况将会继续下去。     

挑战与机遇:东亚一体化视野中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当前,传统安全威胁较冷战时期大为减弱,而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危害国家和地区安全甚至全球稳定的主要因素。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较为成功,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客观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非传统安全合作增强了东亚国家的相互了解与互信,培育了地区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促进了东亚合作机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为一体化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结构支撑。另一方面,东亚特殊的安全格局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矛盾使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蕴涵了重要机遇。     

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态势及反恐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对中国西部周边安全构成威胁的恐怖主义主要来自中亚地区和南亚地区。伴随相关国家反恐力度的加大及国际反恐合作的强化，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得有效遏制，南亚地区则变成了恐怖主义的“重灾区”。一、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态势与特点     

全球艾滋病现状综述

艾滋病的完整名称为“获得性免疫功能丧失综合症”(AIDS:Acquired Immure Deficiency Syndrome),其病毒的完整名称为“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IV:HumanImmunodeficiency Virus)。它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冷战结束而“9·11”事件尚未发生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直被视为是人类安全的头号威胁。“9·11”事件以来,艾滋病对人类威胁的严重程度仍可与国际恐怖主义相提并论。因此,诺贝尔奖委员会2001年10月宣布将诺贝尔和平奖同时授予联合国与安南秘书长时,特意夸赞其对两种威胁的应对,一个是恐怖主义,另外一个就是艾滋病。     

构建区域合作安全的尝试——兼论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新问题

早在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就在安全合作的冲突管理和干预方面有所尝试.冷战结束后,非军事性的冲突因素影响上升,预防冲突成为国际社会探索多边安全合作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领域.上海合作组织覆盖的广大地区包含了丰富的潜在冲突因素,解决区域内国家、社会、民族和宗教层面的矛盾已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主要方面.在通过预防性外交解决了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斗争取得明显效果后,上海合作组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合作机制正在形成,并有望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新型的预防地区冲突体系.     

司盟理论视角下的菲美同盟构建

美国和菲律宾是传统的盟国,早在1951年两国就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关菲同盟成为冷战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冷战结束后,双方的同盟关系逐渐弱化。21世纪初的几年间,为了应对全球的恐怖主义的威胁,双方的同盟关系逐渐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北约反恐战略的演变

北约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同盟和集体防务组织,其反恐战略值得关注。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威胁相对减弱,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威胁正不断增强。北约的整体战略也就此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对恐怖主义问题的关注在其战略中的地位逐步上升。尤其是"9·11"事件后,反击恐怖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北约议事日程中最紧迫的议题。这一变化反映在北约不断修订的战略文件中,也体现在北约的政策实践中。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对恐怖主义的反击重塑了北约。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成因

一、冷战后的国际恐怖主义 :一个新态的全球政治现象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成了日益增长的全球性危机和地区性威胁的主要策源地之一 ,对国际秩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美国俄克拉何马城政府大楼爆炸到日本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案 ;从英国伦敦的大爆炸到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大闹科伦坡 ;从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到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被炸……国际恐怖主义浪潮越来越显示出席卷全球的趋势。与冷战前相比 ,它们在性质、形式、规模、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与其他有组织的跨国犯罪 ,例如毒品走私、非法贩卖武器等 ,一起…     

新安全观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冷战格局结束以后，国际安全领域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安全威胁复杂多样，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疾病蔓延、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构成挑战。世界各国纷纷提出了新的国家安全理念来应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国结合本国安全面临的具体实际，积极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并在外交实践中努力加以贯彻。新安全观是与冷战思维相对立的一种安全观，目前已成为中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价值观念。新安全观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和平追求，也反映了中国坚持平等、正义的基本信念，其独特内涵昭示着中国将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简介

“9·11”事件使美国清醒地认识到恐怖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从2002年起，在美国颁布的历届、历版各层级安全战略中，官方无一例外地将恐怖主义列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     

美国非洲战略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地位的演变简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非洲战略在其国家大战略中的地位经历起伏。冷战期间，非洲仅仅作为辅助美全球战略实施的边缘化地区。冷战结束后初期，由于失去了作为美苏对抗筹码的价值，非洲的重要性下降。直到90年代中期，随着非洲经济向好和恐怖主义威胁的提升，非洲的重要性才有所回升。“9．11”恐怖袭击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外交进程。美国担心非洲的“失败国家”和“无人管理地带”可能会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将非洲提升到了“高优先级”，非洲战略首次进入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论上海合作进程中的综合安全理念

冷战结束后,以两大军事集团对抗为标志的传统军事安全因素对国际社会秩序的威胁程度大大降低,恐怖主义、民族冲突、宗教矛盾、毒品犯罪、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引发地区性骚乱和冲突的危险性上升。同时,倡导兼顾多安全领域和多安全主体的综合安全理论也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认同。回顾从1996年开始于中国上海的地区安全合作进程,在成功解决军事安全问题后,即转入与为患各国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等恶势力的斗争,并逐渐向经济、文化、社会保障等更加广泛、更深入的领域中扩展,结合欧亚地缘政治特点,对综合安全理念进行着积极的实践和有益的探索。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生物安全

本文简述了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的转变 ,在非传统安全理论视角下探讨了以自然的传染病威胁和恶意的生物恐怖主义威胁为主要内容的生物安全威胁的非传统特点 ,并对由生物安全所引发的“人本安全观”作一理论的反思。